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B反馈三（1986年11月13日）

我的惰性病理性兴奋灶确实不是一下子形成的，而是神经长期紧张，逐渐积累，突然爆发的。

我在中、小学时期神经也是紧张的，生怕学习不好，一遇考试心理就不自觉地紧张起来，生怕考不好。如果偶尔考试成绩不佳，就会在很长时间心里不痛快，自悔、自责。别的同学考不好，满不在乎，而在我看来就是件了不起的大事。还有一个问题，有些事情别人觉得没什么，不在乎，我就觉得很严重。初中毕业时，学校保送一批同学上技校，开始有我，后来学校要留下我上高中，因为我想早点参加工作，减轻家庭负担，所以对此事就极为看重，那几天都急得不得了，仿佛天要塌下来似的。

中、小学时，我成绩好，但也有精神负担，就是生怕考不了第一，落到别人后面，为人耻笑。这种精神负担一直都是很重的。

上大学后，我的抱负很大，决心成名成家，有所成就。不料正好遇上“大跃进”，学校老是组织学生劳动，工厂、农村、商店哪儿都去，光修海河我就去了5次。这种状况使我极为不满，认为耽误学习，发表了不少不满言论，受到学校批评。学校让我当团支委（我在中小学一直是班、校学生干部），我坚决不干，我对他们说，我是来学习的，不是来担任什么干部团支委的，结果受到批评。因此，大学里的5年我长期闷闷不乐。同时为了补偿劳动浪费的时间，我就拼命挤时间学习，有时夜里一两点才睡觉，早上四五点就起床了，一天到晚钻到图书馆和教学楼不出来。什么恋爱问题、同学关系等从来不考虑。我在大学就是这样长期处在紧张状态的。(https://www.daowen.com)

大学毕业后，我虽然分配到了当时最好的工作（当时正是调整时期，各单位裁减人，大学生分配不出去），但我不满意我的工作，看不起记者这个职业，认为记者老是围着名人屁股后面转，太不自尊。工作一个月后，我要求调到研究单位工作，结果领导批评我是个人主义，我不服，就和领导辩论，说他是形而上学。直到现在，我对我的工作也不满意，几年来一直要求调动，但领导坚决不同意。这说明我二十几年的工作是不大顺心的。

我在单位工作不到一年，领导说我个人主义严重，把我下放到农村，这对我当然也不是高兴的事。几个月后，又调我参加农村“四清”工作队，一共搞了三年。“四清”工作十分紧张，每天只能睡3～5个小时，身体长期处于疲劳状态。后来我和一个工作队长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经常争吵，这也令我闷闷不乐。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非常不理解，十分反感，特别是对武斗、打人、虐待老干部十分悲愤。对社会秩序混乱也十分不满，这些事隐藏在心里又不敢说出来，因此心里十分苦闷。这种长期的苦闷、不满、紧张，到了1969年在一次批判会上一下子爆发了。当时批判一个国民党员记反动日记（日记中的确有不少话是反动的）。听着听着，我脑子里突然产生一个念头：以后千万小心，可别写出反动口号。这个惰性病灶形成以后，惰性极强。某医生反复对我说：“你永远也不会写出什么反动标语来，绝对不会，我以人格担保。再说，写了也没关系，你写，写出来，看会把你怎么样。”但我就是不信，老是怕。别的好多大夫也都是这么对我说的，但我都听不进去，老是担心，结果至今没有去掉。

再如怕尿，我老是不断地洗手洗脸，一洗几个小时，无论爱人怎样劝说我都听不进去，劝多了我还生气，说：“你别管，我再洗洗。”接着又洗，洗的时候精神上特别痛苦，但是控制不住还要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