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防治的现状
肿瘤已是全球第一位死因，且70%以上的肿瘤死亡发生在中低收入国家。其中，肺癌、胃癌、肝癌、大肠癌和乳腺癌是引起死亡的主要肿瘤，男性和女性的肿瘤谱不同。吸烟是癌症最重要的危险因素，将近40%的肿瘤是可以通过减少烟草使用、提高饮食质量、增加体力活动、降低酒精摄入、消除工作场所致癌物、接种乙肝疫苗和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而预防的。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癌症是可以通过早期发现和早诊早治而得到治愈的。
目前全球中等以上发达国家均有各自的肿瘤防控计划和体系，主要防控工作也是围绕三级预防的内涵，建立科学、合理的生活方式，避免肿瘤致癌因素，完善肿瘤登记制度，加强肿瘤筛查工作，争取做到早诊早治。
而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先关注的仍然是传染性疾病，政府投入也侧重于控制传染性疾病，如“非典”，保障国家公共卫生安全。但中国政府并没有忽视肿瘤的防治工作。1969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成立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全面指导肿瘤预防和控制工作。“七五”期间卫生部发布了我国第一个《全国肿瘤防治规划纲要》，建立了以各级肿瘤防办、肿瘤专科医院和肿瘤研究所为主的专业团队以及县、乡、村三级肿瘤防治网，并开展了许多以高发现场为基础的综合防治研究，如食管癌和肝癌。然而，由于经济基础的制约、市场经济机制的转变和肿瘤重治轻防的观念严重，我国的肿瘤防控工作一度进展缓慢。随着我国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不断攀升，2003年，《中国癌症预防与控制规划纲要》提出了全国肿瘤防控工作的指导原则、总目标、具体目标、重点癌症和工作内容，并强调和加强了肿瘤登记工作在我国肿瘤防控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一些肿瘤防控项目也陆续开展。
尽管如此，由于市场利益的驱动，我国在肿瘤防控方面的投入主要还是集中在中晚期肿瘤患者的临床治疗和恶性肿瘤的基础与转化医学研究。这直接造成大量的资金用于研发大量肿瘤治疗药物，因为“保命药物”尽管昂贵，但市场需求旺盛，而廉价的体检和健康管理无人问津。这消耗了大量的国家经济资源且利用率极低，并间接造成国家肿瘤预防投入的不足。当下我国肿瘤临床治疗和技术水平已与欧美国家几乎同步，但我国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仍然逐年攀升，国家在肿瘤治疗上负荷的增加，也使得医疗投入捉襟见肘。美国通过戒烟和早诊早治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已经开始下降。到2000年，虽然人口老龄化趋势仍在加剧，但是恶性肿瘤新发病例数开始下降。美国的经验告诉我们，预防是肿瘤防治的关键和希望所在，以预防为主、预防与基础和临床相结合，才是人类抗击肿瘤的长期战略。
我国肿瘤防控当前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
（1）重治轻防
公共卫生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如果人们能了解一些肿瘤防治知识，早预防、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同时重视治疗后的康复期，他们的生命是可以挽救的，更可避免患上恶性肿瘤，以及可能获得治愈的机会。
但是目前我国上到政府下至黎民百姓的“重治轻防”问题非常严重。作为发展中国家，政府尚无足够财力满足肿瘤防控所需全部资金，而民间资本在没有利润的保证下也不会轻易投入这个理论上充满无限商机的领域；而作为百姓来讲，住房、教育甚至生存压力，使得大多数人无暇顾及肿瘤疾病的预防和专项体检，从而表现为全社会对生命、对健康的漠视以及对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满。肿瘤治疗由于纳入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以及人们对于死亡的恐惧，大量的社保资金和家庭储蓄被投入到肿瘤的临床治疗，这不仅耗费了国家和民众众多经济和社会资源，而且收效甚微。我们要相信所有的疾病（包括肿瘤）预防疾病的发生以及早诊断、早治疗，无论是疗效，还是经济负担均远远低于后期的治疗。
“轻防”还体现在医疗机构和肿瘤患者在初诊根治后对复发和转移的二次预防上重视程度不够。手术、放疗、化疗等常规治疗只能切除肿瘤，无法改变患者机体抗肿瘤免疫水平和外在环境。如何重建机体抗肿瘤功能，建立有利于预防肿瘤再次发生的生活方式、心理状态甚至外界环境，有效地防范癌症复发、转移、再生，仍然是肿瘤防治的盲区，并且缺乏有效的措施。目前我国民间癌症康复俱乐部的建立，承担了部分二次预防的功能，包括群体抗癌模式、心理治疗。事实证明，癌症康复俱乐部里肿瘤患者的五年生存期达到了50%以上，比上海全市统计的平均值28.5%高出近一倍，但这远远无法满足我国肿瘤防控的需要。
（2）肿瘤预防意识淡漠
肿瘤预防意识淡漠其实是老百姓“重治轻防”思想的一种体现。究其原因有经济因素，国人愿意付出金钱享受物质消费，却漠视健康体检和健康管理的投入，甚至体检正常还被认为浪费了钱财，直至患病后悔莫及；另外，中国社会职业的上升通道是建立在“人脉”基础之上，这导致大家尽管懂得健康之道，但在“职场压力”和“积极进取”的理念驱动下，家人和社会整体漠视生命，全民过着“奋斗”的生活模式，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前半生拿命换钱，后半生拿钱买命。”“健康是1，其余是0”，道理简单，但又有几个人做到呢？
（3）体检低效、筛查体系不健全
“体检低效、筛查体系不健全”直接导致我国肿瘤疾病早诊、早治率偏低。我国的国民体检基础是“单位体检”，这一模式有它的优点，就是体检的全民化和定期化。但体检费用的捉襟见肘，造成体检低效，容易漏诊。因此，商业保险类的常规体检应该作为“单位体检”模式的补充甚至替代，以满足不同人群的体检需求，由专业的保险机构替代业余的用人单位制定体检清单。
肿瘤二级预防中一个重要议题是筛查。应用乳腺钼靶摄影筛查妇女乳腺癌和应用细胞学和（或）HPV检查筛查宫颈癌已被公认是有效的筛查方法，在有条件的地区已被广泛应用。在筛查方面遇到的问题，则是将尚处于研究阶段的筛查方案急于普及推广。在筛查的研究中，筛查方法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是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在有效性方面，由于筛查发现的病例存在提前发现期和病程长度偏倚，因而使得判断筛查方法是否有效的唯一金标准是筛查人群中该种肿瘤的死亡率是否显著低于未筛查人群，而没有其他标准。国内有些人至今仍将筛检发现的病例的临床期别和生存期与门诊发现的病例相比较，由于筛查发现的病例临床期别早、生存期长而做出筛查方法“有效”的推断。即使筛查方法是有效、安全的，在普及推广前还要审慎研究和考虑人群的可接受性、筛查的副作用以及成本效益等诸多问题。像前列腺特异抗原（PSA）检查，在临床上无疑是一项安全、有效的前列腺癌检测手段，但应用于人群筛查发现假阳性率过高，给受检者增添了很多困扰，在用于人群筛查上存在很大争议。因此，符合卫生经济学和伦理学的、科学的筛查手段和人群，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探讨。(https://www.daowen.com)
（4）肿瘤防治网络建设滞后
我国肿瘤防控总体水平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由于国土面积、经济实力和人口分布等的客观原因的限制，目前还没有完整健全的肿瘤信息登记随访制度及网络系统。中国的肿瘤登记（死因监测及新发登记）工作起步晚，从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肿瘤发病登记，登记面较窄，没有一个全面而详细的肿瘤发病死亡基础数据资料和随访资料，肿瘤流行病学资料和相关数据的收集比较困难，远不能适应肿瘤防治工作的需求。近十年总结的新发病例各点的发病率数据差异较大，数据的利用率不高，不能完全客观反映中国恶性肿瘤的实际发病和死亡情况。虽然随着近些年受益于对公共卫生的重视和观念的普及，增加了死亡补发病例的资料，但并不能涵盖所有的登记点，肿瘤登记工作是利用地区级机构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慢病网络，而我国肿瘤防治网尚未能完整建立。
2014年我国发布的《2012年中国恶性肿瘤发病和死亡分析》报告，共收到261个登记处上报的2012年肿瘤登记数据，经过审核和评估，共193个肿瘤登记处的数据符合入选标准，也仅覆盖登记人口1.98亿人（其中城市1亿人，农村9 761万人）；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国家癌症中心赫捷院士、全国肿瘤登记中心主任陈万青教授等，在影响因子高达144.8的CA：A Cancer Journal for Clinicians杂志上发表的2015年中国癌症统计数据来自中国肿瘤登记中心数据库72个登记点的数据（2009—2011年），仅覆盖代表我国6.5%的总人口数。单单肿瘤登记数据管理工作，对于人口十多亿的中国已是不堪重负，更何况肿瘤防治网络的建设。
（5）肿瘤诊断和治疗不规范
某些地区肿瘤医疗市场混乱，恶性肿瘤的诊治规范性有待提高，存在着为了“肿瘤经济”，盲目投入大型肿瘤诊疗设备和过度使用昂贵药物的现象。这些现象造成医疗资源极大的浪费，所以现阶段急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正确指导和引导肿瘤专科医师进行规范合理的诊治，合理使用医保及农村合作医疗资源，为肿瘤患者提供一个科学、合理、规范的肿瘤诊治平台。
肿瘤的过度治疗和检查使恶性肿瘤诊治费用居高不下，既有患者的原因，也有医者的原因。谁都知道恶性肿瘤的严重性，为救命，肿瘤患者及家属往往不惜一切代价去治疗，四处求医问药，只要有一线希望就积极配合治疗，认为只有“根治”方能万无一失。“生命不息，化疗不止”是绝大部分恶性肿瘤患者的生活写照。他们以为，只要医生还在给自己治疗，生命就会继续。为了追求“治愈”，痛苦地接受超大剂量的放、化疗或根治性手术，但这些过度的治疗并没有得到预期回报，花费巨大不说，同时还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甚至过早地失去了生命。
过度治疗、检查的另一个原因是现行医疗机制的利益驱动，对于公立医院，目前国家的财政拨款十分有限，90%以上要靠医院创收。这就迫使医院想方设法增加诊疗项目、频率，以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从而对肿瘤的诊疗越来越趋于过度。现行的医疗事故鉴定实行“举证倒置”制度，医生为了避免漏诊或误诊，减少不必要的医疗纠纷或医疗事故，就会给患者做全面检查，这样一来，就必然会扩大检查范围，造成过度检查。
（6）肿瘤诊断和治疗费用过高
医疗技术的进步和医疗质量管理要求的提高是检查费用居高不下的客观原因。近年来，随着肿瘤精准医疗的需要，如FISH、免疫学检测以及PET－CT的运用推动了肿瘤治疗成本不断上升。同时随着医疗质量管理要求的不断提高，患者在享受安全治疗的同时，相应的花费也随之增加。如根据卫生部“临床输血技术规范”要求，凡需输血的病人每次住院时都要进行梅毒、HIV等多项检测，直接增加了治疗费用。
另外，抗肿瘤药物价格相对比较昂贵（较十年前已大幅下降），特别是新型抗肿瘤药物，主要是因为开发研制一种新的抗肿瘤药确实成本很高，研发过程中投入成本大。国外研发一种新的抗肿瘤药物，从研制、筛选出来，到最后得到批准上市，至少要用10年的时间，要经历从动物试验到人体的漫长过程，耗费巨大。除此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原因：药价虚高；滥用辅助用药。由于90%以上的药品属市场调节价格管理，生产企业将广告费用和推销费用大幅度虚列抬高，无形中虚高了生产成本，抬高了出厂价格。当前药品流通环节很复杂，对药价虚高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放、化疗的辅助用药的滥用也增加了治疗费用，有些辅助用药甚至超过化疗药物费用。抗肿瘤的其他治疗手段如免疫疗法、伽玛刀、光子刀及超声刀等新的技术费用高昂。当前我国缺少肿瘤的诊疗规范，没有设立抗肿瘤治疗的准入制度，医院的任何科室都可以收治肿瘤病人，任何专业的医生都可实施放、化疗。这样导致肿瘤治疗不规范，容易引起复发或治疗相关并发症的增多，导致费用增加。
（7）肿瘤中医药预防体系有待发展
我国中医药肿瘤预防理论体系发展已逾千年，中医思想博大精深，中药防癌抗癌实践经验丰富，但基于历史原因造成的中医传承断代的影响和经济原因导致中药种植生产“蔬菜化”的现状，使得中医药体系深受西医理论的干预，无法独立自主地发展。中医药优秀的预防理论也由“防病”、“调理”转化为“治病”，沦为中医药先祖们所说的：“治已乱之病。”“地道药材”即“汉方”技术却为日本、韩国发扬光大。
科学、全面地建设肿瘤中医药预防体系，既是我国肿瘤防控工作的优势，也是现今我国传承和光大“中医国粹”的必要工作，并具有“成本低、易普及”的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