一、诊断

中医诊断学到了清代，在各科专著中均有新的见解，在舌诊、问诊、切诊等方面较前代有较大发展；“辨证论治”作为一个词组由章楠在《医门棒喝》中提出，八纲辨证广泛应用，创立卫气营血与三焦辨证方法。喻昌《寓意草·与门人定议病式》主张记录病情或医案时应标明“某年、某月、某地，某人年纪若干，形之肥瘦长短若何，色之黑白枯润若何，声之清浊长短若何，人之形志苦乐若何”，以及发病情况、病变诊治过程等，应“一一详明，务令纤毫不爽，起众信从，允为医门矜式”。

（一）望诊

名医张璐之子张登重视望舌，在申斗垣《伤寒观舌心法》基础上，参以其父及亲身经验，于康熙七年（1668年）撰成《伤寒舌鉴》一书，可谓是舌诊史上的重大发展。该书论伤寒热病舌诊，根据舌质与舌苔的深浅、兼杂、润燥、偏全及形态等不同，分为白苔、黄苔、黑苔、灰苔、霉酱色苔、红舌、紫舌、蓝舌八类，绘制120幅图谱，并附说明。由于斑疹性传染病的流行频繁及温病诊疗经验的发展，望诊中对于皮肤损害性表现的诊察较《诸病源候论》更为细致缜密，例如叶桂根据斑疹、白㾦的颜色、形态、部位及其变化等，作为判断温病病情、预后、用药的指征。叶氏同时强调“验之于舌”的重要性，通过观察病人的精神和舌苔变化作为卫气营血辨证的主要依据之一。叶氏首创验齿法，认为温邪每易耗伤胃津和肾液，验齿则可知邪火之盛衰、津液之涸荣、疾病之预后，如《温热论》载：“齿若光燥如石者，胃热甚也”“若如枯骨色者，肾液枯也，为难治”“若齿垢如灰糕样者，胃气无权，津亡，湿浊用事，多死”等。同治十三年（1874年），傅松元撰《舌胎统志》，首创从舌色分门，改变过去以苔色分门的方法，并把舌诊较好地用于杂病辨证。光绪元年（1875年），汪宏撰《望诊遵经》，强调望诊为四诊之首。光绪二十年（1894年），周学海撰《形色外诊简摩》，以论述望诊为主，涉及望形、望色，包括面色、目色、舌色等。同年，梁玉瑜传、陶保廉录的舌诊专著《舌鉴辨正》，论述中医以舌审病的辨证方法共149条，补充了内伤病舌诊法并完善辨舌体系。

（二）问诊

喻昌重视对既往史、现病史的问诊，强调医者“必笃于情”“委屈开导”，问诊中应“问其所苦，自无不到之处……数问其情，以从其意，诚以得其欢心。则问者不觉烦，病者不觉厌，庶可详求本末，而治无误也”，并指出应避免诱导性发问，这些内容与现代医学的问诊原则颇为相似。康熙二年（1663年），蒋示吉撰《医宗说约》，其问诊内容较之明代张介宾的“十问”更细密详尽、切于实用。(https://www.daowen.com)

（三）切诊

这一时期，脉学研究也有所充实。清初潘楫编撰的《医灯续焰》，对脉理、治法阐述详备，切合临床。康熙三年（1664年），李中梓之侄李延昰辑撰《脉诀汇辨》。该书提出“脉学六要”：辨析相类之脉、对举相反之脉、熟悉兼至之脉、察定平常本脉、准随时令变脉、确认真藏绝脉。对于临证者确有提纲挈领和警示作用。其他较重要的脉学著作还有道纯编撰《脉诀四言举要》、莫熺撰《脉学入门四言举要》、陈士铎《脉诀阐微》、张璐《诊宗三昧》、贺升平《脉要图注详解》、黄宫绣《脉理求真》、周学霆《三指弹》、陈修园《脉诀真传》等。

（四）辨证与辨病

由于瘟疫、霍乱等传染性疾病的暴发流行，众多医家习用六经辨证或脏腑辨证往往难以奏效。清代许多医家于临证中开始注重辨病。受吴又可、吴崑、王肯堂的影响，喻昌、叶桂、徐大椿、吴瑭等强调“诊病施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喻昌主张“先议病，后用药”。徐大椿提出“欲治病者，必先识病之名，能识病名，而后求其病之由生，知其所由生，又当辨其生之因各不同，而病状所由异，然后考虑其治之法”，强调辨病和辨证结合，具有实用价值。叶桂创立卫气营血辨证，吴瑭提出三焦辨证，提高了外感热病诊治水平。程国彭在《医学心悟》中提出“论病之原，以内伤、外感四字括之；论病之情，则以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八字统之”。自此，八纲辨证被广泛应用于临床。同时，汪昂《医方集解》、吴仪洛《成方切用》、鲍相璈《验方新编》等书收载大量简、廉、便、验的治病名方，使中医辨病论治成为重要的诊治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