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性在哪？”
木叶：这是一种因时而变，也是小说家持续的探索，当然，探索也有代价。比如说《空山》收获的评价，和《尘埃落定》有一定落差。也有人为这部长篇打抱不平，觉得没有得到它应有的称许。
阿来：现在很多人这样说。这涉及一个作家、艺术家跟艺术的关系的问题。现在整个社会比较功利，文艺家也难免，甚至读者也难免，读者都会替你着急。但是我完成了它，我很满意。我们最大的享受，不是签名、受访、收版税，而是坐在桌子前一字一行地看到它慢慢呈现出自己的面貌，这时你像上帝一样，在创造一个世界。
木叶：是的，尽管它可能很难。好像海明威就说过一个意思，写完一个长篇，人仿佛垮了一半。
阿来：那肯定，因为你把所有东西都投入进去了。《空山》前后写了大概三年多时间。每一个小说都需要一个新的形式，刚才说到的中篇《河上柏影》也是。
木叶：除了受好评的《阿古顿巴》《月光下的银匠》《老房子》《鱼》等，其他不少短篇也好，但一般人说到阿来，似乎只是说长篇《尘埃落定》。
阿来：读者也是比较急躁的。我经常讲一个例子，魔幻现实主义具世界知名度的作家有十几位，而往往被简化到马尔克斯一个。马尔克斯也写了很多，《枯枝败叶》《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迷宫中的将军》等，但一说到他往往就是《百年孤独》……历史上任何文学流派、文学现象，就出一个人吗？一定是一大堆人，而且一个作家也往往写了一大堆东西。读者是可以不很清楚的，但问题是我们有文学批评界，有林林总总的研究者，还有专门做文化报道的媒体。
木叶：提到魔幻现实主义，北大陈晓明教授就认为《尘埃落定》受到《喧哗与骚动》和《百年孤独》的影响。
阿来：影响是会有。《喧哗与骚动》也写家族，也有一个傻子，但他那是一个真傻子，不过，福克纳我不喜欢，我是比较烦意识流小说的，当然，作为一种实验也不是不可以，意识流小说的经典都是没法读的（笑），至少大部分人读不完。《喧哗与骚动》还算是可以读的。
木叶：因《尘埃落定》获得茅盾文学奖时你四十刚出头，好像是最年轻的一个，应该是一种颇大的振奋，当然，也可能无形中构成一种压力。这么年轻就抵达这种状态，再往下怎么写。
阿来：我没有。就是刚才我说的，我们从事这个工作是求名求利还是真的热爱。我相信我是真的热爱，没有办法停下来。
木叶：我初读《尘埃落定》，有几句话记得很深：“丝绸是些多么容易流淌的东西啊”，“泪水挂在她乳房上就像露水挂在苹果上一样”。对于你的文字，有人看到清新灵异，有人看到拙朴。
阿来：总体风格，朴素一点干净一点是好的，不需要那么泛滥、夸张，至少我的审美是这样。但是也可以更脱俗一点，不要一说朴素就变成老实巴交的老农民，那也是对朴素的一种不好的理解（笑）。
木叶：《尘埃落定》1998年出版，最后一章也叫这四个字。在此之前似乎没有这种说法（近似说法有的）。
阿来：我写小说，一般不会先写标题，因为标题对人的暗示性和规定性很强。写一个标题等于你已经确定这个书的主题。我在寻找，我写到一个情景：因为抵抗，那个寨子就被解放军炮轰，（后来是有旋风），烟尘升起来，然后又落下去，就什么都没有了。当然也有一个佛教的观念，“微尘”，世界之大，时间之永恒，在那种大尺度的时间和空间当中，所有东西都像一粒微尘，人的生命也是。
木叶：基督教也讲尘归尘，土归土。(https://www.daowen.com)
阿来：对，很多生命感相像。我们很多时候不是直接描述这个生命感，而是通过比喻，通过一个相似事物来表达抽象的东西。
木叶：这部长篇的人物设定也耐人寻味。主人公，也是叙述者，他是傻子，但也许比别人更聪明。他其实是麦其老土司和汉人妻子所生，且是在一次酒后有的他。
阿来：我写小说之前，研究过十几个土司家族的历史。我这个人喜欢像学者一样工作，但可能没有达到学者的水准。
木叶：《瞻对》学者功力可能最明显。《尘埃落定》错综复杂，涉及土司史、汉藏交流史、国民党史、共产党史、国共关系史，很多事情在其中。
阿来：我其实都会做这样的工作。所以这个故事是十几个家族史的浓缩。为什么主人公是傻子，人们都从文学性上找，其实还有别的渊源可追溯。我讲过几次，过去的皇帝一般不跟平民通婚，土司家族也如此，总是这十几家人互相通来通去。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代、第二代奠定这个家族地位的人，就像开国皇帝一样不一般，但一代不如一代，后来往往生理上都会痴、傻。像溥仪，讨了五个老婆，没有造出一个人来。临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至少三个土司家族最后一代的土司是傻子，而且被嫁过来的女人控制驾驭。一个家族，不仅是智力，生理上也会退化。
木叶：最后这个“傻子”土司的死亡，被解读为象征着土司制度的没落、衰竭、瓦解，当然可能有别的阐释。我还比较好奇，他叔叔和姐姐从国外见了世面回来过，一个印度，一个英国，可能有不同的思想观念，不过你并没有展开，只是让他们对时局和家族发表了一些看法，拿了钱财便走了。
阿来：其实就是对事实的陈述。在那样一个社会，真正离开了看到了外面世界的人，他就回不来了。
木叶：小说就写到这个傻子被仇人杀死为止，没写建国之后，这个土司家族是如何存续转变的，比如怎么应对共产党和新政策，怎么开始新的生活，但收束得简洁有力，想往深了想的人，会有更多的发现。
阿来：收尾这个很简单。因为后来我也见过很多这样的人，接受改造，作为统战对象，进入政协，或在一些地方工作，过着舒适的生活。80年代90年代初接触时，他们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了，就是活着，衣食无忧，也不用动脑子，只有某种情况下，来个人打听他们原来的事，酒也摆起来，这个人就活起来了，眼睛甚至皮肤都开始闪光。所以，我有一个强烈意识，要是我遇到改朝换代，一定是跟这个朝代一起结束，如果你在这个时代是风光的，下一个时代一定不会让你风光，那你活着干什么呢？后来很多《尘埃落定》的读者说，我们太爱这个主人公了，你怎么把他弄死了，我说我不忍心他继续活下去，就是一个行尸走肉，所做的事情就是回忆过去，而且只有回忆过去的时候，他那种生命力，那种东西才又回到他身上，你老回忆过去干什么？
木叶：小说的结尾就像围棋的收官，非常难，这部长篇戛然而止，恰到好处。小说里讲到，“历史就是从昨天知道今天和明天的学问”，里面还有一个东西是与此相呼应的，就是书记官，舌头还给割去了。这个设计太牛了。
阿来：知识分子就是要说话，作为一个记录者、书写者，就两种选择，一个就是犬儒，你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今天这个情况大面积发生。但还有少部分人说我的这个事业这个职业要求我这样做……
木叶：往远了说，司马迁的一生也仿佛一个隐喻，一个为中国历史做了这么大贡献的人，居然是以那种身体和身份书写。
阿来：这也是写小说的一个意思。现在我们写小说，都想说我这个独不独特？当然要独特，但是独特的东西当中，一定应包含一些人类普遍的东西，指向整个人类的东西。普遍性在哪？不是说大家天天早上起来去星巴克坐一屁股，吃个小面包，就是普遍性。现在我们中国小说写得出特殊性，写不出普遍性。
木叶：这句话好。还有些人觉得《尘埃落定》很吸引人的是一种潜在而出色的心理描写，无处不在书写怎么样看世界。譬如傻子就说，“哥哥因我是傻子而爱我；我因为是傻子而爱他”，但是前面的铺叙和后面两个人的结局之间有张力。现在回首，是不是自己也挺难复制某些东西？
阿来：这个题材、这种写法就用一次，就像写《空山》的方法只能写那个村子时用一次，我从来没有想过重复。因为重复是一个商业化的操作。我是懂商业的，我做过生意，做过出版。人家已经认同你了，再写一个土司故事，还是用这种调子，是可以，但对于真正热爱文学艺术的人来讲，重复自己有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