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制度性权威: 社区治理的重要力量
村落是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单位，在这“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中，“法律是用不上的，社会秩序主要靠老人权威，教化以及乡民对于社区中规矩的熟悉和他们服膺于传统习惯的保证”。[10]在过去，因为时代的车轮前进速度比较缓慢，老人的经验、权威在传统乡村社区发挥重要作用，费孝通先生将之称为“长老统治”[11]。随着时代的发展，老人的传统权威已被经济权威、治理权威所替代，而且这种权威有时未必就是制度性权威，可能是非制度性权威。为了达到对社区的治理，有时政府也借助社区的非制度性权威，或者使其演变为制度性权威。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我们发现，非制度性权威在“村改居”社区治理中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权威与权力是一个密切相关的概念，一般来说，权力是权威的来源之一，仅有权力，并不能形成权威; 权力要变成权威，首先这种权力必须获得合法性，而权力的合法性是来源于大众的支持和认可的。这种支持和认可是建立在拥有权力者与大众互动中产生的信任基础之上的。它往往与个人的人品有关，只有当一个人的人品得到大家的赞誉时，信任就会产生，威信就会确立。在乡村社会的生活实践中，非正式权威同正式权威相比在民事纠纷调解和社区公共事务的解决中更有效。有时正式权威的运用在熟人社会的“村改居”社区内需要借助民间权威才能发挥更好的效果。[12]
正是因为“村改居”社区带着浓厚的传统乡村社区的乡土气息，人与人之间相互都很熟悉。这更为非制度性权威发挥作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且在社会资本的影响下，经常会出现由非制度性权威转化为制度性权威。
案例: ZJF，LH街道SL社区党支部书记。咋一看，不过30多岁的样子，但知道他经历的人都称赞他了不起。20世纪90年代，他大学毕业以后，留在了某公司发展。因为人品好，善于学习，眼界开阔，在他的带领下，公司业务蒸蒸日上，他也成为远近闻名的能人。当时，他出生地的那个村经济发展得并不好，跟邻村比起来，落后一大截。因为他的能干，村里的村民们有什么事情都愿意找他，他也十分热心。虽然年纪轻轻，在村里却颇有声望。后来，村民们强烈要求他回村来“主政”。当时，ZJF事业上正红火。他也很舍不得丢下自己本干得很好的事业，思前想后，还是不忍心让自己的父老乡亲失望，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公司回到自己村里。在他的带领下，经过几年的努力，如今的SL社区已经是远近闻名的经济发达社区。ZJF也由此获得了各种各样的荣誉。对于这些荣誉，SJF并不是特别看重，他看重的是社区在自己的带领下集体经济发展起来了，乡里乡亲都富裕起来了，他也从中感受到自己人生价值的实现。
从这个事例中可以看出，非制度性权威在社区治理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如果说，ZJF的回村是社会资本起的作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谁叫他是这地方的人呢”? 同样，ZJF干得好，也是因为社会资本。一开始，就树立了良好的非制度性权威，在乡亲中有很好的口碑，反过来，使他在担任社区书记的时候，居民十分理解并支持他的工作。有了居民的支持，工作起来自然就顺利，工作任务落实也快。就也是说，首先是基于个人的在社区中的非制度性权威促进了制度性权威的确立，也反映出了非制度性权威在熟人社会树立起来的权威在纠纷调解、公共事务处理和协商等方面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1] 费孝通: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
[2] 费孝通: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3页。
[3] See Smith， A.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ew York: Fleming H.Revell.1894.(https://www.daowen.com)
[4] ［德］马克斯·韦伯: 《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1页。
[5] 翟学伟: 《社会流动与关系信任》，载《社会学》2003年第5期。
[6] 费孝通: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7] 费孝通: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8] 丁煌: 《政策执行阻滞机制及其防治对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6～177页。
[9] ［美］詹姆斯科尔曼: 《社会理论的基础 (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67页。
[10] 费孝通: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版社1998年版，第51页。
[11] 费孝通: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版社1998年版，第65页。
[12] 包先康、朱士群: 《乡村社会资本: 村民小组治理的“社会植被”》载《人文杂志》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