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由于《讥俗》、《节义》、《政务》、《养性》等书均已亡佚不存，它们的详细内容我们今天当然已无从知晓，但所幸的是，今本《论衡》中有关这些书的只言片语，尚可使我们得以稍稍窥见它们的宗旨和文风之大概。
《讥俗》、《节义》之书有十二篇。关于它的宗旨，据王充的《自纪篇》说：“俗性贪进忽退，收成弃败。充升擢在位之时，众人蚁附；废退穷居，旧故叛去。志俗人之寡恩，故闲居作《讥俗》、《节义》十二篇。”“充既疾俗情，作《讥俗》之书。”可见是“疾俗情”，是“志俗人之寡恩”，是揭露世俗“贪进忽退，收成弃败”的势利性。《节义》的“义”，是下忠于上、知恩报恩之义。《节义》与《讥俗》的关系，一是正说，一是反说。据此可以推测，《讥俗》、《节义》之书的内容，一方面是对于势利的俗人的讥讽，另一方面是对于有义的高士的赞扬。王充之所以作这部书，一方面固然和他所遭受的“升擢在位之时，众人蚁附；废退穷居，旧故叛去”的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有关，另一方面也和东汉时期重视节义的社会风气有关，这我们读《后汉书》是会有深刻印象的。朱《考》认为《讥俗》之书的宗旨是“对于当时迷信陋习，都有所评论”，“就具体的迷信陋俗，一一加以严正的批判”，这是与王充自己的说法不相符合的。《讥俗》、《节义》之书的文风，据《自纪篇》说：“冀俗人观书而自觉，故直露其文，集以俗言。”可见是颇为通俗的。后来王充作《论衡》，也继承了《讥俗》、《节义》之书的这种文风：“《讥俗》之书，欲悟俗人，故形露其指，为分别之文；《论衡》之书，何为复然?”可见《讥俗》、《节义》之书的文风是与现存的《论衡》之书一样的，因而我们读了《论衡》，也就可以想见《讥俗》、《节义》之书的大致面貌了。(https://www.daowen.com)
《政务》之书篇数不详。关于它的宗旨，王充自己谈论得较多。《自纪篇》说：“又闵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晓其务，愁精苦思，不睹所趋，故作《政务》之书。”《对作篇》说：“其《政务》言治民之道。”“《政务》为郡国守相、县邑令长陈通政事所当尚务，欲令全民立化，奉称国恩。”可见这是一部论述人君及地方长官统治术的书，内容皆与政事有关，其书名本身也显示了这一点。章士钊《答张九如书》[3]认为，王充以《论衡》之书“破”，以《政务》之书“立”：“或谓充之所为，有破无立……不知书以‘衡’名，其职及于权物而止。至天人之际，政学之微，直摅己见而成一系统者，充别有一书曰《政务》，惜不传矣。”说得很有意思。马宗霍也认为：“仲任以《政务》与《论衡》并言，其书虽已佚，但上文云‘《政务》言治民之道’，本文又谓‘《政务》为郡国守相、县邑令长陈通政事所当尚务’，则其书之内容与命名之义，已具见矣!”[4]所说颇得要领。一般学者多指《备乏》、《禁酒》二篇为《政务》中之篇名，但尽管二者内容与《政务》之宗旨诚为相近，却毕竟有“造论著说”之文与“上书奏记”之文的区别，所以王充也只是用它们来打比方，而并未直指它们即属于《政务》之书，这我们在上面已经辨证过了。至于朱《考》认为《政务》之书中有“颂汉”的内容，则显然与王充自己的说法不相符合。《政务》之书的体裁，和《论衡》一样，也属于“造论著说”之文。《对作篇》说：“桓君山《新论》、邹伯奇《检论》，可谓论矣。今观《论衡》、《政务》，桓、邹之二论也。”“《论衡》、《政务》，同一趋也。”可见《政务》之书的文体和《论衡》一样，故即从现存的《论衡》，亦可稍稍想见《政务》之书的大致风貌。至于其文风，则因是给郡国守相和县邑令长等看的，而不是给一般“俗人”看的，所以也许和《讥俗》、《节义》之书及《论衡》之书有所不同。也许正因为这样，《自纪篇》在论述自己的“形露其指”、“为分别之文”的文风时，才没有提到《政务》之书。
《养性》之书有十六篇。有关它的历史记载较多，这是它不同于《讥俗》、《节义》之书和《政务》之书的地方。王充《自纪篇》说：“历数冉冉，庚辛域际，虽惧终徂，愚犹沛沛，乃作《养性》之书，凡十六篇。养气自守，适食节酒，闭明塞聪，爱精自保，适辅服药引导，庶冀性命可延，斯须不老。”《后汉书》充本传说：“年渐七十，志力衰耗，乃造《养性书》十六篇，裁节嗜欲，颐神自守。”《太平御览》卷七二〇引《会稽典录》云：“王充年渐七十，作《养生(性)》之书，凡十六篇。养气自守，闭明塞聪，爱精自辅，服药道引，庶几获道。”《文心雕龙·养气篇》云：“昔王充著述，制《养气》之篇，验己而作，岂虚造哉!”韩愈《后汉三贤赞》云：“年七十余，乃作《养性》，一十六篇。”(其中所云书名或略有出入，黄《谱》云：“按：《会稽典录》作‘养生’，‘性’、‘生’字通。《文心雕龙·养气篇》作‘养气’，盖《养气篇》为《养性书》之目。”其说甚是。钟《谱》说同。)综合以上各条材料可知，《养性》之书的宗旨，是“养气自守”以下那一段话所说的，有关老年人保养身体的一些方法，包括节制饮食、适当地服药和运动等各个方面。《后汉书》充本传将其宗旨归结为“裁节嗜欲，颐神自守”八个字，还是对的。王充之所以作《养性》之书，是因为如《自纪篇》所说的：“年渐七十，时可悬舆。仕路隔绝，志穷无如。事有否然，身有利害。发白齿落，日月逾迈。俦伦弥索，鲜所恃赖。贫无供养，志不娱快。”即他已进入了迟暮之年，不能不对生命感到强烈的眷恋。而他作《养性》之书的目的，自是为了“庶冀性命可延，斯须不老”。《养性》之书的具体篇目，臧琳《经义杂记》卷四“王充《性书》”条指出，可能即是《自纪篇》的“养气自守”至“适辅服药引导”这一段话所概括的(“以上疑用十六篇之目”)。而《文心雕龙》中所提到的《养气篇》，诚如黄《谱》所说的，无疑也是《养性》书中的一篇。谭宗浚《希古堂甲集》卷二《<论衡>跋》云：“至刘勰《文心雕龙·养气篇》云：‘昔王充著述，制《养气》之篇，验己而作，岂虚也哉!’案今书并无此篇名，此则或出于充他所著述之书，或即《论衡》中之一篇，而近时佚去，亦未可定。亦犹《管》、《晏》、《吕览》诸书，经后人窜乱，往往与古本相殊也。”其前一种推测是对的，后一种推测则不合事实。朱《考》说《养性》之书是“性命”之书而非“养生”之书，并认为“《养性》之书见于《自纪》篇以后，已渐传闻失实，《养性》之书早已变成养生延年术，而不是性命之书了”，其说不能令人同意。对其说的不同意见，请参阅蒋祖怡《论王充的<养性>之书》和本编第一章《论王充<讥俗><节义><政务><养性>等书不在今本<论衡>之中》的第三部分。《养性》之书的文风，王充没有谈到，但从王充《自纪篇》的语气推测，那一定是相当悲观消沉的，正如臧琳同上文所说的，读《自纪篇》末之文，便“可想见其书之仿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