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情自述（1986年11月10日）

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从小聪明伶俐，深得父母偏爱。5岁上学，期期考第一，深得老师的喜爱和同学的尊敬。我在中、小学时期性格很开朗，上大学后由于组织劳动太多，耽误了学习时间，心中不满，闷闷不乐。后来眼睛疼痛，到处检查都说没毛病，就担心会瞎了，心里十分痛苦，曾经觉得活着没多大意思，一个星期瘦掉10斤。后来有个老师同我谈了一个下午，一句话解开了我的思想疙瘩，她说：“人的生命是延续的，历史是永恒的。”我原来就嫌人生太短，没意思，她这么一说使我想开了。

60年代初，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工作。当时很多综合性大学毕业的学生都去当中学教师，仅有几个能到该单位，应该说这是最好的工作单位了。但我不喜欢这个工作，希望调到研究单位去，结果受到组织上的批评，说我个人主义严重，我因此很不痛快。不久，让我下放农村劳动，紧接着搞了三年农村“四清”，我由一般四清工作队员到当组长，直到担任县团委秘书。“四清”工作很累，每天只能睡4个小时，长期失眠，加上同工作队长产生矛盾，心中闷闷不乐。

“文化大革命”中，我本来是个逍遥派，后来不得已参加了进去。当时对运动很不理解，心情十分紧张，情绪很不好，觉得搞得不像样子，很不满。

1969年我参加了一个批判会，批判某人的反动日记，我脑子里突然闪出一个念头：以后写字可千万要小心，千万不能写出反动口号。后来，这个念头越来越重，以致不敢写字了。当时到医院治了两年多，有所好转，但远未根除。(https://www.daowen.com)

1970年底我被诬陷，被关了两年。因不服气，受尽了折磨。两年后病情稍见好转，能正常上班，但并未根除，写字仍然不放心，怕不小心写出反动口号来。后来担心的反动口号越来越具体化，像这样的境况持续了近8年。1984年春节，因爱人得病，孩子出了意外，心里着了急，病又严重发作。到医院治疗，有时好些，能勉强参加工作，但每年几乎都要休息3个月。近两年来病情日益恶化，脑子里总有“枪毙”二字，老怕写出来成为一个反动口号。今年以来更严重了，拼命洗手，因为怕此二字写在手上；又发展到拼命洗脸、洗头，怕此字写在脸上、头上，心里十分痛苦，生怕写出“枪毙某某某（指国家重要领导人）”来，有时痛不欲生。医院的大夫说：“你绝不会写出反动口号。”我却总是不放心。

还有一个怕，就是怕脏，特别怕尿，总怀疑脸上、手上有尿，怕脸上沾了尿会影响眼睛看字。因此，不停地洗手洗脸，有时要洗两三个小时甚至六七个小时，今年五一那天，从白天洗到晚上九点多，还不肯离开水龙头，弄得家里无法做饭。医院的大夫一再说明尿并不脏，我也不信。而且脑子里总有尿的观念，一接触水，洗脸洗手，它就出现，于是口中常常念“自来水”“美好”等语，企图排除那两个强迫观念，但也无用。有时洗脸反复多次，就记在纸上加强印象，企图减少再洗的次数，往往也不成功。

有时也怕眼镜上有尿，老是擦，擦几百次还不放心，有时用自来水冲洗，有时自己控制不住了，就让爱人帮忙拧毛巾，洗眼镜。脑子里特别痛苦时就不想活了。去年五一用脑袋撞墙，用拳头捶脑袋；今年五一也较严重。由于住房的厨房厕所紧挨着，中间仅隔着一堵墙，坐的马桶和厨房水管水池遥相对应，就以为尿会返流到自来水中，每次洗时更为紧张。组织上为照顾我的病情，将住房调换，厕所、厨房分开了，心情稍有好转。7月底至国庆前上了两个多月班，国庆后，病情又严重了，可能因赶发国庆重点节目，工作累了，有一天审阅了七八篇稿子，甚至十篇，当时不觉得怎样，次日就有反应。孩子不太听话，也使我着急、生气。十一后病情恶化，有一二十天围绕生和死的问题而斗争，终于在10月31日，趁家中无人，服了400片利眠宁，被家人发现后，送进医院抢救过来了。在抢救时，接到鲁教授的通知，医院和单位领导坚决劝我来治，并提供了许多方便和照顾，才使我下决心前来求鲁教授诊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