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但是，到了宋代，《论衡》的命运却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折。这个转折不是突然出现的，唐初刘知幾的批评已预示其征兆。尽管杨文昌在北宋庆历年间曾刊刻《论衡》，并且在序中加以表彰：“订百氏之增虚，诘九流之拘诞。天人之际，悉所会通；性命之理，靡不穷尽。析理折衷，此书为多。”“其文取譬连类，雄辩宏博，岂止为‘谈助’、‘才进’而已哉，信乃士君子之先觉者也!秉笔之士，能无秘玩乎?”但也只不过是前一时期《论衡》得到好评的绪风遗响；而宋初释子赞宁作《难王充<论衡>》三篇，“劘《论衡》之玷”，受到王禹偁的激赏(见吴处厚《青箱杂记》卷六)，则像那满楼凉风，预示着抨击《论衡》的山雨即将来临。《论衡》的怀疑精神，《论衡》的“非圣无法”，《论衡》的文章风格，注定了它将不容于儒学独尊的宋代，尤其是理学兴盛的南宋。宋代的《论衡》评价，因此而产生了下面三个特点。

首先，随着宋人思想的渐趋正统、保守，宋人对从前一直为魏晋人所津津乐道的《论衡》的“新奇”，已变得不敏感，甚至反感了。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论衡》提要说：“自今观之，亦未见其奇也。”《论衡》在魏晋人眼里一直是部奇书，而在宋人的眼里就不显得奇了。这是因为经过儒学熏陶的宋人的眼光不一样了，他们已不能感受魏晋人在读《论衡》时所产生的愉快心情。又如，吕南公的《题<论衡>后》(《宋文鉴》卷一三一)说：“夫饰小辩以惊俗，充之二十万言，既自不足多道。”魏晋人眼中的“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释经传之宿疑，解当世之槃结”，“上穷阴阳之奥秘，下摅人情之归极”的“巨文”，一变而为宋人眼中的“惊俗”之“小辩”。这充分说明价值观念的变化必然会带来评价角度的变化。与此同时，对魏晋间流传的蔡邕秘玩这部奇书以供谈助的传说，宋人也加以非难。如吕南公在同上文中说：“嗟乎，邕不得为贤儒，岂不宜哉……邕则欲以独传为过人之功，何缪如之!”魏晋间流传的这个传说，虽为不可信据之小说家言，但反映了当时人对《论衡》的态度，只是一种夸张之辞。宋人对此传说既信以为真，又斤斤然而辩之，可谓迂阔之至。另一方面，宋人又利用此传说以贬低《论衡》。如高似孙《子略》卷四“王充《论衡》”条说：“‘谈助’之言，可以了此书矣!”将崇尚清谈的魏晋人对《论衡》的赞扬之词“谈助”，看作是一种贬低之词。宋人的这种说法，引起了后来贬低《论衡》者的共鸣。如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十二《九流绪论》中“《论衡》”条说：“中郎以《论衡》为谈助，盖目为稗官野史之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〇子部杂家类《论衡》提要，称赞高似孙的说法“可云允惬”，都视“谈助”为贬词。元代韩性的《<论衡>序》说：“故其为书，可以谓之‘异书’，而不可以为经常之典；观其书者，见谓‘才进’，而实无以自成其才；终则以为‘谈助’而已。”则更进一步发挥了宋人的观点。

其次，经历过唐宋古文运动以后，“八代之文”的地位骤然下降，作为东汉文章的《论衡》也蒙受其殃，受到宋人的批评。这方面，晁公武的说法是颇具代表性的，他的《郡斋读书志》卷十二子部杂家类《论衡》提要说：“世谓汉文章温厚尔雅，及其东也，已衰。观此书与《潜夫论》、《风俗通义》之类，比西京诸书骤不及远甚，乃知世人之言不诬。”东汉人对《论衡》文章的批评，是从一般的感受出发的；晋人对《论衡》文章的批评，是从道家的精约之言出发的；而宋人对《论衡》文章的批评，则是从秦汉古文与“八代之文”的差异出发的，这反映了古文运动以后人们看待《论衡》的眼光的变化。不过有意思的是，晁氏批评的三部东汉文章中，有两部却曾受到过古文运动的发起者韩愈的重视。由此可见，在对待《论衡》文风的态度上，古文运动以后的宋人比古文运动的发起者走得更远。而且，我认为，晁氏也未必仔细分析过东西汉文章的不同，只不过是随声附和当时的流行看法罢了。(https://www.daowen.com)

第三，宋代《论衡》评价的最大特点，是对《论衡》“非圣”、“不孝”的批评，这是儒学占统治地位的宋代必然会出现的现象。“不孝”的批评发自唐代刘知幾，“非圣”的批评发自宋人自己。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诸子》“《论衡》”条引刘知幾关于《论衡》“不孝”的议论后说：“葛文康公亦曰：‘充刺孟子，犹之可也；至诋訾孔子，以系而不食之言为鄙，以从佛肸、公山之召为浊，又非其脱骖旧馆而惜车于鲤，又谓道不行于中国岂能行于九夷。若充者，岂足以语圣人之趣哉!’即二说观之，此书非小疵也。”葛洪《抱朴子》引世人之说以为《论衡》“时有小疵”，而王应麟则认为《论衡》“非小疵也”，二说截然相反，分歧之焦点即在所谓“非圣”、“不孝”上。“非圣”、“不孝”在魏晋人眼里，是全然不成其为问题的；但在崇拜圣贤、强调纲常的宋人眼里，则成了原则性的大问题。这是时代思想的变化所造成的结果。对《论衡》“非圣”、“不孝”的批评在宋代颇为流行，如陈骙《文则》卷上戊说：“王充《问孔》之篇，而于此书(毅平按：指《论语》)多所指擿，亦未免桀犬吠尧之罪欤!”黄震《黄氏日抄》卷五七《读诸子》三“《论衡》”条说《论衡》：“甚至讥孔、孟而尊老子，抑殷周而夸大汉。”都对《论衡》批评孔、孟表示了不满。刘章更作《刺<刺孟>》，以反驳《刺孟》篇的观点，维护孟子的地位(见明黄瑜《双槐岁钞》卷六“《非<非国语>》”条、郎瑛《七修续稿》辨证类“书名沿作”条)。此外，还有何涉的《删孟》，则似乎是受王充《刺孟》影响之作，因而受到宋人的批评(见南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一)。宋人对《论衡》“非圣”、“不孝”的批评，对后代的影响很大。尤其是到了清代，《论衡》更因此而大受挞伐。

对《论衡》命运在宋代的这一重大转折，前人亦有所认识。明代胡应麟同上文说，“《论衡》不甚称后世”，“近世诮充太甚”，所说的“后世”、“近世”，主要就是指宋代。对于这个转折的原因，他分析道：“当时以新特而过称之，近世以冗庸而剧诋之。匪充书异昔也，骤出于秦汉之间，习闻于伊洛之后，遇则殊哉。而宋人穷理之功，昭代上儒之效，亦著矣!”他注意到“当时”(自东汉至唐代)与“近世”(宋代及宋以后)《论衡》评价的巨大差异，认为这不是由于《论衡》本身有什么变化，而是“伊洛之学”、“穷理之功”、“上儒之效”，使得《论衡》的地位在宋代一落千丈。胡应麟的这个分析是相当精辟的，它基本上说出了《论衡》在宋代蒙受恶评的原因。从唐以前和宋以后这两个历史时期《论衡》评价的巨大差异中，我们不难觉察社会思想与时代风气的曲折性巨变。

元代的《论衡》评价较为少见，比较重要的只有韩性的《<论衡>序》。韩性对《论衡》的评价，在其总体的基调上，仍是宋人的延续。比如前引其关于《论衡》仅为“谈助”的说法，即为其例。但是，和宋人不同的是，韩性对《论衡》的评价，不像宋人那样偏激，而是亦有相当的肯定。如他以为，“充之为书，或得或失”，其得正在于其理性精神，此即云前人之所未云：“盖其为学博，其用功勤，其著述诚有出于众人之表者也……先王之泽熄，家自为学，人自为书，紫朱杂厕，瓦玉集糅。群经专门，犹失其实；诸子尺书，人人或诞。论说纷然，莫知所宗。充心不能忍，于是作《论衡》之书，以为‘《(论)衡》者，论之平也’。其为九虚三增、《论死》、《订鬼》，以祛世俗之惑，使见者晓然知然否之分。论者之大旨如此，非所谓出于众人之表者乎?”尽管他还不能彻底肯定王充的理性精神，但他对《论衡》的上述善评，却已经是远远超出宋人之上了。而且，他似乎还已经有了一种历史文献的意识，能看到《论衡》作为历史文献的价值，这也开了后来若干清代学者的《论衡》观的先河：“虽然，自汉以来，操觚之士焦心劳思，求一言之传而不可得，《论衡》之书独传至今，譬之三代鼎彝之器，宜乎为世之所宝也。且充之时去三代未远，文贤所传，见于是书者多矣，其可使之无传乎?”总之，韩性的《论衡》评价，既有对于宋人的继承，又有自己的独立性，可说具有一种折中的倾向，这一点又与明代中叶的情况较为相似。因此可以说，元代的《论衡》评价，大抵上处于宋与明之间的过渡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