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癌战系统工程的主要内涵

如果就事论事，针对上述对癌症的认识，那么控癌战的系统工程应该考虑下面这些方面。

针对“内环境失衡”，研究神经系统干预、免疫系统干预、内分泌系统干预和代谢干预，这些都已在前面论游击战战法中提到。当然还可研究改变遗传方面问题的可能性。

针对“外环境失衡”，研究包括国家层面改善环境的举措，以及个人生活方式的改善（包括尽量避免各种致癌物，例如新居污染的避免，减少炎症等），尤其是纠正不良生活方式（吸烟、酗酒、偏食、缺少运动、手机过用等）。

针对“机体内乱”的认识，控癌既要用解决对抗性矛盾的措施，也要有解决非对抗性矛盾的办法。简言之，既要消灭主要的叛乱，又要劝降和改造处于劣势的敌对分子。就是以“消灭与改造并举的方针”补充“斩尽杀绝的方针”。

针对“部分细胞遗传特性明显改变为特征”。这里说的“部分”，不仅指肿瘤，还包括肿瘤的微环境。就是说，癌症防治措施，除针对癌细胞遗传特性改变，可用分化诱导治疗等外；还要针对癌的微环境，如前文图13-1所说“肿瘤微环境异质性影响疗效”。其中炎症与癌症的关系，特别是与癌转移的关系受到更大的关注（前文图13-3）。实际上，目前西医的抗炎剂，和中医的“清热解毒”治则，都基本上是针对改善炎症微环境的。微环境的改善还包括改善缺氧微环境，如西医的一些抗凝剂如肝素、华法林、硫酸氢氯吡格雷片（波立维）等，和血管内皮正常化的研究，以及中医的“活血化瘀”治则等，也可能有这方面的作用。当前微环境的干预，已深入到微环境代谢竞争的研究，因为微环境代谢竞争导致癌进展［Chang等.《细胞》（Cell）， 2015］。

针对“多因素引起”，需要探讨不同癌症、不同地区、不同个体的可能病因因素，才能制定出有针对性的综合防治措施。例如20世纪70年代，针对江苏启东肝癌的流行病学调查，提出“改水、防霉、防肝炎”的七字预防方针，就是例证。然而这个七字方针显然不完全适用于南欧肝癌的预防，因为那里肝癌的病因因素不完全相同。

针对“多基因参与”，就需要研究如何靶向多基因的问题。如前面所说（图17-4），肝癌转移相关的基因就至少有153个，而不是少数几个。为此，理论上使用当前只针对少数几个基因的分子靶向治疗剂，是难以完全解决问题的。这一点，在2011年《科学》（Science）在“向癌宣战40年”专辑中已经注意到（图22-1）。 Deng在《自然-医学（Nat Med） 2015》文章中也说“如获批准，将鼓励生产癌症的联合治疗”。简言之，综合治疗将是癌症治疗的长远方向。(https://www.daowen.com)

针对“多阶段形成”，需要有不同的应对方案。对癌前期病变，可考虑逆转或消灭；对原位癌则逆转不易，消灭多可解决问题；对侵袭性癌，光消灭还不能解决癌复发转移的问题，需要补充“改造”的措施。

针对“全身性病变”，是指癌症的防治，不仅要关注癌的局部（通过手术、放疗、局部治疗等去消灭），更要关注整体，关注纠正全身性的紊乱，强化机体抗病能力。正如毛泽东所说“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黄帝内经》也认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为此，从全身性病变角度出发的防治，便带有“治本”的性质。

图22-1　综合应用多种靶向药是趋势

针对“慢性病变”，既然癌症的发生发展需要几年乃至几十年，癌症的防治，也同样需要时日，绝非“一榔头”式的一次治疗便可完全解决的，要有长期应对的“持久战”思想准备。

针对“动态变化”的病症，就需要有动态应对的思想准备。关于癌在发生发展过程的动态应对，在“多阶段形成”中已说过。笔者以为，结合临床实际，要多考虑在治疗过程中引起的新变化，尤其是应用“消灭肿瘤疗法”，通过克隆筛选、炎症、缺氧、免疫功能低下等因素，未被消灭的残余癌细胞，其转移潜能增强，其遗传特性也随之改变。此外，病人的精神因素也不能忽视，因为心理社会因素可影响癌的基因组演变［Cole.《脑反应与免疫》（Brain Behav Immun），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