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后世的学者，一般都认为《论衡》在王充当时及东汉中后期一直未获流传，直到东汉末蔡邕、王朗入吴后始得流传，这其实是由于轻信葛洪《抱朴子》和袁山松《后汉书》的有关记载而产生的错觉(参本编第一章《蔡邕入吴始得<论衡>说献疑》)。而且，即使从葛洪《抱朴子》和袁山松《后汉书》本身，也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它们都只是说《论衡》“北方都未有得之者”或“中土未有传者”，而没有说南方也没有流传；更何况说“北方”或“中土”没有流传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在王充当时及东汉中后期，《论衡》事实上已经获得了流传，尽管其范围还不很广泛。
汉代书籍的流传，也许比我们想象的要更为容易。在两汉时，除了中央政府有藏书校书的机构外，民间也有商业性的书籍流通处。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二“书肆之缘起”条，曾引扬雄《法言·吾子篇》的“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语，以证书贩售书于市始于西汉，这是很有道理的。西汉自惠帝时起废民间挟书之禁，其后官方和民间的书籍便日益增多。到西汉后期的扬雄时代，商业性的书肆盖亦已在通衢大都中出现，故扬雄才会有这样的话。到了东汉初期，京师洛阳的书肆也是很繁荣的。据《论衡·案书篇》说：“《六略》之录万三千篇，虽不尽见，指趣可知。略借不合义者，案而论之。”可见王充曾读过当时所有的“《六略》之录万三千篇”中的大部分书籍；又据《太平御览》卷四八四、卷六一二等引谢承《后汉书》充本传(参范晔《后汉书》充本传)说：王充性好学，到京师，受业太学，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目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综合几处引文)。可见这些书籍又大都是王充年轻时在洛阳市肆上所读的。因此也许可以说，王充的学业主要是在书肆上完成的，他的《论衡》也是凭当时的诵忆而写成的。这一事实，反映了当时的书肆在书籍流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王充的《论衡》就不能流入书肆，并通过书肆而在各地流传呢?
即使《论衡》不一定流入书肆，但从《论衡》本书所载的许多对于《论衡》的批评意见来看，《论衡》也肯定是在一定范围内、通过一定途径获得流传的。如《自纪篇》说自己之所以作《讥俗》、《节义》之书，乃是为了“冀俗人观书而自觉”，《对作篇》说自己之所以作《论衡》之书，乃是为了“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也就是说，都是为了给别人看的；而《对作篇》说：“《论衡》诸篇，实俗间之凡人所能见，与彼作者无以异也。”表明也确实已经给别人看过了。也许正因为这样，所以王充才听到了许多对于《论衡》的批评意见。《自纪篇》说，《讥俗》、《节义》之书写成以后，“或谴谓之浅”；《论衡》之书写成后，别人问他：“《讥俗》之书，欲悟俗人，故形露其指，为分别之文；《论衡》之书，何为复然?”如别人没有读过王充的这些著作，是不可能提出这种批评的。此外诸如此类的批评意见还很多，见于《自纪篇》与《对作篇》等。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这些批评意见都是王充自己的“假想敌”，是他自己在那里说难辩驳，以预作辩护计；但是，如果《论衡》完全没有给别人看过，并且别人也确实提了不少意见，王充能那么真切地凭空想象出那些批评意见吗?
随着越中文化的逐步发达，汉代越中地区产生了不少像王充这样的文人学士，他们之间往往互通声气并互相批评，如王充在《案书篇》中就曾评论过会稽吴君高的《越纽录》和周长生的《洞历》。王充可以看到其他越人的著作，则其他越人也一定能看到他的《论衡》。在看到《论衡》的越人中间，就有王充的同乡好友谢夷吾。据范晔《后汉书》充本传李贤注引谢承《后汉书》充本传说：“夷吾荐充曰：‘充之天才，非学所加，虽前世孟轲、孙卿，近汉扬雄、刘向、司马迁，不能过也。’”范晔《后汉书》充本传也说：“友人同郡谢夷吾上书荐充才学，肃宗特诏公车征，病不行。”不言而喻，谢夷吾肯定是读过《论衡》并对王充的才学非常佩服的。因此，至少在越中地区，《论衡》是肯定获得流传的。
进一步推想，谢夷吾“上书荐充才学”，他不能口说无凭吧?肃宗“特诏公车征”王充，他也不能仅听一纸荐书吧?那么，谢夷吾上书时，是否提到甚至附上了包括《论衡》在内的王充的若干著作呢?《论衡》是否因此而为北方人所知或传入“中土”、“北方”、京师甚至宫廷呢?肃宗是否也因此而知道甚至稍一览过《论衡》呢?这都不免是捕风捉影的推测，但就一定毫无可能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论衡》中的颂汉诸篇，其中的《须颂篇》说：“从门应庭，听堂室之言，什而失九；如升堂窥室，百不失一。《论衡》之人，在古荒流之地，其远非徒门庭也……圣者垂日月之明，处在中州，隐于百里。遥闻传授，不实；形耀不实，难论。得诏书到，计吏至，乃闻圣政。是以褒功失丘山之积，颂德遗膏腴之美。使至台阁之下，蹈班、贾之迹，论功德之实，不失毫厘之微。”其中透露了王充想要跻身宫廷的愿望。如果这些文章没有流传出去甚至传入宫廷的可能，王充说这番话不是就失去意义了吗?
似乎至迟在东汉中期，《论衡》也已传入了中国北方。可以让我们这么推论的，是王符的《潜夫论》。王符，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人，生活于东汉中后期，一生未仕。其《潜夫论》之写作，据范晔《后汉书》符本传说：“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途者更相荐引，而符独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讥当时失得，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乃作于“和、安之后”(和帝89—105在位，安帝107—125在位)。所谓“和、安之后”，可以作两种理解，一种是不包括和、安时期在内的，一种是包括和、安时期在内的。从《潜夫论》的《救边》、《边议》两篇所说迁郡避寇事发生在安帝(107—125)、顺帝(126—144)时期来看，似以后面这种理解比较合理。那么，《潜夫论》以作于安、顺时期之可能性为最大。《四库全书总目》卷九一子部儒家类《潜夫论》提要说：“本传之末，载度辽将军皇甫规解官归里，符往谒见事，规解官归里，据本传在延熹五年(162)，则符之著书在桓帝时，故所说多切汉末弊政。”认为《潜夫论》作于桓帝时。然而谒皇甫规盖为王符晚年事，与著《潜夫论》无关，故不能以之来定《潜夫论》的作年。如《潜夫论》果作于安、顺时期，则其距《论衡》之成书仅半个世纪，而其中已可看到《论衡》影响之痕迹。如其第二十五篇《卜列》、第二十七篇《相列》的基本观点，似均来自于《论衡》。清汪继培笺《潜夫论》，以《论衡·骨相篇》的“人命禀于天，则有表候于体。察表候以知命，犹察斗斛以知容矣”，“贵贱贫富，命也；操行清浊，性也。非徒命有骨法，性亦有骨法”，“知命之人，见富贵于贫贱，睹贫贱于富贵。案骨节之法，察皮肤之理，以审人之性命，无不应者”云云，笺《相列篇》的“是故人身体形貌皆有象类，骨法角肉各有分部，以著性命之期，显贵贱之表”；以《论衡·物势篇》的“一人之身，含五行之气，故一人之行，有五常之操。五常，五行之道也”云云，笺《相列篇》的“一人之身，而五行八卦之气具焉”；以《论衡·骨相篇》的“相或在内，或在外，或在形体，或在声气”云云，笺《相列篇》的“人之相法，或在面部，或在手足，或在行步，或在声响”；以《论衡·自然篇》的“吉凶蜚色见于面，人不能为，色自发也”，《自纪篇》的“人面色部七十有余，颊肌明洁，五色分别，隐微忧喜，皆可得察，占射之者，十不失一”云云，笺《相列篇》的“夫骨法为禄相表，气色为吉凶候”；以《论衡·无形篇》的“人禀气于天，气成而形立”云云，笺《叙录篇》的“禀气厚薄，以著其形”；以《论衡·辨祟篇》的“圣人举事，先定于义，义已定立，决以卜筮，示不专己，明与鬼神同意共指，欲令众下信用不疑”，《卜筮篇》的“俗信卜筮，谓卜者问天，筮者问地，蓍神龟灵，兆数报应，故舍人议而就卜筮，违可否而信吉凶”，《实知篇》的“若蓍龟之知吉凶，蓍草称神，龟称灵矣”云云，笺《卜列篇》的“圣贤虽察不自专，故立卜筮以质神灵”；以《论衡·卜筮篇》的“世人言卜筮者多，得实诚者寡。论者或谓蓍龟可以参事，不可纯用”云云，笺《卜列篇》的“且圣王之立卜筮也，不违民以为吉，不专任以断事”；以《论衡·诘术篇》的“五音之家，用口调姓名及字，用姓定其名，用名正其字。口有张歙，声有外内，以定五音宫商之实”，“《图宅术》曰：宅有八术，以六甲之名，数而第之，第定名立，宫商殊别。宅有五音，姓有五声。宅不宜其姓，姓与宅相贼，则疾病死亡，犯罪遇祸”云云，笺《卜列篇》的“亦有妄傅姓于五音，设五宅之符第”；以《论衡·诘术篇》的“人之有姓者，用禀于天。人得五行之气为姓邪?以口张歙、声外内为姓也?如以本所禀于天者为姓，若五谷万物禀气矣，何故用口张歙、声内外定正之乎”云云，笺《卜列篇》的“今俗人不能推纪本祖，而反欲以声音言语定五行，误莫甚焉”；以《论衡·诘术篇》的“《图宅术》曰：‘商家门不宜南向，徵家门不宜北向。’则商金，南方火也；徵火，北方水也。水胜火，火贼金，五行之气不相得，故五姓之宅，门有宜向。向得其宜，富贵吉昌；向失其宜，贫贱衰耗”云云，笺《卜列篇》的“俗工又曰：商家之宅，宜西出门”；以《论衡·譋时篇》的“太岁在子，子宅直符，午宅为破”云云，笺《卜列篇》的“又曰：宅有宫商之第，直符之岁”；以《论衡·诘术篇》的“今府廷之内，吏舍连属，门向有南北；长吏舍传，闾居有东西。长吏之姓，必有宫商；诸吏之舍，必有徵羽。安官迁徙，未必角姓门南向也；失位贬黜，未必商姓门北出也”云云，笺《卜列篇》的“今一宅也，同姓相伐，或吉或凶；一官也，同姓相伐，或迁或免；一宫也，成、康居之日以兴，幽、厉居之日以衰。由此观之，吉凶兴衰不在宅明矣”；以《论衡·讥日篇》的“《堪舆历》，历上诸神非一，圣人不言，诸子不传，殆无其实。天道难知，假令有之，诸神用事之日也，忌之何福?不讳何祸?王者以甲子之日举事，民亦用之，王者闻之，不刑法也。夫王者不怒民不与己相避，天神何为独当责之”云云，笺《卜列篇》的“及诸神祇太岁、丰隆、钩陈、太阴将军之属，此乃天吏，非细民所当事也。天之有此神也，皆所以奉成阴阳而利物也，若人治之有牧守令长矣。向之何怒，背之何怨?君民道近，不宜相责。况神致贵，与人异礼，岂可望乎”；等等。根据上述这些笺释来看，《潜夫论》与《论衡》的相似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引用了相同的材料或处理了相同的问题，二是提出了相同的观点，三是作出了相同的推论。这自然容易使我们推测《潜夫论》曾受过《论衡》的影响，尽管其中没有提到王充和《论衡》之名。尤其是《卜列篇》说“商家之宅，宜西出门”的观点是“此复虚矣”，连措辞口气也全同于《论衡》，更加强了我们的这一猜想。要之，从上引材料来看，王符不仅可能看到过王充也看到过的那些迷信书，而且也有可能看到过王充的《论衡》，所以才会在各方面表现出与《论衡》的惊人相似。如果王符这个生活于中国极北方，且一生未仕的人也能读到《论衡》的话，则可以肯定《论衡》在东汉中期便已经传到了中国北方。(https://www.daowen.com)
除了王符的《潜夫论》外，应劭的《风俗通义》似乎也曾受过《论衡》的影响。应劭，汝南郡南顿县(今河南项城)人，生活于东汉后期。其作《风俗通义》，据吴树平《<风俗通义>杂考》[1]考证：“着笔于兴平元年(194)以前，杀青在兴平元年以后”，“至少经过了初平(190—193)、兴平(194—195)两个时期”，大约作于其任泰山太守时。《风俗通义》的第九篇《怪神》(原书序为第三十)，记载了各种各样的迷信故事，用理性精神揭露了它们的可笑之处，归结到“淫躁而畏者，灾自取之，厥咎向应；反诚据义，内省不疚者，物莫能动，祸转为福矣”。第二篇《正失》(原书序为第六)，记载了各种各样的传闻失实之事，其主旨是“孔子曰：‘众善焉，必察之；众恶焉，必察之。’孟轲云：‘尧、舜不胜其美，桀、纣不胜其恶。’传言失指，图景失形，众口铄金，积毁消骨，久矣其患之也。”和《论衡》的“疾虚妄”的宗旨，尤其是九虚三增的宗旨，完全一致。不仅其主旨和《论衡》相似，而且其中所论内容亦每与《论衡》相同。如“乐正后夔一足”之辨，亦见于《论衡·书虚篇》；“丁氏家穿井得一人”之辨，亦见于《论衡·书虚篇》；“封泰山禅梁父”载黄帝升封泰山事，亦见于《论衡·道虚篇》；“燕太子丹仰叹……”之辨，亦见于《论衡·感虚篇》；“孝文帝”断狱三人之辨，亦见于《论衡·艺增篇》；“东方朔”为太白星精之辨，亦见于《论衡·道虚篇》；“淮南王安神仙”之辨，亦见于《论衡·道虚篇》；“宋均令虎渡江”中关于虎灾与人事无关之辨，亦见于《论衡·遭虎篇》；“彭城相袁元服”中关于不举五月生子之辨，亦见于《论衡·四讳篇》，等等。《风俗通义·正失篇》现存十一条，其中九条所辨与《论衡》相同，这盖不是偶然的巧合吧?不仅所论内容与《论衡》相同，而且论证方法也与《论衡》非常相似。如应劭解释“乌号弓”的来历云：“乌号弓者，柘桑之林，枝条畅茂，乌登其上，下垂着地，乌适飞去，从后拨杀，取以为弓，因名乌号耳。”试图用自然原因解释神秘之事，便与《论衡》所常用的论证方法非常相似；特别是“适”字，更为《论衡》所习用，以表示某种偶然性。又如他解释燕太子丹之事云：“原其所以有兹语者，丹实好士，无所爱吝也，故闾阎小论饰成之耳!”解释东方朔之事云：“朔之逢占射覆，其事浮浅，行于众，僮儿牧竖，莫不眩耀，而后之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着之耳，安在能神圣历世为辅佐哉!”解释淮南王神仙之事云：“安在其能神仙乎!安所养士，或颇漏亡，耻其如此，因饰诈说。后人吠声，遂传行耳。”均用自然原因解释神秘之事。不仅其论证方法与《论衡》非常相似，而且其写作手法与《论衡》也很相似，如先以“俗说”提出传闻之事，然后以“谨按”考其失实之处，最后则往往用“世之矫诬，岂一事哉!”“虚妄若此，非一事也!”这样的抨击世俗的话作结(“虚妄”之语，显然是直接袭用《论衡》的)。凡此，均在在显示了《风俗通义》模仿《论衡》之痕迹。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三六“《风俗通》”条认为，范晔《后汉书》对应劭《风俗通义》的“辩物类名号，识时俗嫌疑”的品题，与对《论衡》的“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的品题大略相同，因此而认为“两书正是一类”，可以说还是很有眼光的，尽管他是以贬低的态度来看这两部著作的(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五六“《论衡》”条所说同)。又《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〇子部杂家类《风俗通义》提要云：“其书因事立论，文词清辩，可资博洽，大致如王充《论衡》；而叙述简明，则胜充书之冗漫多矣。”也看到了《风俗通义》与《论衡》的相似之处，尽管着眼点与我们有所不同。应劭是北方人，一生历仕郎、掾、萧县令、营陵令、汝南郡主簿和泰山太守等职，足迹基本上不出北方，如果他读过《论衡》并受其影响，那说明《论衡》在中国北方肯定已有流传。
以上所说《潜夫论》与《风俗通义》二书尽管可能曾受过《论衡》的影响，王符和应劭二人也很可能读过《论衡》，但它们均未直接提到《论衡》(《风俗通义》今本分量仅为原本的几分之一，散佚严重，故也有可能原本曾提到过王充和《论衡》)，所以我们只能凭蛛丝马迹来作一些推测。在东汉时期，最早明确引用过《论衡》的，是东汉后期的蔡邕。关于蔡邕与《论衡》的关系，有种种传说，大都认为《论衡》写成以后，一直没有流传到北方；直到光和二年(179)蔡邕入吴以后，才得到了《论衡》，并于中平六年(189)返回长安时，把它带到了北方。记载此传说的，有晋代葛洪的《抱朴子》。《北堂书钞》卷九八引《抱朴子》云：“王充所作《论衡》，北方都未有得之者。蔡邕到江东得之。及还中国，诸儒觉其谈论更远。”范晔《后汉书》充本传李贤注引《抱朴子》云：“时人嫌蔡邕得异书，或搜求其帐中隐处，果得《论衡》，抱数卷持去。邕丁宁之曰：‘唯我与尔共之，勿广也!’”两处所引盖为同一条之先后部分，《艺文类聚》卷五五引《抱朴子》云：“王充所著《论衡》，北方都未有得之者。蔡伯喈常到江东得之，叹为高文，恒爱玩而独秘之。及还中国，诸儒觉其谈更远，搜求其帐中，果得《论衡》。”《太平御览》卷六〇二引《抱朴子》云：“王充作《论衡》，北方都未有得之者。蔡伯喈尝到江东得之，叹其文高，度越诸子。及还中国，诸儒觉其谈论更远，嫌得异书。或搜求至隐处，果得《论衡》，捉取数卷将去。伯喈曰：‘唯我与尔共之，勿广也!’”此外，还有袁山松的《后汉书》。范晔《后汉书》充本传李贤注引袁山松《后汉书》云：“充所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但这一传说，其实并不可信(参本编第一章《蔡邕入吴始得<论衡>说献疑》)。不过，蔡邕确曾读过《论衡》，则是没有疑问的。还在蔡邕入吴前七年的建宁五年(172)之前，他就曾在自己的史料性笔记《独断》中引用了《论衡·幸偶篇》的话：“王仲任曰：‘君子无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无不幸。’”这是《幸偶篇》中王充引孔子语，蔡邕误引作王充语，但由此而使我们得知当时蔡邕即已读过《论衡》，并进而知道早在传说所谓的“蔡邕入吴始得《论衡》”之前，《论衡》就已经流传到了中国北方。范晔《后汉书·儒林·赵晔传》记载：“蔡邕至会稽，读《诗细》而叹息，以为长于《论衡》。”更明确地说明了蔡邕是读过《论衡》的，并且对《论衡》还是相当熟悉的，以至于可以评论《论衡》与《诗细》的优劣。蔡邕作《独断》是在建宁五年(172)之前，上距王符作《潜夫论》约三十余年，下距应劭作《风俗通义》约二十余年，正好处于这两部书之间，这也加强了我们关于《潜夫论》和《风俗通义》的作者可能看到过《论衡》并受其影响的推测。刘知幾《史通·鉴识篇》云：“若《论衡》之未遇伯喈……逝将烟烬火灭，泥沉雨绝，安有殁而不朽，扬名于后世者乎?”虽其立论之前提稍有问题，然蔡邕对《论衡》之流传自有所贡献，刘知幾之说亦非全然无见。
蔡邕是东汉后期的一个大学者和大藏书家。他曾入东观修史，得以饱读国家藏书。他自己也有为数众多的藏书，据《三国志·魏书·钟会传》裴松之注引《博物记》说，“蔡邕有书近万卷”，这在东汉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我们只要联想一下西汉后期的书籍总数也不过是“《六略》之录万三千篇”就可以了)。在蔡邕所见的国家藏书或所有的个人藏书中，肯定已有《论衡》，所以他才能在治学笔记《独断》中加以引用。蔡邕所看到的《论衡》如果是国家藏书，则说明《论衡》已经进入了东观等政府藏书机构；如果是私人藏书，则说明东汉后期的北方学者也能得到《论衡》了。蔡邕的这近万卷藏书，据范晔《后汉书·列女·董祀妻传》记载：“操因问曰：‘闻夫人家先多坟籍，犹能忆识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赐书四千许卷，流离涂炭，罔有存者。今所诵忆，才四百余篇耳。’操曰：‘今当使十吏就夫人写之。’文姬曰：‘妾闻男女之别，礼不亲授。乞给纸笔，真草唯命。’于是缮书送之，文无遗误。”则部分已给女儿蔡琰，并大都毁于战乱，仅凭蔡琰记忆，写存四百余篇；另外部分，据《三国志·魏书·钟会传》裴松之注引《博物记》说，“末年，载数车与粲”，则皆已赠给王粲。《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载蔡邕称赞王粲说：“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此为初平元年左右事)，盖指给蔡琰后之余下部分。[2]蔡邕赠王粲之书，据《三国志·魏书·钟会传》裴松之注引《博物记》说，王粲亡后，其二子涉乱被诛，“邕所与书悉入业”。业(字长绪)为粲族兄凯子，刘表外孙，于粲本为族侄，然据《三国志·魏书·钟会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说，“文帝既诛粲二子，以业嗣粲”，则业又为粲嗣子。业后显于魏，生子宏(字正宗)、弼(字辅嗣)，则蔡邕书又传于宏、弼。张湛《列子序》云：“正宗、辅嗣皆好集文籍，先并得仲宣家书，几将万卷。”[3]《三国志·魏书·钟会传》裴松之注引何劭所为王弼传云：“正始十年(249)……其秋遇疠疾亡，时年二十四，无子绝嗣。”弼早卒无嗣，然有女。张湛《列子序》云，永嘉之乱(311)，衣冠南渡，乃父所携《列子》八篇，唯余三卷，其后在刘陶家得四卷，“寻从辅嗣女婿赵季子家得六卷，参校有无，始得全备”。则蔡邕书归于弼之部分，后应入于女婿赵季子家，于永嘉之乱时有所散失，剩余部分则携带至江南；归于宏之部分虽不知其详，但想必亦应随其后人南渡。是蔡邕赠王粲书百余年间去向如此。[4]如蔡邕藏书中确有《论衡》，则或以予蔡琰而毁于战乱(《论衡》文辞繁复，可诵忆性很小，且有八十五篇，蔡琰写存之四百余篇中，几无包含《论衡》之可能性)，或因赠王粲而传于魏晋，其命运不知到底如何。
不过，尽管《论衡》似乎很早便已经传到了北方，尽管王符、应劭、蔡邕等北方学者都似乎或肯定看过《论衡》，但在整个东汉中后期，《论衡》在北方的影响却并不很大；更准确地说，《论衡》在南方，尤其是在王充故乡会稽地区的影响要大得多。这种情况，主要是由古代的交通不便所造成的。不过，只要有机会，南方人士也曾努力将《论衡》介绍给北方人士，以扩大《论衡》的影响。《三国志·吴书·虞翻传》裴松之注引会稽人士所著《会稽典录》记载，蔡邕去世的翌年，也就是初平四年(193)，王朗为会稽太守，任期四年(193—197)，在任期内，他曾问功曹、会稽余姚人虞翻[5]曰：“且曾闻士人叹美贵邦，旧多英俊，徒以远于京畿，含香未越耳。功曹雅好博古，宁识其人邪?”从王朗的问话中可以看出，会稽的人文之盛，即在北方也是盛传的；但是，由于远离文化中心的京畿地区，所以知道的人比较少。我想，王充和《论衡》的情况，大概也是如此吧?一方面，为有些学者所知道；另一方面，知名度又并不很高。虞翻在回答中，提到了王充和《论衡》，并给予极高的评价：“有道山阴赵晔，征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渊懿，学究道源，著书垂藻，骆驿百篇。释经传之宿疑，解当世之槃结。或上穷阴阳之奥秘，下摅人情之归极。”从虞翻的回答可以看出，王充及其《论衡》在会稽地区具有极大的影响和极高的地位，为当地人士所重视与乐道。这样，虞翻就成了继谢夷吾之后第二个积极表彰王充及其《论衡》的人，他的上述介绍，对于扩大《论衡》的影响和促进《论衡》的流传，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虞翻和谢夷吾都是会稽人士，又都非常重视乡邦文献。可以推测，重视乡邦文献的会稽人士此外一定还有不少。在《论衡》的名声逐渐显著，并逐渐走向全国之前，《论衡》也许正是靠这些会稽人士才得以保存和流传的。这一点，即从《会稽典录》对于王充的另一部著作《养性》之书的记载与介绍也可看出。《太平御览》卷七二〇引《会稽典录》云：“王充年渐七十，(……)乃作《养生(性)》之书，凡十六篇。养气自守，(适食节酒，)闭明塞聪，爱精自辅(保)，(适辅)服药道引(引导)，庶几获道(庶冀性命可延，斯须不老)。”(括号里为《论衡·自纪篇》有而《会稽典录》无或不同者)此节文字似出自《论衡·自纪篇》，但不管怎么说，它是现在可知的对于王充著作的最初记载，这同样反映了会稽人士对于乡邦文献的重视。
虞翻的上述这番介绍，对于王朗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现在已无从知晓。同上书记载王朗听了虞翻的介绍后说：“善哉话言也!贤矣!非君不著，太守未之前闻也!”可见王朗是非常称道与重视虞翻的上述这番介绍的。据范晔《后汉书》充本传李贤注引袁山松《后汉书》说：“其后王朗为会稽太守，又得其书，及还许下，时人称其才进。或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问之，果以《论衡》之益。由是遂见传焉。”这个记载，其可信程度也是颇值得怀疑的。它的不可信，首先在于它和上引有关蔡邕入吴始得《论衡》的传说内容相近，所以也有可能是同一种传说的不同翻版；其次在于与《论衡》在东汉中后期的实际流传情况不相符合，有过分强调王朗作用之嫌；再次是其中所表现的均为清谈风气盛行以后的晋人的情调和趣味，而不是汉末人的情调和趣味。但是，尽管这条材料并不可信，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否定王朗有向北方传播《论衡》的可能。正如有关蔡邕入吴始得《论衡》的传说，是基于蔡邕确曾读过《论衡》而产生的一样，有关王朗为会稽太守始得《论衡》的传说，恐怕也是基于王朗曾经听过虞翻关于《论衡》的介绍而产生的吧?也许，王朗在听了虞翻的介绍以后，确实曾将《论衡》又一次带到了北方，为《论衡》在北方的流传作出了贡献，这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6]当然，即使王朗这样做了，那他也不是第一个促使《论衡》传入北方的人。不过，他对虞翻的发问，确实表现出北方人士对于南方文献的极大兴趣，这也是有利于《论衡》流传的一大积极因素。
综上所述，在王充当时及东汉中后期，《论衡》主要在会稽地区具有很大的影响，但也已流传到了北方地区，尽管在整个中国的知名度还不是很高。会稽地区人士对于《论衡》的流传，作出了最初的也是最可贵的贡献。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则《论衡》也许就会像桓谭的《新论》那样佚失不传。而会稽人士之所以这样做，乃是由于当地具有重视乡邦文献的优良传统。总而言之，在东汉时，《论衡》还只是一部受到好评的地方性著作，还没有获得全国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