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社会要更加正常，可能需要更多的阿古顿巴，而不是格萨尔王”
木叶：从你的小说、非虚构和随笔，都能感到很强的现实感，但又和阎连科的现实感不太一样。有人（王尧）说阎连科焦虑，我就问他，他回说“焦虑本身也是我最重要的写作资源”。时代这个庞然大物，凶猛而来，泥沙俱下，冲击每个人。这时小说家怎么应对？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小说本身要结束了，越来越难以像电影等影像那样去表现或对抗时代了。
阿来：我倒没有焦虑，我肯定有非常深的社会关切。面对这个世界，其实就两个工具，一方面诉之于理性来客观冷静地观察分析，但是我们表达的时候，要把这种理性转化成感性的方式。我就觉得兢兢业业、认认真真把一件一件事情做好，给社会在认知上有一点贡献。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自我建构。早在80年代，就听人说小说要死，我说要死就一起死吧，如果我爱它，没关系。
木叶：王小波专门谈过自己的师承，不过没太见到你直接谈（曾谈到辛弃疾、聂鲁达、惠特曼等为自己打开诗歌王国的大门）。如果追溯起来呢？
阿来：中外都有，但是我觉得不可能描述得那么清晰，每个阶段是不一样的，自己也在进步。比如说思想上，从德国古典哲学开始直到现代各种各样的思潮，都有认知；跟海明威学过把语言写得干净点，但是因此就说海明威是我的偶像，那说明我自己问题一点都没解决。昨天我还跟大家谈到菲茨杰拉德，这是不断丰富不断提高的一个过程，是一个很长的谱系，对应你人生不同的阶段，也对应你的思想从比较简单到比较复杂，写作技术从比较粗糙到日渐成熟，每个阶段都需要一些不同的东西。
木叶：回到你更具体所处的独特文化氛围，一旦下笔，尤其是写长篇小说，类似意识形态和宗教问题可能会不断跑出来。你怎么看待西藏地区以及藏族人民某种可能性的未来？因为我看你的小说，处理意识形态时又谨慎又高妙。
阿来：现在藏族被这个世界认知，一个是青藏高原的特殊地理，但更重要的还是藏传佛教和藏地的文化。第一，这个民族真正要走向现代化，大家都得重新思考跟这个宗教的关系。我不是反对宗教的人，我不反对人有信仰，但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信仰，我们真需要那么多的出家人吗？整天闲待着，每个人都能成佛陀吗？不一定。伊斯兰教没有这么多出家人，基督教没有，天主教没有，我们要把这个东西解决了，不然你的生产力不能解放，因为最精华的一部分人干这件事情去了。
第二，老百姓的信仰是一种精神上的东西，但现在——整个佛教都有这个问题——就是把信仰的虔诚用物质来衡量，布施多少钱，磕多少头，用外在的东西而不是真正对于宗教那种精神的接纳。如果完不成这些转变，这个民族真正要靠自发的力量进入现代社会是难的。现在大部分是外力在推动，政府有时是强行在推动，也有一些人在逐渐自觉参与到其中，但大面积的还是这样，所以这是这个民族的问题，也是这个宗教的问题。任何宗教都是经过改革的，基督教发展到美国那种状态，中间经历多少次宗教改革？今天这个社会已经变成这样了，为了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能不能从一个古代的宗教变成一个现代的宗教？(https://www.daowen.com)
木叶：有人说“阿来小说所呈现的佛性、神性、民间性的因子，在阿古顿巴这个人物身上有最早的体现”，有人说你所写格萨尔王的身上“兼具了佛教和儒家两种气质”，有人又觉得你是在给西藏及其文化“除魅”，你是怎么看待写作与生命、宗教信仰之间关系的？
阿来：阿古顿巴本身就是一个民间故事中的人物。藏族民间故事有个特殊现象。一个是格萨尔，一大堆英雄事迹堆聚他身上。另一个就是这个阿古顿巴，我没有统计过，但在不同的藏族地区，不同的藏语方言中，以他为主人公的故事至少在上千个。而且，和格萨尔形成鲜明对照。格萨尔是大英雄，他是小人物。格萨尔都是开国开疆、降妖伏魔的英雄事功，但他只是一些寻常故事。他更代表一种朴素的民间智慧，在几乎所有故事中，他总是战胜那些看起来比他强大、比他有学识、比他有财富、比他有权力的人。他总是以最简单的办法战胜那最复杂的计谋。这里头有一种通常所说的真正的民间立场。奇怪的是，在所有故事中没有说过他的出身，他的经历，甚至他的相貌。而他在所有故事中冒犯了藏区这个宗教社会，等级社会中一切（些）神圣的东西。这篇东西写得很早，年轻时候，读他的故事，听他的故事，我就总是想他是什么人？于是，我写了这篇小说，替他写了一篇小传。
也许，我们这个社会要更加正常，可能需要更多的阿古顿巴，而不是格萨尔王。
在阿古顿巴身上，我没有想过佛性与儒性的问题。我只觉得那是一种民间智慧。当然，民间智慧也完全可能包含那样一些因素。
木叶：你曾援引诗人米沃什的话：“我觉得自己如果在社会学中受到了伤害，那么可能从生物学中得到安慰。”对于当代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你有忧心，有关切，《河上柏影》《三只虫草》《蘑菇圈》写罢，得到更多的安慰或释怀了吗？“把自然还给自然”，着实不易，一方面，人们难免以自我为出发点去面对自然环境，另一方面，浮躁而复杂的局面不会很快过去，所以，很多事情怕是等不得而又急不得吧。
阿来：我确实对米沃什这句话有同感。因为我自己就常常这样，在城市密集的人群中生活久了，或者是在自己书写过程中探究那些历史或生活的阴暗面久了，我调节自己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去到青藏高原。那里地广人稀，直接面对的就是开阔美丽的大自然。所谓“大美无言”。美，自然之美确实给人以巨大的情感抚慰。所以，我因此也对自然界的被损毁有更强烈一些的关切。也试图以自己的作品唤醒更多的人有与我类似的关切。世界任何成熟的文化中都充满道德与伦理方面的劝谕。中国人对文学功能性的认识中就包含对这种劝谕功能的看重。
但我们也得看到，劝谕的力量在中国社会中正在大幅消退。原因就不去说了。但我想，我可以在美丽的书写中劝谕自己，修正自己，提升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