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衡》由于许多文人学士的表彰介绍而名声渐显，开始走出会稽地区而流传到全国，成为一部具有全国性影响的著作。在这中间，会稽人士、历史学家、著名文人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谢夷吾和虞翻之后，对于《论衡》的流传作出重要贡献的会稽人士，有吴史学家谢承。谢承，会稽山阴人，吴主孙权夫人谢氏之弟，是第一个私人修撰《后汉书》的史学家。东汉国史之修，始于明帝，迄于献帝，可以说几乎是和东汉王朝相始终的。大规模的修史活动有四次，其中后面的几次，从现有史料来看，均未提到有《王充传》或《儒林传》的王充部分。这固然是由于《东观汉记》早已散佚，我们根本无从了解它的原始面貌，但同时，从王充和《论衡》在东汉的影响主要局限于会稽地区的情况来看，也许他根本还没有进入国史的资格。如是这样，则如果《东观汉记》保存下来并成为有关东汉历史的唯一权威著作的话，则王充也许将不能在国史中占有一席之地，从而《论衡》的影响也会大为降低。但是，到了三国时期，情况却发生了有利于王充的变化，这就是谢承的《后汉书》的出现(约222—252)。由于谢承是会稽山阴人，而且又是吴国的外戚重臣，所以他所撰的《后汉书》，正如刘知幾的《史通·烦省篇》和《杂说篇下》所说的，有“尤悉江左”和“偏党吴越”的特点。也就是说，谢承特别重视江左吴越的历史和人物。同时，由于时代风气的激荡，谢承的《后汉书》又体现了新的修史原则，即如严元照序孙志祖《谢氏后汉书补佚》所说的：“谢书于忠义隐逸搜罗最备，不以名位为限，其所以发潜德之幽光者，蔚宗不及也。”以及刘知幾《史通·杂说篇下》所说的：“姜诗、赵壹，身止计吏，而谢书有传。”也就是说，谢承是按德才的高低，而不是按官位的大小，来处理其《后汉书》中的人物传的。以上两个特点，都对王充进入谢承《后汉书》特别有利。因为王充是会稽上虞人，可以算是谢承的同乡，又是一个没有“名位”而有“潜德之幽光”的人，所以完全符合谢承《后汉书》的上述两条修史原则，这样就必然会受到谢承的注意，而被收入其《后汉书》中。值得注意的是，谢承《后汉书》为之立传的王充和赵晔等人，都是谢夷吾和虞翻表彰过的人(谢夷吾荐举王充事，正见于谢承《后汉书》)。这一方面说明王充和赵晔等人在会稽地区的影响之大，以至于受到历代会稽人士的表彰，另一方面也说明谢夷吾和虞翻等人对王充的表彰，对于谢承在其《后汉书》中为王充立传也是有影响的。在《东观汉记》是否为王充立传不明的情况下，谢承《后汉书》就成了第一部为王充立传的后汉史著作。谢承《后汉书》后来为范晔《后汉书》所采摘，从现存谢承《后汉书》充本传的佚文来看，范晔《后汉书》充本传几与之完全相同，可见范晔《后汉书》充本传是沿袭谢承《后汉书》充本传的。范晔《后汉书》后来取代各家《后汉书》，成为现存的唯一的后汉正史著作，王充也因范晔《后汉书》而得以“名垂青史”，为世人所稔知，究其始，实自谢承创之(赵晔的情况也与王充相同)。所以，谢承《后汉书》对于扩大王充的影响和促进《论衡》的流传，具有相当大的贡献。
到了西晋时期，出现了一个大学者葛洪(283—343。一般认为葛洪是东晋人，但他的《抱朴子外篇》虽定稿于东晋初，却主要作于西晋时，而本章所论又主要为《抱朴子外篇》，故在本章中把他视作西晋人)。他的著作《抱朴子外篇》(本书中简称“《抱朴子》”者，一般均指《抱朴子外篇》)，模仿、介绍和表彰了《论衡》，对于促进《论衡》的流传和扩大《论衡》的影响作出了贡献。首先，葛洪高度评价了王充和《论衡》。《抱朴子·喻蔽篇》说：“余雅谓王仲任作《论衡》八十余篇，为冠伦大才。”又《北堂书钞》卷一〇〇引《抱朴子》说：“谢尧卿(毅平按：谢夷吾字尧卿)东南书士，说王充以为一代英伟，汉兴以来，未有充比。若所著文，时有小疵，犹邓林之枯枝，若沧海之流芥，未易贬也已。”继承了谢夷吾、虞翻和谢承等人对王充和《论衡》的评价。而且，由于谢夷吾、虞翻和谢承都是会稽人士，他们对于《论衡》的表彰尚有弘扬乡邦文献这一层考虑在内；而葛洪是丹阳句容人，尽管可以说也是南方人，但毕竟和王充没有同乡关系，所以不存在弘扬乡邦文献这种意图。这可以看作是《论衡》开始走出会稽、走向全国的重要一步。其次，在《抱朴子》中，葛洪还经常引用《论衡》的话。如《初学记》卷一引《抱朴子》佚文云：“王生云：‘月不圆者，月初生及既亏之后，视之宜如三寸镜，稍稍转大，不当如破环渐渐满也。’”所引王充此语，为《论衡》佚文。由于《抱朴子》本身也有不少佚文，所以我想《抱朴子》引用《论衡》的地方一定还有不少。这同样说明了葛洪对于《论衡》的重视。再次，葛洪还反驳别人对《论衡》的批评，为《论衡》辩护。《抱朴子·喻蔽篇》就是专门为此而作的。面对“同门鲁生”的“夫琼瑶以寡为奇，碛砾以多为贱。故庖牺卦不盈十，而弥纶二仪；老氏言不满万，而道德备举。王充著书，兼箱累袠；而乍出乍入，或儒或墨；属词比义，又不尽美。所谓陂原之蒿莠，未若步武之黍稷也”的批评，葛洪回答：“且夫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贤。徒见述作之品，未闻多少之限也。”“王生学博才大，又安省乎?”“言少则至理不备，辞寡即庶事不畅。是以必须篇累卷积，而纲领举也。”“数千万言，虽有不艳之辞，事义高远，足相掩也。”“夫发口为言，著纸为书。书者，所以代言；言者，所以书事。若用笔不宜杂载，是议论当常守一物。”葛洪为《论衡》辩护，可谓不遗余力，这同样表现了他对于《论衡》的推崇。最后，更清楚地说明葛洪对《论衡》的重视的，是《抱朴子》的《自叙篇》便是模仿《论衡》的《自纪篇》而作的。《自叙篇》说：“洪既著《自叙》之篇，或人难曰：‘昔王充年在耳顺，道穷望绝，惧身名之偕灭，故《自纪》终篇；先生以始立之盛，值乎有道之运，方将解申公之束帛，登枚生之蒲轮，耀藻九五，绝声昆吾，何憾芬芳之不扬，而务老生之彼务!”可见《抱朴子》的《自叙篇》乃是模仿《论衡》的《自纪篇》而作的，从其问答式的写法来看事实也确实如此。不仅如此，整个《抱朴子》的写作意图乃至文章风格，都可以说深深浅浅地留有《论衡》影响的痕迹，正如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十五《四部正讹》中“《抱朴子》”条所说的：“其外篇盖拟王氏《论衡》，故旁引曲喻，必达其词，虽时失繁冗，非浅见狭识所窥也。”[7]此外，《抱朴子》关于蔡邕入吴始得《论衡》的记载，固然是与史实有所出入的小说家言，但从中也可发现若干重要意义。一是葛洪记载这些传说本身，反映了他对于《论衡》早期流传情况的浓厚兴趣，而这正是他对于《论衡》本身兴趣浓厚的一个表现；二是其中所记载的蔡邕等人对于《论衡》的“异书”、“文高”、“度越诸子”的评价，同样反映了葛洪对于《论衡》的看法；三是其中记载的关于蔡邕读了《论衡》而“谈论更远”，置于“帐中隐处”，“秘玩以为谈助”的态度和“唯我与尔共之，勿广也”的告诫，反映了晋人，尤其是葛洪，对《论衡》的价值和意义的看法，这种看法既是当时时代风气的产物，又反过来促进了当时人对于《论衡》的兴趣，促进了《论衡》的流传；四是葛洪的这些记载，影响当时以及后人甚巨，以致连东晋史学家袁山松都可能受其影响，将这些材料采入《后汉书》中，唐代李贤注范晔《后汉书》，又将袁山松《后汉书》的这些材料采入注释中，以至一直流传到今天，对于整个《论衡》的流传和评价史都产生了很大影响，究其始作俑者，则不能不说是葛洪。从上述各点来看，葛洪不愧是《论衡》功臣之一。
如上所述，《论衡》在西晋时被看作是一部可供“谈助”的“异书”，那么，西晋人到底是怎样用《论衡》这部“异书”来作“谈助”的呢?在此我想举一个例子。《世说新语·方正篇》(参《晋书·阮修传》)记载：“阮宣子(修)论鬼神有无者，或以人死有鬼，宣子独以为无，曰：‘今见鬼者，云着生时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复有鬼邪?’”阮宣子以衣服不能为鬼来否定人死为鬼说，正如刘孝标《世说新语》注所指出的，这乃是从《论衡》中学来的说法。《论衡·论死篇》说：“夫为鬼者，人谓死人之精神。如审鬼者死人之精神，则人见之，宜徒见裸袒之形，无为见衣带被服也。何则?衣服无精神，人死，与形体俱朽，何以得贯穿之乎?精神本以血气为主，血气常附形体，形体虽朽，精神尚在，能为鬼可也；今衣服，丝絮布帛也，生时血气不附着，而亦自无血气，败朽遂已，与形体等，安能自若为衣服之形?由此言之，见鬼衣服象人，则形体亦象人矣。象人，则知非死人之精神也。”这就是阮修之论之所本。阮修，字宣子，陈留尉氏人，阮籍侄阮咸之从子，西晋著名清谈家。《世说新语》所载此条，盖也是他当时播于人口的清谈事迹之一。从这条材料，我们可以具体看出晋人到底是怎样以《论衡》为“谈助”的。《论衡》此条原文洋洋洒洒，不惮重复；而阮修之论却寥寥数语，给人以回味之余地，这正是东汉文章与西晋清谈的显著差别。《世说新语·方正篇》的这条材料，说明《论衡》在晋代是深受清谈家们欢迎并被广泛阅读的。明代沈云楫《论衡》程荣本序提出疑问说：“余览东京永元之季，名能立言者，王节信、仲长公理及王仲任三君子，并振藻垂声，范史亦类而品之。而迨数世后，独仲任《论衡》八十余篇，有秘玩为谈助、还许下见称才进者，而节信、公理泬寥莫及，若是何也?”我想原因恐怕正在于《论衡》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晋人的清谈风气吧?
继谢承之后，东晋的袁山松是现在可知的第二个在其《后汉书》中为王充立传的史学家。袁山松(?—401)，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谢承是王充的同乡人，其《后汉书》又偏于记载“江左”、“吴越”的人物，所以他为王充立传，在其他地区的史学家看来，也许也属于“偏党”的表现之一；但是袁山松是北方人，其《后汉书》也为王充立传，这就不存在“偏党”的问题了。所以，袁山松《后汉书》为王充立传，固然也许是受谢承《后汉书》影响的结果，但却表明王充和《论衡》已获得了全国性的影响，因而得到了其他地区历史学家的承认；同时，其他地区的历史学家为王充立传，自然也有利于促进《论衡》的流传和扩大《论衡》的影响。这是袁山松《后汉书》为王充立传的首要意义。其次，袁山松《后汉书》或许受葛洪《抱朴子》的影响，也记载了蔡邕入吴始得《论衡》之事，同时有可能根据其他材料，又记载了王朗入吴又得《论衡》之事，比《抱朴子》变本而加厉之，也同样反映了晋人对《论衡》的看法，因而具有和上述《抱朴子》的记载相似的意义。但是，与《抱朴子》相比，袁山松《后汉书》记载此传说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袁山松《后汉书》是一部严肃的历史著作，它采纳了葛洪《抱朴子》等的这些记载以后，就使这些记载带上了信史的特点，从而引起了更多人的相信。尤其是李贤将它采入范晔《后汉书》的注中后，尽管后来袁山松《后汉书》亡佚了，但这条材料却得以保存，因而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这些记载也许不一定准确，但对于《论衡》的流传却具有促进作用，以致有的学者还以此作为袁山松《后汉书》的史料价值的表现之一，如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注·前言》说：“王充《论衡》由蔡邕传入中土的经过，微袁书几泯灭不为人知。”[8]便反映了这种看法。
继谢承和袁山松之后，刘宋的范晔是现在可知的第三个在其《后汉书》中为王充立传的史学家。范晔(398—445)，顺阳(今河南淅川东)人，其《后汉书》(约424—约445)为删取各家《后汉书》的集大成之作，也是现存的唯一一部《后汉书》。其中将王充与王符、仲长统合为一传。范晔对谢承《后汉书》的“尤悉江左”、“偏党吴越”的修史原则深为不满，据王谟《谢承后汉书钞·自序》说，范晔对于谢承《后汉书》中的南方人列传曾大加删削：“只列有南州高士父子及陈重、雷义、程曾、唐檀数传，其何汤仅附见《桓荣传》，章怀太子注引谢书载汤事亦綦详，外有羊茂、孔恂、严丰、宋度、湛重、邓通、项颂、刘陵、黄向、张翼十人，爵里事迹，班班可考，乃其姓名，俱不挂范书。”可见范晔《后汉书》对于南方人士的态度之苛刻。但是尽管这样，却并未影响范晔为王充立传。这件事的重要意义在于，一方面，它表明王充和《论衡》在当时已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并且受到了文人学者们的重视，所以才没有仅因为是南方人而被删削；另一方面，《论衡》由于受到范晔这部《后汉书》的集大成之作和唯一流传后世的后汉史著作的肯定和记载，而提高了它的地位，促进了它的流传，扩大了它的影响。其次值得注意的是，在谢承和袁山松的《后汉书》中，王充可能都是单独立传的；而在范晔的《后汉书》中，王充却是和王符、仲长统合传的。这件事并不表明范晔对于王充和《论衡》的评价不及谢承和袁山松，而是表明了他对于《论衡》的性质的看法，即他认为王充像王符、仲长统一样是一位论说作家，《论衡》像《潜夫论》和《昌言》一样是一部论说著作。这种看法本身是否完全合理姑置不论，但就它不像后世人那样把《论衡》看作是一部杂家著作这一点来看，《论衡》在范晔心目中的地位就要比在后人心目中的地位高得多。而且，范晔将王充与王符、仲长统合传，是否暗寓有王符、仲长统曾受过王充《论衡》的影响这一层意思在内呢?这还不能肯定，但从我们上文对于《潜夫论》承袭《论衡》之处所作的分析来看，这种影响似乎是存在的。也许，范晔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才将三人合传的吧?另外，范晔将三人合传是对三人的重视而不是轻视，这从唐代韩愈据此作《后汉三贤赞》(《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二)一事也能看出来，清人对此所作的发挥都是没有道理的(参第四编第一章《近两千年来<论衡>评价综论》)。再次值得注意的是，在葛洪《抱朴子》和袁山松《后汉书》中曾加以记载的关于蔡邕和王朗入吴始得《论衡》并以为“谈助”的传说，在范晔《后汉书》中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以致后来唐代的李贤在为其作注时再特地根据袁山松《后汉书》加以补出)，这说明了什么呢?要知道，范晔《后汉书》充本传的材料基本上是本于此前各家《后汉书》的(当然也包括袁山松的《后汉书》)，并且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动，因此，不可能是因为他没有看到这些记载而漏掉了。合理的解释似乎只能是他看到了这些记载，但却并不相信，于是就把它们删除了。那么，范晔为什么不相信并删去这些记载呢?我想提请人们注意的是，这些记载只见于葛洪《抱朴子》和袁山松《后汉书》等晋人著作，而不见于此前的谢承《后汉书》和《会稽典录》等汉末三国时人的著作，也不见于范晔《后汉书》等南朝以后人的著作，联系这些情况来考虑，则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由于这些传说只是清谈流行的晋代的产物，因而在汉末三国时它既未产生，而南朝以后人又对此兴趣渐失，所以才未见记载于晋前和晋后的各种著作吧?再联系范晔将王充与王符、仲长统合传这一点来考虑，更说明范晔并不把《论衡》看作是一部“谈助”之作，而是看作是一部论说著作。起决定作用的，也许正是时代思潮的变迁吧!
和范晔《后汉书》相似的态度，也见于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刘义庆(403—444)，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其生活年代大致与范晔同时，因而其《世说新语》之作盖也与范晔《后汉书》同时。《世说新语》主要记述汉末魏晋间人士的言行，尤其是他们的清谈，但奇怪的是，其中却无一语及于被晋人视为“谈助”的《论衡》(仅有上文所引阮修一例是暗用《论衡》的，但其中也未揭出《论衡》之名)。这说明了什么呢?这是否说明汉末魏晋间人并未以《论衡》作为“谈助”，因而没有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和传说呢?还是说明当时是以《论衡》作为“谈助”，并有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和传说的，只是由于编纂者刘义庆对这方面的材料已不感兴趣，所以才没有加以采摘呢?联系《方正篇》记载的阮修的事来看，我们的前一种猜测是不能成立的；再联系范晔《后汉书》对于蔡邕、王朗入吴始得《论衡》并以为“谈助”的记载的态度来看，我们的后一种猜测也许是不无道理的。值得注意的是，《世说新语》对为葛洪《抱朴子》与袁山松《后汉书》所津津乐道的上述传说同样不载一字，其态度与范晔《后汉书》的态度是完全相同的。
但是，南朝人士不再重视《论衡》的“谈助”作用，并不等于说他们就不再对《论衡》感兴趣了。为《世说新语》作注的梁代学者刘孝标，对于《论衡》就很熟悉。刘孝标(462—521)，平原(今山东)人，所注《世说新语》引证该博，为世所重。其中引《论衡·论死篇》语以说明阮修之语之所本，尽管只是节引，而非全依原文，但大致相同，没有大的出入，可见刘孝标对于《论衡》是相当熟悉的。更能说明刘孝标曾熟读《论衡》的，是刘孝标有发挥《论衡》性命学说的《辩命论》之作。而且，从《辩命论》与《论衡》的关系中，也能看出《论衡》在魏晋南北朝的影响具有一种与汉代不同的趋向，那就是随着魏晋南北朝人的个人意识的高涨和对于个人命运的关注，《论衡》中的谈性论命的内容开始受到了人们的普遍重视，这样，就出现了像刘孝标的《辩命论》这样的文章。尽管刘孝标在《辩命论》中说：“性命之道，穷通之数，夭阏纷纶，莫知其辩，仲任蔽其源，子长阐其惑。”表示了对于王充《论衡》的批评态度，但其《辩命论》本身，却毫无疑问是受过王充《论衡》的影响的。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刘孝标的《辩命论》以外，相似的作品还有李康的《运命论》，正如刘勰《文心雕龙·论说篇》所说的，它是“同《论衡》而过之”，也是深受《论衡》影响的作品。凡此，均说明《论衡》中的谈性论命部分在魏晋南北朝受到了人们的更多的重视。对于促进《论衡》的流传和扩大《论衡》的影响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因素。(https://www.daowen.com)
南朝熟读《论衡》的学者，还有梁代的文学理论家刘勰。刘勰(约465—约532)，南东莞(今江苏镇江)人，与刘孝标大致生活于同时。其所著《文心雕龙》(约500)，曾多次提到并评论了王充和《论衡》。如《神思篇》说：“相如含笔而腐毫，扬雄辍翰而惊梦；桓谭疾感于苦思，王充气竭于思虑；张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练都以一纪：虽有巨文，亦思之缓也。”《时序篇》说：“自安、和已下，迄至顺、桓，则有班、傅、三崔，王、马、张、蔡，磊落宏儒，才不时乏。”《养气篇》说：“至如仲任置砚以综述，叔通怀笔以专业，既暄之以岁序，又煎之以日时。是以曹公惧为文之伤命，陆云叹用思之困神，非虚谈也。”这几段话有若干点值得注意。首先，刘勰以王充上与司马相如、扬雄、桓谭，下与班固、张衡、蔡邕、左思等人相提并论，并称王充为“磊落宏儒”，称《论衡》为“巨文”，可见其对于王充和《论衡》的评价之高，在《论衡》的早期流传史上，只有谢夷吾和虞翻的评价可与之媲美。不过，谢夷吾和虞翻或为王充乡人，或为王充乡人兼友人，他们的评价，都或不免出于情面；而刘勰的评价，则代表了一般南朝人的看法，并非是徇于情面的说法。由此可以看出，在南朝时，《论衡》已成了一部世所公认的“巨文”，王充也成了一个世所公认的“磊落宏儒”，所以刘勰才会给《论衡》以这么高的评价。同时，由于刘勰在其《文心雕龙》中将《论衡》置于“巨文”之列，所以更提高了《论衡》的地位，扩大了《论衡》的影响，促进了《论衡》的流传。其次，除了“置砚以综述”这一条材料见于谢承和范晔等各家《后汉书》外，其余的“气竭于思虑”和“思之缓”等各条，都是刘勰自我作古的说法。然则刘勰是根据什么而这么说的呢?我想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刘勰曾经通读过《论衡》这部二十余万言的大著作，并在阅读过程中对于王充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写作这么一部大著作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在《文心雕龙》中一再强调《论衡》写作之不易。刘勰的曾熟读《论衡》，即从下面两条材料也能得到证明。一条见诸《文心雕龙·养气篇》：“昔王充著述，制《养气》之篇，验己而作，岂虚造哉!”一条见诸《论说篇》：“至如李康《运命》，同《论衡》而过之；陆机《辩亡》，效《过秦》而不及。然亦其美矣!”这两条材料，一条认为王充的《养气》之篇是有根据的作品，而不是凭空杜撰的虚造，一条认为李康的《运命论》与《论衡》相似而过之。《论衡》中谈论性命的文章有十五篇，后来失传的《养性》之书也有十六篇，我想，如果不是对《论衡》及王充其他著作(如《养性》之书)相当熟悉的话，刘勰是无法作出上述判断的吧?如果说以上所述都是《论衡》对《文心雕龙》的有形的影响的话，那么，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文心雕龙》在许多方面还曾受过《论衡》的无形的影响，毋宁说后者是更值得注意和重视的。可这需要用专文来探讨，所以在此就只得割爱了。
稍后于刘勰而对《论衡》的流传起过促进作用的，有梁代学者庾仲容。庾仲容(476—549)喜抄书，《梁书》仲容本传说：“仲容抄诸子书三十卷……行于世。”这就是他的《子钞》，其中所抄书之一便是《论衡》。关于其抄纂方法，据《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三子部杂家类《意林》提要说：“初，梁庾仲容取周秦以来诸家杂记凡一百七家，摘其要语，为三十卷，名曰《子钞》……宋高似孙《子略》称：‘仲容《子钞》，每家或取数句，或一二百言。’”《子钞》今已不存，但保留在唐代马总的《意林》之中。同提要说：“总以其繁略失中，复增损以成此书。宋高似孙《子略》称：‘……马总《意林》，一遵庾目，多者十余句，少者一二言，比《子钞》更为取之严，录之精。’”可见马总《意林》对庾仲容《子钞》虽有所变化，却又保持了原貌。从马总《意林》推测，庾仲容《子钞》中所抄的《论衡》之语的数量肯定是不少的，因而，即从马总《意林》所引《论衡》之语，也可大致窥见梁人对于《论衡》的兴趣之所在。庾仲容抄撮《论衡》这件事本身，说明南朝人对于《论衡》是很感兴趣的。同时，由于像《子钞》这样的抄撮之书往往深受社会一般人士的喜爱，所以在扩大《论衡》的影响和促进《论衡》的流传方面，它肯定也能起相当积极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通过马总的《意林》而更一直影响到了后代。(顺便提一下，马总《意林》载《论衡》作二十七卷，与《隋书·经籍志》著录者不同，此或亦承自《子钞》，则南朝时所流行的《论衡》抄本，或有为二十七卷者。)
《论衡》不仅在南朝获得了广泛的流传，而且在北朝也有一定程度的流传。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约467—527)的地理著作《水经注》(约520)，就曾引用过《论衡》。《水经注》卷五河水“又东径平县故城北”条云：“河水于斯，有盟津之目。《论衡》曰：‘武王伐纣，升舟，阳侯波起，疾风逆流。武王操黄钺而麾之，风波毕除。中流，白鱼入于舟，燔以告天，与八百诸侯咸同此盟。《尚书》所谓不谋同辞也。故曰孟津，亦曰盟津。《尚书》所谓东至于孟津者也。’”此条不见于今本《论衡》，为《论衡》佚文。《魏书》和《北史》道元本传并云：“道元好学，历览奇书，撰注《水经》四十卷。”盖《论衡》也属于郦道元所历览的“奇书”之一吧?在读《论衡》时，他随手抄下了有关地名的来历和传说的材料，在著《水经注》时便把它们用了进去。由此可见，《论衡》在北魏也是有流传的。
除了有关地名的来历和传说外，《论衡》的文论也受到了北朝人士的注意。章炳麟《国故论衡》中卷《文学总略》说：“文德之论，发诸王充《论衡》，杨遵彦依用之，而章学诚窃焉。”[9]《论衡·佚文篇》云：“文德之操为文。”又云：“上书陈便宜，奏记荐吏士，一则为身，二则为人，繁文丽辞，无为上者。文德之操，治身完行，徇利为私，无为主者。”《书解篇》云：“夫文德，世服也。空书为文，实行为德，著之于衣为服。”又云：“人无文德，不为圣贤。”《自纪篇》云：“名不流于一嗣，文不遗于一札，官虽倾仓，文德不丰，非吾所臧。”这就是王充《论衡》的文德之论。《魏书·文苑·温子昇传》云：“杨遵彦作《文德论》，以为‘古今辞人，皆负才遗行，浇薄险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温子昇彬彬有德素’。”这是杨愔(字遵彦)的文德之论。章炳麟认为杨愔是“依用”王充《论衡》的观点的，[10]若如此，则杨愔肯定曾读过《论衡》，并受到了《论衡》的影响。
《论衡》的理性精神，也曾受到过北朝人士的注意。北齐的樊逊(?—约565)在对诏问释道两教时，高度肯定了《论衡》的理性精神：“刘向之信洪宝，殁有余责；王充之非黄帝，此为不朽。”(《北齐书》逊本传原作“没有余责”、“比为不相”，此据《广弘明集》卷二四载樊逊《答沙汰释李诏表》。)这不仅说明《论衡》在北齐也有流传，而且说明北齐人还相当重视它，并且受到了它的影响。
除了郦道元、杨愔和樊逊之外，北朝学者颜之推(531—约590)的著作《颜氏家训》(约582)也曾引用过《论衡》。《颜氏家训·风操篇》说：“阴阳说云：‘辰为水墓，又为土墓，故不得哭。’王充《论衡》云：‘辰日不哭，哭必重丧。’今无教者，辰日有丧，不问轻重，举家清谧，不敢发声，以辞吊客。”所引《论衡》之语，出于《辨祟篇》，其原文是这样的：“辰日不哭，哭有重丧。戊己死者，复尸有随。一家灭门，先死之日，未必辰与戊己也。”也就是说，“辰日不哭，哭有重丧”乃是汉代习俗，王充则对之提出了批评。颜之推引此以说明他生活的时代仍有这样的习俗，并也对之提出了批评。由此可见，颜之推在这方面是受过《论衡》的影响的。而他能随意引用《论衡》，也说明他对《论衡》是相当熟悉的。颜之推由梁入北周，又由北周入北齐，北齐亡，再入北周，北周亡，入隋，后半生一直生活于北方，其《颜氏家训》亦主要作于在北朝时(尽管完成于隋开皇初二年间)，所以，他肯定是在北周和北齐读到《论衡》的，这同样说明了《论衡》在北周和北齐亦有流传。结合上述郦道元《水经注》、杨愔《文德论》和樊逊的话等情况来看，《论衡》盖在整个北朝都有流传，尽管流传范围不如南朝那么广泛。
综上所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衡》的流传更为广泛，影响更为扩大，地位更为提高，已经成为一部全国性的名著了。促使《论衡》获得全国性影响的主要原因，一是会稽人士对于弘扬乡邦文献的努力，二是史学家对于王充和《论衡》的重视，三是文人学士对于《论衡》的大力表彰，四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时代风气的激荡，这一切，都有利于扩大《论衡》的影响和促进《论衡》的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