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题缘起及意义
(一) 选题缘起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指出，新科技革命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21世纪的两件大事。城市化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人类繁荣进步的重要象征。农村城市化凭借城市发展的规模经济优势和地域经济优势来促进经济的腾飞和社会的文明。
深圳这块得改革风气之先的土地，在农村城市化的过程中，推进力度和效率有目共睹。一方面是城市发展过于迅速，城市空间极其有限，不尽快将土地集约利用，城市将没有发展空间; 另一方面，经济的飞速发展已使这个昔日的小渔村处处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但城乡“二元体制”并存，导致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严重的不均衡，“城中村”大量出现，违章建筑屡禁不绝，城市规划和发展难以“一盘棋”考虑。2004年，深圳完成了城市化转地工作，成为全国第一个没有农村的城市。一夜之间，村民变成了居民，农村变成了城市，原来的村落也就变成了“村改居”社区。随着农村城市化，一系列的问题接踵而来，如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村改居”居民“人的城市化”、城市人口的就业保障，等等。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方面，如何抓好城市化后的“村改居”社区治理也成为一个全新的课题。
本人因为学习和工作关系，有幸目睹了“村改居”社区治理的变迁过程，并且参与了“村改居”社区党组织的设置调研工作。2007年11月至12月，笔者参加了以各街道“村改居”社区为调研对象的深圳市宝安区“基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后基层党组织设置”的调研。在调研中，笔者发现，在基层现有的管理体制下，没有一种组织是独立的、纯粹的，它总是与其他组织糅杂在一起的，相互交织和嵌入。社区党组织通过其成员在居委会、股份公司、工作站的交叉任职，实现其对其他组织的领导。顺着这一线索往下思考，笔者发现，社区党组织的设立不仅是党组织本身的问题，它实际上是关于基层的管理体制问题。这也促使我对“村改居”社区治理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疾风骤雨式的城市扩张，许多村落尚未做好准备，就直接面对城市化浪潮的冲击，导致现行的社区治理机制与社区的现状明显脱节。在“村改居”社区做调查时，听得最多的就是居民对城市化后各项政策不兑现、不落实的怨言，对改制以后社区公共产品供应的脱节的不满。而且，随着城市化过渡期的结束，“村改居”社区的治理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原来由村股份公司承担的公共设施如路、灯、公共场馆的建设与维护，在城市化之后因股份公司的退出，政府又无力全部承担，而陷入“两头不靠”的尴尬境地。社区定期组织开展的各种文体活动因为经费问题停办了，村民之间原本紧密的联系开始松动……这些现象和问题都引起了笔者浓厚的兴趣。笔者通过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发现目前学界对于社区治理机制的研究，要么集中在城市社区，要么集中在传统意义上的乡村社区，而对于“村改居”社区则较少涉及。而目前，制度变迁后的“村改居”社区治理的困境让人不由地进一步思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目前的困境，怎样的治理模式才能保证“村改居”社区在过渡期实现其平衡转化和最终融入城市。
沿着这条线索溯源而上，笔者发现，在“村改居”社区城市化之前，村级的治理已经有一套完整的模式。不管是政府、社区还是村民本身，都在治理中各自承担一定的职责，并且发挥相应的作用。原本存在于这些社区内丰富的社会资本在治理中发挥着极大的作用。但城市化之后，这些丰富的社区社会资本被无情地打碎，社区治理组织的重构将原社区居民的利益性关联基本解除。如此一来，在新的治理模式尚无法发挥作用之前，“村改居”社区治理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这类“非城非村”的社区，目前尚无法完全摆脱其历史记忆和传统。因此，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对这一类社区进行深入剖析，不仅可以找到目前“村改居”社区治理所遇到困境的原因，从而摆脱将这一类社区混同于其他城市社区实行“一刀切”的治理模式所带来的问题，丰富社区治理手段，并为其他地区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村改居”社区治理提供经验借鉴。
(二) 选题的意义(https://www.daowen.com)
首先，“村改居”社区的治理迫切需要理论依据和体制保障。理论源于实践，同时又指导实践。理论的缺失直接导致了我国基层社会管理的改革实践缺乏明确而坚定的方向，从而陷入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无奈之中。“村改居”社区作为一种既不同于成熟的城市社区，又不同于农村社区的特殊社区类型，有其自身的特点，需要给予特别的关注。对于“村改居”社区而言，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情况同时存在。因为财力的限制，“村改居”社区公共物品的供应短缺、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是不争的事实，而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带来的后果是其名义上不需要再自行提供公共物品，而实际上又缺少可以灵活地支配的资源去提供公共物品，因为其可支配的资源——土地已全部转化为国有。如此，“村改居”社区就很可能出现“两头不靠”的境地，其结果与本应给居民带来福祉的制度变迁初衷背道而驰。目前，各地的民政工作者对此也做了一些探索，但大多数只是在实践中按照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去治理，其方向是努力去遵循一种发展为城市社区的可能，而并非根据其本身的特点去量体裁衣，找寻适合其特点的治理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村改居”社区治理研究领域，理论是滞后于现实发展的。理论不但没有成为实践的向导，反而成为跟在实践后面的尾巴。在现实工作中，各地根据自己的理解开展工作，不同的地方做法大不相同，因为没有理论支撑，人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治理模式可能因为人员更迭发生变化。“村改居”社区治理既缺乏制度保障，又缺乏理论指导的现实需要有人关注。笔者认为，“村改居”社区治理研究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的争辩和明晰，更重要的是它直接关系到“村改居”社区治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民生问题。民生问题无小事，从这个角度来说，笔者觉得本选题的理论意义还是很明显的。
其次，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将出现大量的“村改居”社区，对“村改居”社区治理的研究可以为其他地区的城市化提供借鉴。根据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的发现，城市化发展的轨迹呈“S”形曲线运动。即第一阶段为城市化初期，城市人口增长较为缓慢，超过10%后逐渐加快; 当人口比重超过20%时进入第二阶段，城市化进程出现加快的趋势，这种趋势一直要持续到城市人口超过70%才减缓。此后即第三阶段，城市化进程出现停滞或略有下降的趋势。这样城市化进程经历发生、发展、成熟三个阶段。[1]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2008年的城市化率为40.5%。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中国目前已经进入城市化的第二个阶段，即加速发展的阶段。随着我国农村城市化的全面推进，城市化的地区必然出现一大批“村改居”社区。这种“非农非城”、“亦农亦城”的社区，必将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最终发展成为比较成熟、完善的城市社区。但是，在现阶段，其特点和治理方式上都明显与纯粹的乡村社区或城市社区有着区别。如何加快其向城市社区转化，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鉴于此，改革和完善因城市化而来的“村改居”社区治理体制便显得日益重要并具有战略性意义。
再次，加快“村改居”社区治理的研究，对于推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大有裨益。在“村改居”社区，农田和耕地早已被一栋栋漂亮气派的现代建筑和大块的绿地所代替。穿过这层华丽的衣裳，进入社区，见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景象: 杂乱无序的握手楼、窄小崎岖的巷道，污水横流、垃圾遍地; 一些身份不明的人在村里游荡，狗吠声此起彼伏…… “村改居”社区的现状严重影响了城市的景观面貌和居民的生活，成为困扰城市发展的难题。妥善解决“村改居”社区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制度变迁带来的一系列困境，加强对“村改居”社区的投入和建设，积极有效引导“村改居”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加快“村改居”社区融入现代城市的步伐，让“村改居”社区及其居民享受城市发展的硕果，这既是城市社区建设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城市化进程中现代城市政府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难题。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民政部关于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的通知》(中发办［2000］23号文件) 指出: “大力推进城市社区建设……是面向新世纪我国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途径。”因此，不管是从政策层面，还是从执行层面，都需要对“村改居”社区治理给予充分的重视。
最后，社会资本理论作为自20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分析途径，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理解社会的新视角。在本书中，社会资本指的是存在于特定共同体中的以信任、互惠和合作为主要表征的参与网络。其中，信任、互惠和合作构成了社会资本的三大基本要素。在“村改居”社区中，由于其社会成员的长期交往、互利合作以及历史传统、习俗等原因而形成人际及组织关系网络。这种参与网络将产生共同体内部成员间的信任以及成员间合作互惠，并通过信任和互惠最终促进该共同体成员间以共同收益为目的的集体行动的达成，这就是社会资本。可以说，在促进共同体的公共利益和集体行动这一点上，治理理论与社会资本理论找到了他们共同的落脚点和契合点，这也是我为什么选择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研究“村改居”社区治理的一个重要依据。
本书题的意义在于通过理论的回顾与实践的描述，分析社会资本对“村改居”社区治理的影响，剖析强制性制度变迁下“村改居”社区治理模式的变化和对社会资本造成的影响，以及由此而来的社区治理困境，从而找到符合“村改居”社区实际的治理模式，用社会资本理论分析社区治理，可以实现个人与社会、现实秘传统的融合，重新审视传统文化与历史传承的有益成分，促进传统因素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
[1] 参见孙明: 《中国区域城市化研究》，中央党校博士学位论文1997年，第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