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东汉到唐代，《论衡》一直受到高度的评价。王充被看作是一个无愧于前贤的大学者，《论衡》被认为是一部齐肩于古典的大著作。而善评的理由，在各个时期则不尽相同：在东汉是因为推崇王充的学问才气，在汉末魏晋间是因为《论衡》可供谈助，在南北朝唐初是因为它有矫枉辨伪之功。对《论衡》的批评意见，或出自道家，或出自儒家，但在这个时期都未能占上风。一般认为，《论衡》即使有缺点，也只是“小疵”，无伤大雅。下面试分期叙述。

在东汉前期，王充的同时代人谢夷吾曾对他作出过高度评价。范晔《后汉书》充本传李贤注引谢承《后汉书》充本传说：“夷吾荐充曰：‘充之天才，非学所加，虽前世孟轲、孙卿，近汉扬雄、刘向、司马迁，不能过也。’”谢夷吾对王充的这个评价，曾受到后人的指责。清人臧琳《经义杂记》卷十六“王充《论衡》”条说：“其友谢夷吾拟之扬、刘、司马，非其伦也。”这个批评，其实是不了解东汉的情况。在东汉人眼里，后人看得了不得的孟子、荀子、司马迁，并不是神秘的人物，只不过是前代或当代有学问的人而已。从王充的《论衡》中，我们就随处能看到他对这些前贤的平视态度。《自纪篇》说：“身与草木俱朽，声与日月并彰，行与孔子比穷，文与杨雄为双，吾荣之!”拿自己与日月、孔子相比，是何等的自信!而且，尽管他经常用尊敬的口吻谈论“前贤”，但从《论衡》的字里行间，却不难看出他甚至认为自己是更高出于“前贤”的。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六“王充”条指责王充“自居于圣贤”，倒是说中事实的。谢夷吾的评价，和王充的自我评价是合拍的。虽然谢夷吾只提到孟子，但既然孟子“不能过”，则王充当然可以上比孔子了——“比穷”毕竟也是一种比较!从谢夷吾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出，东汉前期对“圣贤”偶像的崇拜观念，确实还是比较薄弱的。这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王充在《论衡》中为什么敢于“雌黄圣贤”，敢于“问孔”、“刺孟”，因为当时就可以这么做。

尽管谢夷吾对王充的评价很高，但在东汉前中期，知道王充和《论衡》的人毕竟还不是很多。《论衡》的流行，是汉末魏晋间的事。而《论衡》之所以在这时获得流行，从当时人对《论衡》的评价来看，盖和“清谈”风气的盛行有关。此时的《论衡》评价，带有鲜明的“清谈”意味。葛洪《抱朴子》，袁山松《后汉书》，都载有“蔡邕入吴始得《论衡》”的传说。这个传说的真实性是颇值得怀疑的(参看第三编第一章《蔡邕入吴始得<论衡>说献疑》)。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所反映的对《论衡》的看法。《北堂书钞》卷九八引《抱朴子》云：“王充所作《论衡》，北方都未有得之者。蔡邕到江东得之。及还中国，诸儒觉其谈论更远。”范晔《后汉书》充本传李贤注引《抱朴子》云：“时人嫌蔡邕得异书，或搜求其帐中隐处，果得《论衡》，抱数卷持去。邕丁宁之曰：‘唯我与尔共之，勿广也!’”两处所引盖为同一条之先后部分，《艺文类聚》卷五五引《抱朴子》云：“王充所著《论衡》，北方都未有得之者。蔡伯喈常到江东得之，叹为高文，恒爱玩而独秘之。及还中国，诸儒觉其谈更远，搜求其帐中，果得《论衡》。”《太平御览》卷六〇二引《抱朴子》云：“王充作《论衡》，北方都未有得之者。蔡伯喈尝到江东得之，叹其文高，度越诸子。及还中国，诸儒觉其谈论更远，嫌得异书。或搜求至隐处，果得《论衡》，捉取数卷将去。伯喈曰：‘唯我与尔共之，勿广也!’”又范晔《后汉书》充本传李贤注引袁山松《后汉书》云：“充所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其后王朗为会稽太守，又得其书，及还许下，时人称其才进。或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问之，果以《论衡》之益。由是遂见传焉。”以上这些大同小异的传说，都把《论衡》看作是一部“异书”；读了这部“异书”，能够使人“谈论更远”，使人“才进”；得到它的人，把它当作有助谈吐的法宝，藏起来不让人知道。这就是汉末魏晋间人心目中的《论衡》形象。一言以蔽之，曰清谈之助(“谈助”)。尽管后来宋人和清人抓住“谈助”一词贬低《论衡》，但在汉末魏晋间，“谈助”一词却是对《论衡》的善评。《论衡》“论说始若诡于众，极听其终，众乃是之”(《自纪篇》)的特点，适应了汉末魏晋人清谈的需要，因此，《论衡》被看作是一部“异书”，王充被看作是一个“异人”，受到清谈家们的欢迎。林纾《春觉斋论文·述旨二》认为：“《论衡》一书，蔡中郎储为谈助，已开西晋清谈之风。”极有见地。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五六“《论衡》”条说：“昔蔡伯喈得之，以为谈助，可见当时之人亦不深取之矣。”臧琳同上文说：“读其书，好辨论，喜逞机锋，蔡伯喈秘以为谈助，不虚矣。”实在是清人的偏见，与事实相距甚远。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十二《九流绪论》中“《论衡》”条，还煞有介事地为蔡邕“谈助”之说辩护：“中郎以《论衡》为谈助，盖目为稗官野史之流；且此编骤出未行，而新奇可喜，故秘之帐中，如今人收录异书，文固非所论也。自《论衡》不甚称后世，究竟举主，多归咎中郎者，余特为一洒之。”则颇类郢书燕说，显然是多此一举。

汉末魏晋时期，人们对《论衡》的评价很高。其中，虞翻和葛洪的看法，在当时是具有代表性的。《三国志·吴书·虞翻传》裴松之注引《会稽典录》说，王朗为会稽太守，问功曹虞翻，本地有哪些英俊之士，虞翻回答：“有道山阴赵晔，征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渊懿，学究道源，著书垂藻，骆驿百篇。释经传之宿疑，解当世之槃结。或上穷阴阳之奥秘，下摅人情之归极。”如果上述王朗传布《论衡》的传说果有其事，那也多半是虞翻这次表扬的结果吧!晋代葛洪，表彰《论衡》尤力。他的《抱朴子外篇》，就是模仿《论衡》而作的。在《抱朴子》中，他称赞王充“学博才大”，为“冠伦大才”(《喻蔽篇》)，又说：“谢尧卿东南书士，说王充以为一代英伟，汉兴以来，未有充比。若所著文，时有小疵，犹邓林之枯枝，若沧海之流芥，未易贬也已。”(《北堂书钞》卷一〇〇引)从虞翻和葛洪二人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出，汉末魏晋人同样把王充看得很高。“汉兴以来，未有充比”的说法，和谢夷吾的说法是一脉相承的。《论衡》也因其“释经传之宿疑”等特点而受到称赞。当然，晋人对《论衡》也不是没有任何批评意见的。葛洪《抱朴子·喻蔽篇》引“同门鲁生”对《论衡》的批评说：“夫琼瑶以寡为奇，碛砾以多为贱。故庖牺卦不盈十，而弥纶二仪；老氏言不满万，而道德备举。王充著书，兼箱累袠；而乍出乍入，或儒或墨；属词比义，又不尽美。所谓陂原之蒿莠，未若步武之黍稷也。”这个批评，以《周易》、《老子》为标准，指责《论衡》在内容上既“或儒或墨”，在文体上又不能为道家精约之言。上述各家的看法，无论是表彰还是批评，都代表了道家对《论衡》的看法，反映了汉末魏晋间儒学思想不振和黄老思想盛行给《论衡》评价带来的影响。(https://www.daowen.com)

进入南北朝，尽管调子有所降低，但《论衡》仍然受到好评。刘勰在《文心雕龙》的《神思篇》、《时序篇》等中，将王充上与司马相如、扬雄、桓谭，下与班固、张衡、蔡邕、左思等人相提并论，称《论衡》为“巨文”。范晔在《后汉书》中，将王充与王符、仲长统合传，这间接地表示了他对王充和《论衡》的看法。也就是说，他认为王充的地位和王符、仲长统相仿，《论衡》的性质和《潜夫论》、《昌言》接近。这个评价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它明确地把王充从文学家和史学家中分离出来，归入了政论家的行列。这说明了南北朝时期学术的分类概念已逐渐明确(《后汉书》增设《史记》、《汉书》、《三国志》中所没有的“文苑”传，也同样说明了这一点)，但不能据此认为范晔已经否定了前代将王充与司马迁、扬雄等相提并论的看法。对于范晔对王充和《论衡》的这一看法，清人的指责和曲解甚多。如臧琳同上文说：“范书载其著《论衡》、造《性书》外，无他表见，止当入‘文苑’、‘儒林’，而范氏特为大传，岂亦因《论衡》欤?”臧琳的批评，从反面说明范晔对《论衡》的评价是很高的。“岂亦因《论衡》欤”的猜测，确实有道理。正是因了《论衡》，范晔才把王充列入大传的。但是，因之而产生的问题是，既然王充因《论衡》而列入大传，那么为什么同传的王符、仲长统都有文章录入，而唯独王充没有呢?对此，黄式三《儆居集》卷四《读子集》一《读王仲任<论衡>》认为：“范氏论此三子，多谬通方之训，好申一隅之说，赞曰：‘管视好偏，群言难一。救朴虽文，矫迟必疾。’然则节信《潜夫论》，公理《昌言》，传录其要略，而独不录《论衡》，岂非以仲任之书矫枉过正之尤甚邪?”这完全是曲解。因为范晔赞的前两句说的不是这三部书，尤其不是《论衡》，而是一般世俗之见，三书则正是起而矫其枉的。“矫迟必疾”的“必”，是“应该”、“一定要”的肯定意思，没有嫌《论衡》矫枉过正的意思。范书充本传之所以不录《论衡》，按平步青《安越堂外集》卷四《书<论衡>后》的说法，是因为“《论衡》得中郎、景兴先后传播，盛行于世，蔚宗习见其言，故但云‘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略举大恉，不著其篇”，而并不是对《论衡》有所不满。所以，黄式三的看法只是清人的偏见，实不足取。此外，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三六“《风俗通》”条认为，范晔对《论衡》的评价“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与他对《风俗通义》的评价“辩物类名号，识时俗嫌疑”一致；既然范晔讥《风俗通义》“不典”，是“异知小道”，那么，他对《论衡》的看法也一定相同，“盖两书正是一类，皆摭拾谀闻，郢书燕说也”(周中孚同上文所说同)。其实，范书充本传此二语原有所本，是魏晋间的流行说法，对《论衡》并没有贬低之意。总之，范晔对《论衡》的评价基本上是肯定的。而且，自从他将王充与王符、仲长统合传以后，后人也多将三家相提并论。如韩愈《后汉三贤赞》(《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二)并赞三家，陈鳣《对策》卷四“诸子”条说三家“自成一家之言，不愧三贤之目”，刘熙载《艺概》卷一《文概》说三家文“皆东京之矫矫者”，等等。其消极影响，则是使人们容易只把《论衡》看作是一部“政论”之书，从而对它的独创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

唐代的《论衡》评价，在基本肯定中孕育着否定的倾向，情况较为复杂。初唐的刘知幾，一方面，“槌提班、马不遗余力，而独尊信是书”(胡应麟同上文语)，在《史通》中多次引证《论衡》之说，尤其在《自叙篇》中，高度评价了《论衡》的正俗辨伪之功：“儒者之书，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菁华。而流俗鄙夫，贵远贱近，转滋牴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论衡》生焉。”肯定了《论衡》的怀疑精神。《惑经篇》又说：“昔王充设论，有《问孔》之篇，虽《论语》群言，多见指摘，而《春秋》杂义，曾未发明。”不仅肯定了《论衡》的《问孔篇》，还认为没有“发明”“《春秋》杂义”是《论衡》的一个缺点。刘知幾的这些见解，受到了后来具有正统观念的人的批评。如胡应麟同上文说：“刘子玄辈不能详察，遽从而效之，以讥诋圣人，至尧、舜、禹、汤，咸弗能免，犹李斯之学荀况矣。”焦竑《焦氏笔乘》卷三“《史通》”条说：“且(刘知幾)自云，因王充之《问孔》，‘广彼旧疑，增其新觉’。夫充之浅妄，又何足法也!”周中孚同上文说：“竟有《问孔》、《刺孟》二篇，远为刘子玄《惑经》、《疑古》之先声，其悖妄可谓至极。”都看出刘知幾受到了《论衡》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刘知幾又在整个《论衡》评价史上，第一次对《论衡》的内容提出了严重的批评。《史通·序传篇》说：“王充《论衡》之《自纪》也，述其父祖不肖，为州闾所鄙，而己答以瞽顽舜神，鲧恶禹圣。夫自叙而言家世，固当以扬名显亲为主，苟无其人，阙之可也；至若盛矜于己，而厚辱其先，此何异证父攘羊，学子名母?必责以名教，实三千之罪人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衡》从未受到过这样的批评。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卷二二《论王充》说：“《论衡》之书虽奇，而不孝莫大。蔡邕、王朗、袁山松、葛洪之徒，皆一代作者，寻其书而不悟其失，殆不免于阿私所好。而范晔又不孝之尤者，随而附和之，而特书之以孝。”杭世骏看到了这种现象，却找错了其原因。其实，《论衡》在这一点上之所以没有受到魏晋南北朝人的批评，并不是因为当时人们“阿私所好”，实在是因为在当时的道德规范下，人们并不认为这是《论衡》的缺点，所以当然不会为此而批评它。一叶落而知秋，从刘知幾的上述批评中，不难看出儒学思想在唐代正在走上坡路，纲常名教又渐渐地控制着人们的意识。这是《论衡》评价角度的一个巨大转变，它预示了《论衡》在儒学占统治地位的年代里将会受到怎样的待遇。

此外，唐代《论衡》评价的另一复杂现象是韩愈对《论衡》的好评。韩愈被誉为“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大家，却对“后汉三贤”——王充、王符、仲长统——颇感兴趣，为此特作了一篇《后汉三贤赞》；他以道统继承人自居，却对《论衡》的《问孔》、《刺孟》篇未加非议，以致邵博也奇怪道：“王充《刺孟》出《论衡》，韩退之赞其‘闭门潜思，《论衡》以修’矣，则退之于孟子‘醇乎醇’之论，亦或不然也。”(《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一)而且，据刘熙载《艺概》卷一《文概》说，韩愈的“性有三品”之说，也是承藉《论衡·本性篇》而来的。这与他的传人不遗余力地排斥包括这“三贤”在内的东汉文章的态度形成了有意思的对照。

对于自东汉至唐代八九百年间《论衡》一直受到高度评价这一事实，前人多有注意，并试图寻找其原因。臧琳同上文说：“此书素名重，殆因蔡、王一时之珍秘耳。”仅是皮相之论。胡应麟同上文说《论衡》：“东汉晋唐之间，特为贵重：蔡邕秘弗视人；葛洪赞弗容口；刘子玄槌提班、马不遗余力，而独尊信是书。三子皆鸿生硕彦，目无今古，乃昌歜羊枣，异代同心，何哉?秦汉以还，圣道陆沉，淫词日炽。庄周、列御、邹衍、刘安之属，捏怪兴妖，不可胜纪。充生茅靡澜倒之辰，而独岌然自信，攘臂其间，刬虚黜增，订讹斮伪，诐淫之旨，遏截弗行，俾后世人人咸得藉为口实，不可谓非特立之士也。故伯喈尚其新奇，稚川大其宏洽，子玄高其辩才。”把胡应麟的这个见解和晋代“鲁生”、唐代刘知幾的见解联系起来看是很有意思的：“鲁生”从道家的角度批评《论衡》“或儒或墨”；刘知幾从史家的角度赞扬《论衡》能正儒书之失；胡应麟则从儒家的角度赞扬《论衡》能遏截道家之言。这三种互相扞格的说法，反映了说话人各自所处的时代之间的差异，都不是对《论衡》的全面认识。而胡应麟的说法尤属生活于儒学地位上升时期的人们的偏见，因此，他当然不能解释清楚《论衡》在东汉晋唐间受到好评的原因。我认为，王充的意图，是凭着自己的见解和方法，整理在他之前的整个学术文化遗产，无论各家，无论各派，凡有错误，在所必究。而从东汉至唐代这一历史时期，是佛学思想传播、道教思想兴盛的时期，儒学独尊的局面尚未形成，对“圣贤”偶像的崇拜观念较为薄弱，伦理纲常也尚未完全控制社会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敢于批评前人、敢于发表己见的《论衡》，势必会受到人们的广泛欢迎。这是《论衡》在东汉至唐代八九百年间受到高度评价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