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充《讥俗》、《节义》、《政务》、《养性》等书的写作顺序如何?这是我们首先要加以考察的问题。

王充在《论衡·自纪篇》中历数自己的全部著作道：“志俗人之寡恩，故闲居作《讥俗》、《节义》十二篇……充既疾俗情，作《讥俗》之书；又闵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晓其务，愁精苦思，不睹所趋，故作《政务》之书；又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讥俗》之书，欲悟俗人，故形露其指，为分别之文；《论衡》之书，何为复然……历数冉冉，庚辛域际，虽惧终徂，愚犹沛沛，乃作《养性》之书，凡十六篇。”从其记载先后来看，王充各书的写作顺序应是《讥俗》、《节义》之书，《政务》之书，《论衡》之书，《养性》之书。正如钟肇鹏《王充年谱》(以下简称“钟《谱》”)所说的：“据《自纪》所述，首叙《讥俗》之书，次《政务》之书，又次乃《论衡》之书，最后为《养性》之书，此盖仲任成书先后次序如此。”关于这一点，现代学者大都没有异议。如朱谦之《王充著作考》(以下简称“朱《考》”)说：“《讥俗》之书是王充的第一部著作”，“《政务》之书作于《讥俗》、《节义》之书后”，“《论衡》之书是继《政务》之书而作”，“在写《论衡》之书以后，又曾作《养性》之书”。其他学者也大多这么主张，兹不一一列举。

不过，其中还略有疑问的是《政务》之书与《论衡》之书的写作顺序问题。从王充《自纪篇》谈到《政务》之书和《论衡》之书的语气来看，《政务》之书无疑是作于《论衡》之书之前的，但经常将《政务》之书与《论衡》之书相提并论的《对作篇》，却给人以与此稍有不同的感觉。“或曰：……《论衡》、《政务》，可谓作者”，“今观《论衡》、《政务》，桓、邹之二论也，非所谓作也”，“由此言之，唐林之奏，谷永之章，《论衡》、《政务》，同一趋也”，“《论衡》、《政务》，其犹诗也，冀望见采，而云有过”，《对作篇》中不仅经常这样将二书相提并论，而且每次总是《论衡》在前而《政务》在后，这不免使人产生“《政务》之书果作于《论衡》之书之前吗”的疑问，至少给人以二书关系密切的印象。也许正因为这样，朱《考》才提出“把《论衡》和《政务》对举，或即《对作篇》之原来意义，而此时所撰集的《论衡》则为《论衡》与《政务》二书的合订本，《对作》篇即为此合订本之自序”的主张吧?不过，因为王充在《对作篇》中只是随手举例，并无陈述二书写作顺序之意，所以尽管我们可能会产生上述疑问，却不能以此推翻《自纪篇》的记载。(https://www.daowen.com)

关于《政务》之书与《论衡》之书写作顺序的另一个问题是，一般学者在编撰王充年谱时，大都在主张《政务》之书作于《论衡》之书之前的同时，又将《政务》之书实际上置于王充开始写作《论衡》至完成《论衡》之间的这段时间里，以致事实上成了《政务》之书作于《论衡》之书写作过程中的局面了。如蒋祖怡《王充年谱》(以下简称“蒋《谱》”)在永平二年(59)王充三十三岁条下系云：“《论衡·讲瑞篇》云‘此论草于永平初。’”在永平六年(63)王充三十七岁条下系云：“《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六年二月，王雒山出宝鼎，庐江太守献之。’《论衡·讲瑞篇》云：‘鼎见’，即指此事。《讲瑞篇》为《论衡》中属草最早之篇，则此篇当起草于永平六年之后，或在其前，后加修改。”在永平十八年(75)王充四十九岁条下系云：“《会稽典录》(毅平案：当是《论衡·自纪篇》)云：‘《论衡》造于永平末，定于建初之年。’其言可信。王充《论衡》之书，在永平、建初之际，成篇甚多，《论衡》书名，亦定于建初之时。”“《论衡·讲瑞篇》虽属草于永平之初，而成篇则在章和、元和之际，此篇在和帝永元中又加修改。”“《谴告》、《实知》两篇，作于永平间无疑。”“则上述诸篇(毅平案：指《程材》、《别通》、《超奇》、《案书》、《吉验》、《恢国》、《佚文》等篇)，当作于永平之后，在建初之时。”在章和二年(88)王充六十二岁条下系云：“《论衡》中之《恢国篇》、《齐世篇》、《宣汉篇》、《验符篇》、《治期篇》、《是应篇》、《明雩篇》、《顺鼓篇》、《须颂篇》均作于此时。”综合上述各条来看，可以认为蒋《谱》认为《论衡》中最早之篇草于永平六年以后或更前，大部成于永平末至建初年间，一部作于或修改于章和年间，即正如他的《王充卷·前言》所说的，《论衡》一书是花了王充“三十多年精力而完成的”著作。与此同时，蒋《谱》在建初二年(77)王充五十一岁条下又系云：“王充《政务》之书，当作于此数年内。”果真如此，那就不能说《政务》之书作于《论衡》之前或说《论衡》之书作于《政务》之书之后了，而是应该说《论衡》之书创始于《政务》之书之前而完成于其后，或换言之，《政务》之书作于王充始作《论衡》至完成《论衡》之间。钟《谱》的情况也与蒋《谱》相同，在永平三年(60)王充三十四岁条下系云：“开始写《论衡》……《论衡》草创之时期。《讲瑞篇》云‘为此论草于永平之初’。《太平御览》六〇二引《论衡·自纪篇》文下有‘《论衡》造于永平之末，定于建初之年’。与《讲瑞篇》所云不合。疑《御览》‘末’字当初为‘初’字之误……永平初开始写，以后时作时辍，至建初后乃专精致力于此书之写作，边作边改，至章帝末乃完全定稿，前后近三十年。”在章和二年(88)王充六十二岁条下系云：“《论衡》全部定稿于此时……盖自永平初草创《论衡》，至永平末建初中乃集中精力专致意于此书之撰述，故《论衡》大部分成于建初之年。然最后定稿直至章和之时，全书创作将近三十年。”是亦认为《论衡》的写作经历了从永平初至章和时的将近三十年时间。与此同时，钟《谱》又在建初二年(77)王充五十一岁条下系云：“其《政务》之书盖当成于此前后……其全书之成，当在《论衡》之前，姑志于此。”据此，也不能说《政务》之书作于《论衡》之书之前或说《论衡》之书作于《政务》之书之后，而只能说《论衡》之书创始于《政务》之书之前，而完成于其后，或换言之，《政务》之书作于王充始作《论衡》至完成《论衡》之间。此外，如朱《考》的“第一次撰集《论衡》只有十几篇……第二次撰集是在《政务》之书写成之后，把《论衡》和《政务》合并成一书”的说法，也是和他的“王充在写《论衡》之书以前，曾作……《政务》之书”的说法显相矛盾的。因此，如按上述这些学者的具体研究来看，则毋宁应该说二书之间不是先后关系，而是并列关系。

但是，我们也可换一个角度来提出问题，即我们可以质问，现代学者们所普遍认为的王充写作《论衡》花了自永平初至章和年间的三十来年时间，而《政务》之书则作于建初初年的看法本身到底是否有问题呢?据《太平御览》卷六〇二引《论衡·自纪篇》语说：“《论衡》造于永平末，定于建初之年。”如此条可信，而“末”字又非如钟《谱》所认为的是“初”字之误，则《论衡》的实际作年应该只是自永平末至建初末的十来年时间，而不是自永平初至章和年间的三十多年时间(关于《论衡》的作年问题，请参第一编第一章《<论衡>造于永平末定于建初之年考》)。与此同时，《政务》之书也并不能说是作于建初初年的，而毋宁应该说是作于永平年间的(考见下)。如此说来，所谓“《论衡》之书创始于《政务》之书之前，而完成于其后”，或“《政务》之书作于王充始作《论衡》至完成《论衡》之间”的说法，也就值得重新考虑了。也就是说，我们已考知《论衡》之书作于永平末至建初末，如果《政务》之书不是作于建初初年，而是作于永平年间的话，那就确实可以说它是作于《论衡》之书之前的了，从而《论衡·自纪篇》的记载也就完全可以证实是合于事实的了。不过，这尚有待于我们进一步考察《政务》之书的作年以后才能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