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史及遗传因素

1）家族史

前列腺癌发病具有一定的遗传因素，其亲属的发病风险将会有一定的增加。早在1960年就有专家指出，家族有前列腺癌患病史的男性家族成员患该病的相对危险度是普通人群的3倍。到20世纪80年代，也有多项研究得出了相对危险度2～4倍的结论。家族中前列腺癌患病者人数越多，与患病者血缘关系越近，发病危险性也越高，并且，遗传因素的作用在年轻患者中体现更为明显。Steinberg等指出，一级亲属（父亲、兄弟）患病时，危险度为2，二级亲属（叔父、伯父）患病时，危险度为1.7。而如果一个人的一、二级亲属中均有人患前列腺癌，那么他患病的危险度将上升至8.8。文献表明，一个一级亲属患有前列腺癌，其本人患前列腺癌的危险性会增加2～3倍；2个或2个以上一级亲属患前列腺癌，其本人患前列腺癌的危险性会增至5～11倍；单卵双生的孪生兄弟前列腺癌发生率是双卵双生者的5倍，有前列腺癌阳性家族史的患者比那些无家族史患者的确诊年龄大约早7年。家庭成员的发病人数及其发病年龄是决定其他亲属发病风险的重要因素，家族肿瘤史是前列腺癌发病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真正遗传性前列腺癌是指3个或3个以上亲属患病或至少2个为早期发病（55岁以前），约占全部前列腺癌的9%。

2）遗传易感性

尽管个体遗传因素，如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引起前列腺癌的外显率很低，约1%～2%，但对其的认识在前列腺癌的发生发展中有重要意义，就分子水平而言，80%以上前列腺癌的发病病因与多基因相互作用有关，而非单一基因作用。(https://www.daowen.com)

研究发现SNP不仅可以预测前列腺癌发病风险，同时还可以预测患者预后情况。有研究报道利用14个SNPs来估计前列腺癌的绝对危险度，从而研究出前列腺癌的风险预测模型。有家族史并且高危易感位点≥14个的人群患前列腺癌的风险最大。对不同年龄段人群，根据是否有家族史和高危易感位点的个数，通过校正发病率来预测未来20年的患病风险。近年来，随着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enome wide association studies，GWAS）的广泛运用，大量与前列腺癌发生相关的SNP位点被发现，目前已发现超过70个的前列腺癌易感位点，其中大部分以欧美人群为主，而在前列腺癌低发病率地区开展的GWAS研究中发现，低发病率地区存在种族特异的易感位点。以日本人群为主的GWAS研究发现了5个在欧美人群中没有报道过的前列腺癌易感位点，位于染色体5p15，13q22，2p24，6p21，6q22上，与基因GPRC6A／RFX6.C2orf43及FOXP4相关。在中国人群中开展的一项GWAS中，同样发现了2个中国人群特有的前列腺癌易感位点，rs817826和rs103294，分别位于染色体9q31.2和19q13.4上。

已发现一些基因突变与前列腺癌的风险增加相关，如RnasL／HPC1、ELAC2／HPC2、SR－A／MSR1、CHEK2、BRCA2、PON1、OGG1和MIC1等。在这些易感基因中，遗传性前列腺癌基因1（hereditary prostate cancer gene 1，HPC1）是特征最明确的基因，约30%～40%有遗传倾向的前列腺癌是由于此基因突变造成。位于HPC1基因座的RNASEL基因在部分连锁家族中出现种系突变，导致其基因产物核糖核酸分解酶表达的异常，使前列腺细胞凋亡失控。然而，RNASEL基因的突变仅占遗传性前列腺癌的一小部分，前列腺癌发生过程中复杂的基因作用机制仍不清楚。

此外，尚有报道显示PSA基因突变，RAS、C－FOS、MYC、PTTG、VEGFR－3、miRNAs等基因表达异常与前列腺癌的发生、发展、生物学行为及预后方面有一定的相关性，端粒酶的激活、染色体畸变和融合基因表达也可能在其中起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