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回顾《论衡》从成书到第一个刻本出现的近千年左右的流传影响史，不免使我们深怀感慨，其原因信如清代王谟《<论衡>跋》(《增订汉魏丛书》本)所说的：“汉魏以来，作者多矣，其书或传或不传，无足深怪。独怪仲任推重刘子政、扬子云、桓君山犹文、武、周公并出一时，又以君山所著《新论》为甲于子长、子云论说之徒，而《新论》十六篇竟无一传者，此书八十五篇止缺《招致》一篇。不知《论衡》之书果愈于《新论》欤?抑传之者独得其人欤?昔蔡伯喈、王景兴得是书，尝欲秘而不传矣，乃至今千余年，卒与子长、子政、子云诸书并传于世；如君山书，仲任非不欲传之，顾不能得。以是而知君山当时于子云书决其必传，亦幸而言中也!”在中国文献史上，像桓谭《新论》那样的名著失传是常有的事，而残缺则更是常事中的常事，《论衡》却有幸得以非常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这一方面固然得归因于《论衡》本身的高质量，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承认是“传之者独得其人”吧!在《论衡》的早期流传影响史上，有那么多人为《论衡》的流传作出了贡献，他们都可以说是《论衡》的功臣。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我们今天是否能看到完整的《论衡》就值得怀疑了。所以，我想用本章来介绍他们的贡献，并庶几使《论衡》的早期流传影响史对我们来说不再是一片空白。
【注释】
[1]载《文史》第七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2]俞绍初《建安七子年谱》云：“疑蔡邕万卷藏书，除留予其女四千余卷，其余尽入王粲。”收入其辑校《建安七子集》附录四，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83页。
[3]卢弼《三国志集解》于《魏书·钟会传》裴松之注引《博物记》后注云：“王弼年甫弱冠，即为经学大师，当时名公巨卿，惊叹弗及。窃疑何以早慧若是，盖缘伯喈藏书万卷，尽入王粲，展转而归辅嗣，博览闳通，渊源授受，有自来矣。”毅平按：说“伯喈藏书万卷，尽入王粲”，有点过了，但说该批藏书后来“展转而归辅嗣”，则合情合理。
[4]查屏球《纸简替代与汉魏晋初文学新变》云：“蔡邕写字不用纸，其家藏书应多为竹简书。在董卓之乱中，王粲由关中逃至荆州，再由荆州到洛阳。其书最后能传到王弼手中，这些书，如果全是简册，那是不可想象的事。最大的可能性是，这些书已被纸本化了。”(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其说可参。
[5]虞翻(164—233)，字仲翔，会稽余姚(今浙江余姚)人，《隋书·经籍志》载其有集二卷(梁三卷，录一卷)，《旧唐书·经籍志》载其有集三卷。
[6]据《三国志·魏书·王朗传》记载，王朗在会稽太守任上，举兵抵抗孙策(虞翻曾劝王朗“力不能拒，不如避之”)，兵败被俘，留置曲阿。建安三年(198)，曹操表征王朗，王朗自曲阿辗转江海，积年乃至。王朗北返时，有可能随身携带了《论衡》，《论衡》或于此时再度传入北方。
[7]钱钟书《管锥编》云：“王充痛诋神仙，而作《神仙传》之葛洪于《抱朴子》外篇《喻蔽》极口叹为‘冠伦大才’。《抱朴子》内、外篇宗旨每如水火，此其一例焉。”(第二册，第648页)毅平按：葛洪的“宿命论”思想深受《论衡》的影响，而说“浑天论”又批评王充的“盖天说”，此或其又一例也。
[8]周天游辑注《八家后汉书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7页。
[9]章炳麟《国故论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5页。(https://www.daowen.com)
[10]钱钟书《管锥编》于章氏之说极致不满：“紫朱相乱，淄湎未辨，一言以为不知矣。”“杨之于王，翩其反而。”“章学诚之‘文德’，厥旨又别。”“王充笼统，杨愔粗疏，岂可与此(章学诚)并日而语哉。章炳麟徒欲荣古虐近，未识貌同心异，遽斥曰‘窃’，如痴儿了断公事，诬良为盗矣。”(第四册，第1502—1507页)
[11]许逸民《酉阳杂俎校笺》此条校笺云：“今本《论衡》中未见有此记载，疑乃《异苑》之误。”(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773页)毅平按：今本《论衡》佚文甚多，许说未必是。又，《酉阳杂俎》续集卷四“贬误”记载：“开成(836—840)初，予职在集贤，颇获所未见书，始览王充《论衡》。”则段成式读《论衡》盖在此时，其《酉阳杂俎》中以此常征引《论衡》。
[1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37页。
[13]载《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二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4]“王充的见解接近‘盖天’说，他吸取了‘宣夜’说的观点(参看《隋书·天文志》及《晋书·天文志》)。”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二册，第116页。
[15]“言日不入地”的，是《说日篇》，而非《谈天篇》，说“王仲任徒肆‘谈天’”，有点文不对题，说“王仲任徒肆‘说日’”才对；又说“桓君山攻之已破”，桓谭在王充之前，时代亦不免颠倒舛误。是皆卢肇立论粗疏未周处，虽则其相信浑天说是对的。
[16]见其《论衡校注》，序言第3页。
[17]张宗祥云：“惟元刻本并两卷为一卷，作十五卷。篇数亦同。”(见其《论衡校注》，目录第4页)
[18]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902页。
[19]张宗祥认为，后世各本都源出于南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洪适刻本，但洪适刻本却并非源出于北宋杨文昌刻本，而是也像杨文昌刻本一样依据抄本校刻的：“就洪氏‘转写既久’等语观之，盖亦根据写本校刻，非据杨文昌刻本付梓也。”“韩氏所云‘洪公重刻’者，乃重刻《论衡》，非重刻杨氏之《论衡》也。当以洪序为正，不可含混无别。”(见其《论衡校注》，《论衡》诸序第2页，第4页)可备一说。
[20]杨文昌刻本世无存者。《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第二册《馆藏宋本论衡残卷校勘记小序》著录一馆藏宋版《论衡》残本，仅存第十四卷至第十七卷一册，张宗祥判断为杨文昌刻本之
遗：“余曾闻而往览，洵北宋之物，杨氏之旧也。”(见其《论衡校注》，第599页)可惜已下落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