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新学伪经考》，几个新文学家的态度
在梳理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谱系时，人们往往会把钱穆归入所谓“文化保守主义”一系，即便是钱穆高弟余英时，在钱穆去世后所撰写的那几篇悼念兼具辨析的文章中，虽因学界人云亦云，将乃师归入晚近数十年间、在海外开拓了新领域的“新儒家”的门户[8]，而颇表异议，认定“新儒家”云云，既不足以涵盖钱穆学术思想所具有的气象与规模，并且两造之间的“学术途辙截然异趣”，但还是在行文中频频致意钱穆“一生为故国招魂”，即殚精竭虑于以他的学术，回应现代中国人能否在西方文化强烈冲击下继续保持原有的文化认同等重大问题[9]。如此看来，学界有人将钱穆归入“新儒家”，也并非纯然一厢情愿。应该说，钱穆身上，尤其是他晚年思想学术，确实有着不少容易引导人将其归入“新儒家”一脉的因素。不过，综观钱穆一生，他的思想和学术也并非铁板一块，一成不变，至少早年一度曾与“新文化”“新文学”走得很近。在辗转执教于无锡、苏州的中小学校的那段日子里，他与上海出版（如商务印书馆相关出版物）的新文化、新文学著述间，曾多有声气相求、互为激荡的关联，如“逐月看《新青年》”[10]，关注1923年那场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并在《时事新报》“学灯”栏刊文表示赞赏科学而批评张君劢等人所代表的“玄学派”，甚至表示“科学家可以担当得下宋明理学的人格”，只是对丁文江等人代表的科学派相对忽视文学、艺术等精神层面而略致不满[11]。翻翻他早年所著《国学概论》一书的最后一节，再看看他如是评价章太炎《国故论衡》：“太炎深不喜西学，然亦不满于中学，故其时有《国粹学报》，而太炎此书特持《国故》，此‘国故’两字，乃为此下提倡新文学运动者所激赏。……‘论衡’者，乃慕效王充之书。太炎对中国以往二千年学术思想文化传统，一以批评为务。所谓‘国故论衡’，犹云批评这些老东西而已。”[12]便不难了解，当时的钱穆，其实与“新文化”“新文学”颇为投缘，远不是后来越来越有意识地与“新文化”“新文学”分道扬镳，终至壁垒森严、难以通约的那个样子。情况就像余英时所说的那样：
“五四”时人所最看重的一些精神，如怀疑、批判、分析之类，他无不一一具备。他自己便说道，他的疑古有时甚至还过于顾颉刚。……许多人往往误会他是彻底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事实上，他对于所谓“科学精神”是虚怀承受的，不过不能接受“科学主义”罢了。……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东西文化的争论上，他并不同情梁漱溟的武断，反而认为胡适的批评“足以矫正梁漱溟氏东西文化根本相异之臆说”。[13]
王汎森在讨论钱穆与时代的学风相辩证的历程时，也曾对当年本身便是广义上的“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一份子的钱穆作过一番考察，认为钱穆早年便是敏感于时代变化，被江南古镇上的人们视为得风气之先的新派人物，他早年在商务印书馆等处所出版的受人关注的几本小书，“多是能以新说治旧学，而又超出前贤之处”，即往往是援用新学研治旧学，从而比前人胜出一筹，如研治墨子时，钱穆先是对孙贻让所著《墨子间诂》降心惊服，继而又意识到，若能得到严复翻译的穆勒《名学》的襄助，似还可以获得新的进境；而钱穆出版的第一本书《论语文解》，就更是直接征用《马氏文通》的文法观念重新解析《论语》的一份收获。不过，殊不可解的是，王汎森在作出这些考察的同时，却又认定“相对于晚清民初的新文化而言，他（钱穆）自始即是一位保守主义者”，即又明显地将钱穆的学思历程视为高度同质的铁板一块，没有前后变化，这样的说法与他上述的观察殊不相称，扞格难合，似乎也有须加另行“辩证”的必要。[14]
1929年夏，顾颉刚由广州中山大学北上转赴燕京大学，途经苏州留家小住，与其时正执教于苏州中学的钱穆初相过从，因匆匆翻阅过《先秦诸子系年》的书稿，便竭诚向中山大学举荐，以便能为钱穆争取到一个更适合其学术志向、跻身于一线思想学术的环境和氛围，并主动告知钱穆，他在中山大学的讲义主要依托的是康有为今文经学，此次转赴燕京，仍将继续讲述，另兼有编辑《燕京学报》之职，敦请钱穆能为《燕京学报》撰稿。钱穆欣然接受了顾颉刚的提议。钱穆日后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尤其是史学方面卓然成一大家，应该说，这是至为关键的契机之一。钱穆晚年所撰《师友杂忆》中，对这段交往中顾颉刚所披露出的襟怀依然感念不已，并有意识地将其提升到不是一己知遇所能涵盖的、真正体现了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的学术气度的水准来予以表彰：
余在苏中（引按：苏州中学），函告颉刚，已却中山大学聘。颉刚复书，促余第二约，为《燕京学报》撰文。余自在后宅，即读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而心疑，又因颉刚主讲康有为，乃特草《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与之。然此文不啻特与颉刚争议，颉刚为命意，既刊余文，又特推荐余至燕京任教。此种胸怀，尤为余特所欣赏。固非专为余私人之感知遇而已。[15]
据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他是因为受到胡适中国哲学史讲义“截断众流”（即把所谓的上古传统悬搁在一边，从可以证实的时代开始）气魄的很大影响，于是开始信服起了康有为来的。“长素先生受了西洋历史家考定的上古史的影响，知道古史的不可信，就揭出了战国诸子和新代经师的作伪的原因，使人读了不但不信任古史，而且要看出伪史的背景，就从伪史上去研究，实在比较以前的辨伪者深进了一层。”受到康有为今文经学“疑古惑经”的启发，顾颉刚开始怀疑经书，进而辨析古史，意欲拨开古史“茫昧无稽”的迷雾，恢复古史的本来面目。而据王汎森观察，“《古史辨》一开始就带有全盘‘抹煞’上古信史的精神——在还没有逐步的检视每一件史事（或大部分重要史事）前，就先抹煞古书古史。而这个精神主要便是承清季今文家的历史观而来的。”[16]进而言之，即是直接承传自与他们最为贴近的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
钱穆将其新撰就的、足以证实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立论多为无据的考证性长文《刘向刘歆王莽年谱》寄给顾颉刚时，便已清楚地意识到，“不啻特与颉刚争议”[17]。“发古人之真态”，是钱穆撰著此谱的“嚆矢”：“实事既列，虚说自消。……凡近世经生纷纷为今古文分家，又伸今文，抑古文，甚斥歆莽，偏疑史实，皆可以返”[18]。《年谱》依据史实编撰，将当时五经异同、诸博士意见分歧一一加以梳理，原原本本地辨认出各家各派所师承的家法以及各经师论学的关键，对两汉经学史作了清晰的勾勒：“缕举向歆父子事迹，及新莽朝政，条别年代，证明刘歆并未窜改群经，《周官》《左氏传》二书皆先秦旧籍，而今古学之分在东汉以前犹未彰著。列举康氏之说不可通者二十八端”[19]，澄清清代今文学，尤其是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一书相关指责的武断失据。
就是这样一篇与自己针锋相对的考证性长文，顾颉刚却不以为忤，他信守前嘱，将其改题为《刘向歆父子年谱》[20]，亲手刊发在1930年6月出版的《燕京学报》第七期，后又将它收入自己主编的《古史辨》第五册中。与此同时及稍后，顾颉刚也正在忙于撰写他的学术长文《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他也从不讳言自己在撰写该文时得益于钱穆的地方：“我很佩服钱宾四先生（穆），他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寻出许多替新代学术开先路的汉代材料，使我草此文时得到很多的方便。”[21]该文刊于1930年《清华学报》第六卷第一期，与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以下称《年谱》）几乎同时刊布，但写作时间则要比钱氏《年谱》略晚几个月。
顾氏《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与历史》与钱氏《年谱》之间，始终存在着一道无从弥合的裂痕。对钱《谱》缕举条别证实刘歆并未窜改群经这一“发古人之真态”的努力，顾颉刚似乎视而不见或者根本无动于衷，他所抱持的思路，基本上依然是晚清今文经学及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路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刊出后，顾颉刚随即商请钱穆评议，钱穆也便毫不讳言，批评顾文的缺失，盖因未能摆脱清代今文学家学说的纠缠。[22]钱穆也清楚，毕竟时代已有很大变化，顾颉刚的沿用康有为旧说，并非纯粹是受今文学家法的束缚和拘囿：“至于顾先生的古史辨，所处时代早已和晚清的今文学家不同，他一面接受西洋新文化的刺戟，要回头来辨认酒文化的真相，二为一种寻根究源的追讨，以免又采取了近代西洋史学界上种种新起的科学的见解和方法，来整理本国的旧史料，自然和晚清的今文学未可一概而论。……顾先生的古史剥皮，比崔述还要深进一步，决不肯再受今文学那重关界阻碍，自无待言。”钱穆引述并认可此前收在《古史辨》第一集中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一文，将顾颉刚与康有为一辈人所主张的今文学区而别之，认为顾颉刚已远远胜出晚清今文学的说法，但接着钱穆又表示，顾颉刚所区别于和胜于晚清今文学的，其实并不像胡适估计的那么明显和巨大，钱穆的估值指数显然要远低于胡适：
不过顾先生传说演进的古史观，一是新起，自不免有几许罅漏，自不免要照几许怀疑和批评。顾先生在此上，对晚清今文学家那种辨伪疑古的态度和精神，自不免要因为知己同调。所以《古史辨》和今文学，虽则尽不妨分为两事，而在一般的见解，常认为其为一流，而顾先生也时时不免根据今文学派的态度和议论来为自己的古史观张目。
他不满意顾因为过于笃信康有为和今文学的说法，而未能贯彻、或者说干脆放弃了自己所擅长的传统演进的观点和方法。胡适原先所看到并赞赏的，只是顾颉刚与康有为及晚清今文学之间的“异”，而钱穆所看到并为之颦蹙的，却是顾颉刚与康有为及晚清今文学之间仍然存续着的那份“同”。钱穆认为正是这份“同”，致使“古史辨”运动在其发展的途程上，不免“要横添许多无谓的迂回和歧途”，而《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与历史》即是一个例证。待钱穆将写就的批评交与顾颉刚，顾颉刚当即便附上一段跋语，仍然坚持己见：
钱宾四先生写好了这篇文字，承他的厚意，先送给我读，至感。他在这篇文中劝我研究古史不要引用今文家的学说，意思自然很好，但我对于清代今文家的话，并非无条件的信仰，也不是相信他们所谓的微言大义，乃是相信他们的历史考证。……他们揭发西汉末年一段骗案，这是不错的。
如前所述，顾颉刚对钱穆的奋力识拔，以及顾在明知钱穆有关刘向刘歆父子著述事实考证的长文与自己的见解和思路存在根本歧异的情况下，依然毫不犹豫地在第一时间里将其发表在《燕京学报》上，这显然不是一般学者所能拥有的胸襟，理应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而这样做也并不妨碍他们在学术意见相左时，又会在第一时间里毫不掩饰地说出自己的意见。钱穆的文稿经由顾颉刚亲手编发，并不意味着顾颉刚便接受了钱穆的看法，顾颉刚并没有改变自己原有的想法，他坚持他的思路，同时及稍后又写就他自己的那篇《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的名文。在学术研究中始终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我虽不赞成你的意见，但我坚决支持你发表意见的权利，最能见出作为学者和编者的顾颉刚，如何自觉恪守现代学术理念的境界和气象。
只是此番顾颉刚对于钱穆批评所作的回应，在当时格外器重他的老师胡适那儿，却第一个便被打了回票。最先认定在这个问题上，钱穆是对的，顾颉刚是错了的，不是别人，恰恰是这位之前启导过顾颉刚而其时又极为欣赏顾颉刚发起的“古史辨”运动的胡适。胡适读过《年谱》后，当即表示自己已被钱穆用史实说话的考订工作所说服。《胡适日记》1930年10月28日条，即记有胡适对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与历史》这两篇关涉经古今文之争的学术长文的评语。对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胡适作有这样的评述：
钱《谱》为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他不信《新学伪经考》，立二十八事不可通以驳之。
钱著《年谱》“以史实破经说”，排比关键史实，力证今文经学所谓刘歆作伪说法的无据，胡适表示信服。与此同时，自己青睐的弟子顾颉刚，在明明已读过钱著《年谱》的情况下，不仅未能及时捐弃今文经学和康有为旧说，反而还在那儿兜着圈子竭力回护，依然坚持今文经学、康有为所力主的刘歆作伪说为不可移易，胡适深表失望之余，颇觉不可思议：
顾说一部分作于曾见钱《谱》之后，而墨守康有为、崔述之说，殊不可晓。[23]
在胡适看来，刘向刘歆父子有无作伪纂乱古籍的嫌疑，钱穆长文已经说得够清楚了，既然已有钱穆这篇可作定谳的有关刘向刘歆父子著述活动的考证长文在先，并且还是你顾颉刚最先读到并拿去刊发在《燕京学报》上的，那你何以还要继续纠缠在今文经学及康有为的无端臆说的泥淖里喋喋不休呢？这不是研究的无谓浪费，思想和学术的倒退，又能是什么？胡适在意的是，你顾颉刚完全没有意识到，你那饶舌辩解的背后，是你依然拘囿于晚清今文经学思路及门户之中的事实，只是你自己不曾或不愿察觉这一事实罢了。在这个问题上，胡适希望顾颉刚对钱穆的长文考证能够真正地输诚服膺，以史实之马首是瞻，抛却门户之见。说白了，胡适希望顾颉刚能够借助这一机会，好好清算一下自己之于晚清今文经学及康有为辈之间的那份纠缠不清的关系，并与之彻底做个了断。而当时正忙于主持史语所的筹建，凭恃其才情和霸气以及与胡适亦师亦友的那份亲近，在北大文史学科建设和人事安排上掌有操控实权的傅斯年，也因为激赏钱著《年谱》，事实上还成了力邀钱穆转赴北大执教的主事人，尽管嗣后不久两人便遽告分道扬镳。据钱穆晚年所撰《师友杂忆》：“孟真屡邀余至其史语所。有外国学者来，如法国伯希和之类，史语所宴客，余必预，并常坐贵客之旁座。孟真必介绍余乃《刘向歆父子年谱》之作者。孟真意，乃以此破当时经学界之今文学派，乃及史学界之疑古派。”[24]近年余英时在挽悼乃师的几篇长文中，谈及这篇在钱穆学术生涯中至关重要的长文时，也格外措意于该文为晚清以来经学史上一段公案画一句号的作用，认定《年谱》力辟晚清今文家说，“尤其痛驳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震撼了当时的学术界，使人从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笼罩中彻底解放了出来”，并得以让“晚清以来有关经今古文学的争论告一结束”[25]。余英时的这一说法，似乎也颇能从当事人钱穆《师友杂忆》的忆述里获得相应的印证。据钱穆回忆，当时北平“各大学本都开设经学史及经学通论诸课，都主康南海今文家言。余文出，各校经学课遂多在秋后停开。”[26]也就是说，钱著《年谱》一经刊布，便宣告对今文学及康有为的清算一举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事情似乎早已有了分晓，孰胜孰败，一目了然。不过，实际情况和上述说法还是有些偏差，历史并非那么整齐划一，事实上还是有例外存在的。首先，如上所述，当时名声显赫、如日中天的“古史辨”派主将顾颉刚，便并没有放弃他所“固执”的经今文及康有为辈的“旧见”，钱著《年谱》并未能让他折服，为此还招致了本来很器重他的胡适在日记中的不满。而顾颉刚未能或者说不愿折服，应该说，某种程度上，很可能是基于他本人也未必清楚地意识到的隐在心结，即“古史辨”之于“疑古惑经”的康有为和今文学，在学思系谱上，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关联，钱穆说自己的动机，本来是“想为顾先生助攻那西汉今文学家的一道防线（其实还是晚清今文学家的防线），好让《古史辨》的胜利再展进一程。”孰料他这么做，在顾颉刚那里，恰恰是在痛挖“古史辨”方法论的墙根，是在摧毁他学说的立足基地，所谓“投鼠忌器”，这当然是顾颉刚所不愿意的。
至于另一位“古史辨”派的核心人物钱玄同，这个说话行事向来唯恐不够特立独行的人，更是对当日由钱著《年谱》所引发的主张清算晚清今文经学及其康有为，并将这份思想遗产视若陈年之刍狗的思想潮流和学术趋向，按捺不住地表示了他的反感和不以为然。钱玄同的思路显然并不像胡适那样泾渭分明、非此即彼：是拘守今文经学的门户之见？还是唯历史事实之马首是瞻？比起在这两者之间作出明确的选择，毋宁说，钱玄同的考虑，似乎还要更为复杂些。或者也可以这么说，钱玄同不愿意顺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学界风气，也不愿意断然清算晚清今文经学及康有为的那份思想遗产，并非是逞性使气使然，而实在是基于另外一番“情怀”的缘故。
那么，对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钱玄同的反应又是如何的呢？《钱玄同日记》1930年1月14日条：钱玄同在顾颉刚处看到的，当是经顾颉刚之手，准备编入《燕京学报》的原稿。该文刊出时，题为《刘向歆父子年谱》，无“王莽”部分。日记泄露了钱玄同当时的心态，那便是对钱穆的考证根本不以为意，觉得不屑、不值得认真对待，连正面瞅上一眼都不情愿。
午至燕大授课，近日将本学期结束矣。课毕，访颉刚……他示我以钱穆之《刘向刘歆王莽年谱》，意在证明伪经之说不足信，古文可靠耳。真堪与毛西河、洪良品作伴侣也。
钱著《年谱》的发表，显然触发了钱玄同不少想说的话。一年过后，北平文化学社准备印行方国瑜标点的康有为《新学伪经考》，钱玄同说：“这真使我欢喜赞叹，不能自已。我因为二十年来曾将这书粗读数过，又得先师崔君的指导，不自揣量，妄谓对于这书的好处和坏处都能够有些了解，所以便不辞‘人之患在好为人序’之讥，自告奋勇，来写这一篇序。”因为有话积郁在心，按钱玄同的脾性，不说出来是很不痛快的，现在有了这么个机会，正好可以一吐为快。又因为有话要说，钱玄同便一改平日的散漫[27]，投入了很专注的精神，很快便把这篇序文写了出来。
《钱玄同日记》1931年10月28日条：(https://www.daowen.com)
午后回孔德做《〈新学伪经考〉序》，做了二十多张（每张二百格），止起了个头，未做毕，做到晚一时，甚累……
当天写下四千来字，只是开了个头，大有打算洋洋洒洒、一气呵成之气概。接下来的日子，除了各处授课，日记上留下的，便都是正在续写“某文”的记述。《日记》11月6日条记述初稿完成：
下午北大，四时毕，回孔德，将某文了完。尚须修改一过夜。
接下来是修改，日记中随处都有诸如“午回府改某文”“五时回孔德，灯下改某文”的记述。《日记》1931年11月16日条：
午后回孔德，直至更深，将某文全改完了，约三万字。
11月22日条：
晚，在孔德抄康氏《重刻伪经考》后序，给方国瑜也。
原打算将该文刊发在师大《国学丛刊》上，但一来可能多少有些看不上师大《丛刊》的水准，二来也是因为《丛刊》稿挤，故临时改变主意，拿去给了北大《国学季刊》。事见《日记》1931年12月14日条：
回孔德查师大《国学丛刊》第三期稿，太糟糕了，好在他们只能出七十种页，已有邵之某文，印了十页，只要六十页就行，这些糟糕稿子大约够六十页也。故拙文决计送给《国学季刊》了。
1932年北大《国学季刊》第3卷第2号刊出该文时，文末附有钱玄同的按语：
方君标点本的《新学伪经考》，由北平文化学社出版。出书以后，我又将此序大大的增改了一番。此篇即系增改之本，故与印在书上的不同。
用作方国瑜标点本序文时，约为三万字，至《国学季刊》刊出时，题名《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则已增扩至五万三四千字的篇幅，钱玄同在日记里所说的“大大的增改了一番”，看来并非虚言。如此篇幅的单篇论文，在钱玄同思想学术生涯中，也是绝无仅有，于此也颇可见出该文之于钱玄同的分量。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1891年始一刊行便极为风行，随后即被清廷三度降旨毁版（分别是光绪二十年，即1894年，甲午；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风行的原因，钱玄同认为大致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是当时正赶上喜好今文经学、公羊学的翁同龢、潘祖荫诸人得势当道，康有为这部书里的材料和议论正好可被用以投其所好，“作他们干禄幸进的取资”，这是最低一等的原因；比这略高一等的，则是出于猎奇心喜的动机，见这书“力翻二千年来的成案，觉得新奇可喜”；还有稍高一层的，便是基于敬重，对国势危殆之际挺身而出、建言变法维新的康有为其人，深表佩服，因敬重其人，进而敬重他的著作。但不管哪个层面，促成他们趋鹜于这部书的，均是书之外的原因，并非书本身的价值，即便是后一类人，即政治主张上对康有为极表认同的，对这部书的学术、考证价值，也并不以为然，多半认定它是“凭臆武断”而已。真正尊信它学术、考证价值的，钱玄同说，“以我所知，唯有先师崔觯甫（适）先生一人”。自日本留学返国之后，小学上钱玄同始终宗奉他东京时代的老师章太炎，经学上却并非如此，他更佩服的则是今文经学家崔适。与章太炎一样，崔适也曾受业于俞樾门下。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崔适最初便是从俞氏处读到的，一读之下，大感佩服，以为“字字精确”，“古今无比”，而崔适的著述，如《史记探源》《春秋复始》《论语足征记》《五经释要》这几种，便基本上都是处在康有为思路的延长线上，只是让康有为的说法更加完型和周密些罢了。钱玄同最初邂逅《新学伪经考》，应该是在他拜门崔适之后。据钱自述：“自一九一一（辛亥）至一九一三（民国二），此三年中，玄同时向崔君请益；一九一四年（民国三）二月，以札问安，遂自称‘弟子’”，“始得借读《新学伪经考》，细细籀绎，觉得崔君对于康氏的推崇实不为过。”时隔二十余年后，直至1931、1932年，钱玄同对《新学伪经考》所谓的学术考证价值，依然推重有加，态度未见有丝毫改变，比之于当年的崔适，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钱玄同在《重论》里便这样重申：
我以为康氏政见之好坏，今文经说之然否，那是别一问题。就《新学伪经考》这书而论……，全用清儒的考证方法——这考证方法是科学的方法……他这书证据之充足，诊断之精核，与顾炎武、阎若璩、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俞樾、黄以周、孙诒让、章太炎（炳麟）师、王国维诸人的著作比，决无逊色，而其眼光之敏锐尚犹过之；求诸前代，惟宋之郑樵、朱熹，清之姚际恒、崔述，堪与抗衡耳。古文经给他那样层层驳辨，凡来历之离奇，传授之臆测，年代之差舛，处处都显露出伪造的痕迹来了。于是一千九百多年以来学术史上一个大骗局，至此乃完全破案：“铁案如山摇不动，万牛回首丘山重”，《新学伪经考》实在当得起这两句话。……
所以我说康氏这部《新学伪经考》是极重要极精审的辨伪专著，是治国故的人们必读的要籍。至于康氏尊信今文家言和他自己的“托古改制”的经说（如他的《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论语注》《孟子微》等），还有他那种“尊孔”的态度，其为是为非，应与《新学伪经考》分别评价；《新学伪经考》在考证学上的价值，决不因此而有增损。
康有为出版于光绪十七年（1891）的《新学伪经考》，断言古文经皆系刘歆一手伪造，目的是要湮灭孔子大义，助王莽篡汉。刘歆既以伪《周礼》及由《国语》篡改而成《左传》作为新朝改制的依据，故而“刘（歆）之篡经可等同于王（莽）之篡汉，此即何以康（有为）称经古文为新学之故。”至于刘歆一手篡造的伪经何以能够蒙骗世人长达二千年之久，据康有为揭秘，实因有为数甚众的儒学经师直接参与其间、或推波助澜、协同作案的缘由在，内中细故委曲，则大致如晚近史学家汪荣祖所勾勒的那样：“而新学之所以能取代真经，迷惑千古，实因后汉大儒如贾逵、马融、许慎、郑玄等，不惜激扬刘歆余焰之故。贾以帝师之尊尊古文，马为伪经作注，郑则以古文总结经今古文之争。……以伪代真，以是遮非，其间宋儒所用，亦无非都是伪经。”[28]孔子的真精神以及中国政教体制的真谛既已为刘歆的伪经湮灭达二千余年之久，并最终导致中国历史停滞不进的严重后果，故而戮力揭发刘歆作伪这桩千年公案，借助公羊经今文以恢复孔子的真精神，便成为康有为实施其救亡图存、重建政教秩序的政治想象的第一步。
其实，康有为在这个问题上并无太多原创性的见解，某种意义上，他也仅仅沿袭的是刘逢禄的思路和说法而已。在刘逢禄看来，孔子《春秋》所记述的乃是一个脱离循环的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从而视孔子为后世的创制人，并奉孔子为后王，而刘逢禄这一说法，根本上是要与刘歆针锋相对，是为了抗衡、解构和颠覆伪造《周礼》并视周公为儒教创始人的刘歆的所作所为。
继《新学伪经考》之后，康有为又推出了他的《孔子改制考》[29]，其间时隔五六年的工夫。翻开《改制考》第一卷，突入眼帘的标题即为“上古茫昧无稽考”，这等于是在直截了当地宣布，六经之前并无可信的文字记载，秦之前也无详尽的信史可言，三代（夏商周）的事迹根本难以稽索，至于所谓的五帝，那就更是太古茫昧，漫汗无际得根本无从捉摸了。于是，康有为便随手将相关的中国上古史记述，与“泰西之述亚当、夏娃，日本之述开国八神”并置排列，等量齐观，认定其不过也只是属于《圣经》神话或日本神武传说之类，“皆渺茫不可考者也”。正因为上古茫昧无从考索、不可信据，康有为推断自宋代以降，一茬又一茬的学者，经由辨伪存真的功夫，试图坐实上古史的信实可据的所有努力，最终都难免悬虚架空之讥：“谯周、苏辙、胡宏、罗泌之流乃敢于考古，实其荒诞。崔东壁乃为《考信录》以传信之，岂不谬哉？”随后，康有为便下一转语：“夫三代文教之盛，实由孔子推托之故。”原来如此，有关上古三代的良法美制，并非实有其事，它们都只是孔子创制的结果，是孔子托古改制的重要贡献。由此看来，伪造与否，并非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否真理，是否值得认可，关键要看究竟由谁伪造。由刘歆一手抟造，则断断不可。刘歆乃是出于辅助王莽篡汉的目的，以周公取代孔子，湮灭孔子光彩，致使儒教在嗣后二千年间的中国趋于式微，本可用以节制君统的师统就此一蹶不振，从而置人民于专制酷政淫威之下，不仅不识太平之治、大同之乐之为何物，并且还得备受异族入侵、以夷变夏等诸多纷扰与苦难。[30]至于生于晚周衰世的孔子，则是出于匡时救世之心而托古改制，是承周统而创制，目的是要为万世立法垂范。二者之间，自有霄壤之别。
断言二千余年中国政教体制一直处在伪经影响的阴影下，无论是刘歆为湮灭孔子真相而篡改伪造经典，还是孔子为给后世立法而伪托上古三代的改制创制，无论是用心险恶还是出于悲悯，经典的无法信据，经典的基于伪造，在这一点上，刘歆也好，孔子也罢，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不同。而这实际上是开启了“五四”新文学新文化运动对整个古典传统持怀疑态度，视经典的权威性于蔑如，以及直接喊出“打倒孔家店”口号的先声。事情确实有如列文森所观察到的那样，康有为的公羊学及其对儒学的重新解释，这种“今文学派的确于攻击时尚的经典之际，成为文化的破坏者，开了文化流失之门；因为经典既然可以怀疑，任何东西都可怀疑。”（英文本，pp．519-521）
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的“自序”里坦言：“自从读了《孔子改制考》的第一篇之后，经过五六年的酝酿，到这时始有推翻古史的明了的意识和清楚的计划。”
钱玄同念兹在兹的，其实也正是这个。他无法忘怀自己及自己所属的那个时代曾经受惠于康有为的一面，正是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中对整个古典传统的根本怀疑，视经典的权威性于蔑如，给近代中国思想学术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前所未有的解放感，这是康有为留给世人的一份极为重要的思想遗产。正因为格外珍重这份遗产，对于“新文化”“新文学”一代（其实他们正是在康有为思想的催化下得以生成的）之于康有为的遗忘，他们身上弥散着的那种“数典忘祖”式的绝情，对于仅仅才时过境迁了十余年，维新变法运动的领袖康有为辈便已在一意求新求变的“五四”一代的心目中沉沦为陈年之刍狗的事实，钱玄同在内心深处是非常不愿意予以认同的。俨然骨鲠在喉，不吐不快，钱玄同在最短的时间里急着赶写出这篇洋洋洒洒的长文，此种一反常态之举，事实上，是在以某种貌似有意违拗及冒犯“新文学”“新文化”立场的方式，向康有为致意，传递缅怀之情，他希望能以自己的这一举措，给沉湎在狂飙突进的“新文化”“新文学”者们提个醒，不该将自己曾经沾溉过他们恩泽的那一代人物及其历史，这么轻易淡薄地说遗忘便遗忘了。
看来，这才是我们从钱玄同这篇即便是放在他一生著述中也是写得极为少有的认真，并且如此的哓哓不休，不惮费辞，一气写出了五六万字篇幅的文字背后，所当窥见的那番隐在的心思，那份深隐在文字后面的内心纠结，那份有可能是他不便也不愿直白说出的心结：康有为曾是有恩于“新文化”和“新文学”的重要人物之一，对于他，我们这些受惠者自当始终心存感念才是，“新文化”和“新文学”者们如果非得那样绝情不可的话，那么，除了让人慨然浩叹“情何以堪”之外，夫复何言？！他自己绝不会这么做，也见不得别人这么做，这才有了在最短的时间里，欲罢不能地写就了终其一生仅有的这篇长文。“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欤！”
这么看来，钱玄同所格外看重的那份属于《新学伪经考》的学术价值，与他同时代，如亟亟致力于中国现代学术规范建设和确立的胡适等人，同时也和我们这些后人所认同和共同分享的所谓学术范式[31]的价值，并非可以等同视之之物。与其说钱玄同所看重的今文经学及康有为的价值，是胡适当年所汲汲于建立以及我们今天仍在不遗余力地呼吁和维护着的那种学术价值，毋宁说，他更看重的是学术的这样一种资历，即是否参与了时代重大精神思想的建构，是否给时代带来了思想与精神的巨大解放，如果是，那理所当然便是有价值的，如果不是，便没有什么价值。他所不愿意也不忍心看到的，是那些宣布就此断弃和清算康有为之于清末民初思想学术的那层血脉相关的精神联系的做法，不管这么做是基于何等理由。作为亲历亲为、目睹了康有为之于时代带来过空前的精神和思想解放的场景的见证人之一，作为时代之子，钱玄同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思想学术，其基本思路或者说方法论，即有着直接萌生、形塑自康有为的诸多因素。所谓知恩图报，所谓饮水思源，曾经受惠于今文经学和康有为的钱玄同，对康有为始终怀有难以割舍的敬重珍惜之情，并由此引发了他对那些准备清算康有为并与之彻底了断的人和事，深感难以接受，甚至痛心疾首的心理反应，正可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