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癌战系统工程的个案——101岁的肝癌病人（例28）
为了加深印象，这里再举一位病人（例28）。诚然，如前所说，个案均不足为据，只是希望从偶然中找到一些必然的线索。
1975年8月，一位沈姓60岁男病人，因肝大扪到肿块一个月来诊。检查发现肝肿大在剑突下5指（明显肿大），并扪到质坚的肿块（通常癌肿扪上去坚硬）。验血甲胎蛋白琼脂扩散法阳性（这是当年检查甲胎蛋白的一种化验方法，阳性表示甲胎蛋白浓度很高） ，γ谷氨酰转移酶（GGT）升高（通常表示肿瘤较大）。核素扫描看到左肝有大片占位性病变（当年还没有超声显像和CT，只有核素扫描）。鉴于诊断明确，病人一般情况尚可，决定手术。
手术发现左肝有直径12厘米大的肿瘤，予以切除。病理检查证实为肝细胞癌，分化Ⅲ级（属恶性程度较高者），肿瘤包膜不完整（也提示有侵犯他处的可能），肝内血管已看到癌栓（提示已可能通过血路播散），伴有轻度肝硬化（病人的底子尚可）。手术后月余复查甲胎蛋白已转为阴性（提示切除较彻底）。肝癌手术后曾用免疫治疗剂卡介苗和异肝瘤苗接种3次，还用了免疫核糖核酸（I-RNA），合并每半年（不是每月）一个疗程5-氟尿嘧啶和噻替哌（Thiotepa）化疗。一年后因胃溃疡入院，做胃大部切除，术中没有看到肝癌复发。
1979年10月（肝癌切除4年后）发现甲胎蛋白又明显增高，X线肺部检查，发现左上肺有直径5厘米的球形病灶，拟诊为肝癌肺转移，行左上肺叶连同肿瘤切除，病理证实为肝癌肺转移。术后出现胸水，曾抽取胸水400毫升。当年的免疫功能尚可，旧结核菌素皮试阳性（皮疹直径10毫米，提示病人免疫功能尚可）。术后又采用了比较积极的综合治疗，包括每周（不是每天）用小剂量（500毫克）5-氟尿嘧啶化疗，用自体瘤苗和卡介苗的免疫治疗，还用“消积软坚”中药。
21世纪初的随访，称已不用任何治疗，正常生活，对于癌症，没有思想负担，安度晚年。末次随访为2016年4月，此时病人已101岁高龄。
笔者点评：例28是我们治疗的病人中迄今仍生存的最长寿（101岁）的，从第一次手术算起已治后41年，无瘤生存。
第一个问题是：病人能够长期生存是属于多数的必然，还是少数的偶然。显然这位病人应该属于后者，因为这位病人属于肿瘤的恶性程度较高，而且手术属于肝癌的姑息性切除。所谓恶性程度较高，是因为当年病理检查，细胞的分化属于Edmondson Ⅲ级（通常Ⅰ/Ⅱ级恶性程度较低，Ⅲ/Ⅳ级恶性程度较高），还因为病理检查看到血管内有癌栓（癌细胞已侵入血管内，提示已可能转移到他处），而且4年后果然出现肝癌切除后的肺转移（因为病理证实为肝细胞癌，提示是4年前漏网的癌细胞）。姑息性切除是指手术没有切除干净，尚有残癌。根据我们研究所的随访统计资料，1968年1月～1977年12月（病人是1975年手术的，属于这个时段），有53位病人接受了肝癌的姑息性切除，生存10年以上的只有2人，这位病人便是其中之一，是属于极其偶然的事例。
第二个问题是：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曾说“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也就是说“必然常寓于偶然中”，那么这个“偶然”病例中能否总结出一些“必然”来呢？换言之，如果要下一个结论：是什么疗法治好了这位病人？笔者看谁也难下结论。因为这位病人用过多达10种以上的疗法：手术切除就有2种（左肝叶切除，左上肺叶切除），化疗药就有2种（5-氟尿嘧啶和噻替哌化疗），化疗的方案又有2种（每半年一个疗程和每周小剂量），免疫相关的治疗就有4种和多次（免疫核糖核酸I-RNA，异肝瘤苗，自体瘤苗，卡介苗），还有属攻补兼施的中医中药“消积软坚”方（主要药物：白花蛇舌草、柴胡、黄芪、当归、三棱、莪术、地鳖虫、鳖甲等的加减）。(https://www.daowen.com)
然而如果归纳一下，似也可看出端倪，病人之所以能最终取胜，也许和下列几条有关：
（1）病人虽然已届60岁之年，但身体状况尚可（如当年旧结核菌素皮试阳性，提示免疫功能尚可）；虽有肝硬化，但不严重。换言之，病人还有回旋余地，可以经得起打“持久战”。
（2）如果说消灭肿瘤是改变“敌我比势”的最重要途径，那么这位病人确实采取了“阵地战”（两次手术）和“运动战”（两种化疗），以及中药中的攻癌（如从莪术提炼出的榄香烯已证明有抑癌作用），既消灭主瘤，又清扫残余，尽可能多消灭肿瘤。
（3）既消灭肿瘤，又不导致机体不可回逆的损害。尤其是在两次手术消灭了主瘤后，对付可能存在的少量残癌，采取极温和的化疗方案，如每半年一个疗程5-氟尿嘧 啶和噻替哌，和每周一次500毫克5-氟尿嘧啶的小剂量化疗（这种小剂量的用法现在可能认为是无效的）。这里使笔者想起《黄帝内经》的一段话：“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果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化疗应属大毒，至少也算常毒，为此用药不能过头，过头就伤正气。纵观抗癌战的历史，多数明显伤害机体的疗法，如“超根治手术”“强化化疗（intensive chemotherapy）”等多属昙花一现。
（4）这位病人同时又采取了多种“改造机体/改造微环境”的“游击战”，包括多种免疫治疗剂（请注意，这些免疫治疗剂多属于主动免疫性质）、中药扶正（黄芪、当归）和改善微环境（如清热解毒可能改善炎症微环境）等。
（5）如果归纳一下，就是通过多种不同疗法的联合与序贯应用，比较彻底地贯彻了“消灭与改造并举”的方针。
当然按目前的标准衡量，其中很多疗法都没有循证医学证据。将这些方法用到别的病人身上，也很难复制出相同的结果，毕竟病人还有很多个体差异，例如原先病人身体状况、肝硬化程度，以及病人的心态，等等。然而，这个活生生的病例，倒也反映出控癌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机体在还有回旋余地基础上“持久战”的结果。病人的治疗不是“一榔头”，而是持续了多年，使用了多种疗法。这好比一部机器，有主要部件和次要部件，各个部件都起一定作用，缺了一个螺丝钉也许就不能运转，所以不能轻视那些看似不重要的疗法。这好比前面说过的，一个溺水者，还差一尺没有到岸就将溺亡，如果这时有一位勉强能游泳的老者下水去轻轻推他一把，溺水者便得救。为此，不能小看这“轻轻一推”，然而单靠这位老者去救也是不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