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黄晖将明清划入《论衡》评价的同一个时期，这是不妥当的，因为明代的《论衡》评价前与宋代，后与清代，都不一样，有必要把它单独划开。

我们看到，明人对《论衡》具有比前人更大的兴趣。这种兴趣首先表现在《论衡》的刊刻和评点等方面。明人刊刻《论衡》的兴趣很浓，今天可知的明刻本《论衡》，有明初刻本、嘉靖十四年苏献可通津草堂刻本、万历庚寅程荣刻《汉魏丛书》本、天启六年阎子仪刻本、明刻本、明何镗刻本、万历年间黄嘉惠校刻本、明钱震泷刻本、万历年间刻《百子类函》本、明刻《诸子汇函》本、万历戊子张氏刻本、崇祯年间刻《增订汉魏六朝别集》本等，比起宋代来数量是大为增加了。这些刻本大都刊刻于嘉靖以后，这说明晚明人对《论衡》的兴趣尤为浓厚。明人不仅大量刊刻《论衡》，而且还施加评点。如归有光、叶绍泰、黄澍、刘光斗、钱谦益等人，都曾评点过《论衡》。刘光斗在《论衡》天启本序中说：“余自从事笔研来，虽攻者制举义，而于古文词独深耆；虽所喜者古文词，而于《论衡》独深耆。”《论衡》天启本就是在他的促成下刻成的。像刘光斗这样“深耆”《论衡》的人，在明代，尤其是晚明时期是很多的，而在宋代则相当少见。

不过，明人对于《论衡》的评价，依古文辞运动的盛衰，还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即古文辞运动影响下的阶段，和反古文辞运动影响下的阶段。这两个阶段由于对《论衡》的文章看法不同，因而也影响及于各自对《论衡》的评价。

在轰轰烈烈的古文辞运动中，有不少人注意到了《论衡》。不过由于受到“文必秦汉”的文学主张的影响，因此在关于《论衡》文章的评价方面，其时人也大都继承唐宋古文运动以来的观点，因《论衡》属于东汉之文而对之颇有微辞(参本编第二章《<论衡>评论中所反映的历代文章观的变迁》)。在关于《论衡》思想内容的评价方面，其时人似乎也像元代的韩性一样，有一种折中的倾向。这方面的代表是胡应麟。他的《少室山房笔丛》卷十二《九流绪论》中“《论衡》”条一则说：“读王氏《论衡》，烦猥琐屑之状，溢乎楮素之间。辩乎其所弗必辩，疑乎其所弗当疑，允矣，其词之费也!”一则说：“至精见越识，足以破战国以来浮诡不根之习，则东西京前，邈焉罕睹。”对于《问孔》、《刺孟》等篇，一则说：“特其偏愎自是，放言不伦。稍不当心，上圣大贤，咸在诃斥。至于《问孔》、《刺孟》等篇，而辟邪之功，不足以赎其横议之罪矣!”卫道之态可掬；一则说：“《论衡》之《问孔》，序意自明，以仲尼大圣，其语言应接有绝出常情者，当时门弟子不能极问，故设疑发难，以待后人之答。藉在孔门，固好学之一事。第词间伤直，旨或过求，此充罪也。”又为王充说话。总之，他要“次其功罪”，作调停之说。又如谢肇淛，他的《文海披沙》卷一“《论衡》相背”条，一则称赞《论衡》说：“《论衡》一书，掊击世儒怪诞之说不遗余力，虽词芜而俚，亦称卓然自信矣!”一则举其书中“前后之言，自相悖舛”之处，批评《论衡》说：“此岂足为帐中秘哉!”也表现出了折中的倾向。此为其时人《论衡》评价的特点之一。这种折中的态度，反映了其时思想界的矛盾：即既有保守、传统的一面，又有革新、解放的一面，但都不彻底。所以在《论衡》的评价上，就出现了这种近乎自相矛盾的看法。(https://www.daowen.com)

随着反古文辞运动的蓬勃兴起，人们打破了“文必秦汉”的僵化教条，对历代文章采取了更为灵活宽容的态度。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王充当时直到晚明以前几乎一直为人们所诟病的《论衡》的文章，竟也开始受到晚明文人的喜爱和赞扬。如为《论衡》的明刻本作序的刘光斗、阎光表、沈云楫、傅岩等人，都对《论衡》的文章大加善评(参本编第二章《<论衡>评论中所反映的历代文章观的变迁》)，而这种对于《论衡》文章的善评，在此前的《论衡》评价史上是看不到的。它们之所以出现在晚明时期，并不是偶然的。明代文风，自公安、竟陵出而大变，举凡各种文章，无不带有“新奇”、“纤仄”之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历来不登“古文”大雅之堂的《论衡》，反以它的无所肖似的新鲜感，吸引了晚明文人。而且，它的论辩式写法，也使举业家们得到不少启迪。因而可以说，上述关于《论衡》文章的善评，也是晚明文学风尚的一个产物。

也许正因为晚明文人们酷爱《论衡》的文章，所以他们对于《论衡》的思想内容亦给予了善评(或者也许正相反)。傅岩的《论衡》天启本序认为：“《论》曰：‘衡，平也。’不倚时尚，不任意气，览之悠然，归于偶然。孔子曰：‘四十不惑。’仲任庶几焉。”特别强调了《论衡》“不倚时尚，不任意气”的独立客观精神，与后来清人认为王充恃意气的评价恰好形成了对照。刘光斗的《论衡》天启本序认为：“‘论’，论说而穷其旨之谓也；曷言乎‘衡’?衡以持平，平则无偏低昂，重不能增锱铢，轻不可减毫毛。天下事理，于是乎取衷，故题之曰‘《论衡》’。《论衡》成，而理不必天地有者，若不可不有；语不必古人道者，若不容不道。宜乎闭门研思，至忘庆吊，即在篱溷，亦著椠铅，而宇宙有形之外，风云变态之中，俱蔑弗搜讨也。伯喈逸才，子明尊宿，乃一则秘不分人，一则缘之才进。后世《六帖》采之，《意林》收之，有以哉!”高度评价了《论衡》的上下探索的科学精神，并对一向为宋人所曲解的“谈助”之说，重新给予了正面的诠释和肯定。阎光表的《论衡》天启本序认为：“仲任生于汉之孟世，抽思力学，积有岁时，著书十余万言，上而天文，下而地理，中而人数，旁至动植，幽至鬼神，莫不穷纤极微，抉奥剔隐。”亦高度评价了《论衡》的上下探索的科学精神，与刘光斗的看法有相似之处。沈云楫的《论衡》程荣本序指出，虽然范晔将王充、王符和仲长统三人合传，但在汉魏之间却只有《论衡》大受欢迎，正是因为《论衡》的价值自远在王符《潜夫论》和仲长统《昌言》之上：“余览东京永元之季，名能立言者，王节信、仲长公理及王仲任三君子，并振藻垂声，范史亦类而品之。而迨数世后，独仲任《论衡》八十余篇，有秘玩为谈助、还许下见称才进者，而节信、公理泬寥莫及，若是何也?言贵考镜于古昔，而尤不欲其虚窾靡当，要如持衡入宝肆，酌昂抑，免哗众尔已……仲任少宗扶风叔皮，而又腹笥洛阳之籍，其于众流百氏，一一启其扃而洞其窍。愤俗儒矜吊诡，侈曲学，转相讹赝而失真，乃创题铸意，所著《逢遇》迄《自纪》十余万言，大较旁引博证，释同异，正嫌疑。事即丝棼复遝，而前后条委深密，矩矱精笃。汉世好虚辞异说，中为辨虚凡九，其事檃，其法严，其旨务祛谬悠夸毗以近理实，而不惮与昔贤聚讼。上裨朝家彝宪，下淑词坛听睹，令人诵之泠然。斥吊诡而公平，开曲学而宏巨。譬一闹之市，一提衡者至，而货直锱铢率画一无殊喙。以故中郎秘之帐中，丁宁示人勿广；而会稽守还许，时有异人异书之疑。邕与朗，其综览博识宁出仲任下?顾简编充栋，匪衡曷平?得仲任之旨而广之，它书不迎刃者鲜矣……告当世博雅诸士，能《论衡》之精，而始不为伪书伪儒之所溷。且窥仲任之所超节信、公理而不朽者，要在是乎哉!”像上述这样的对于《论衡》的思想内容的善评，在此前的宋代是看不见的；而其之所以出现于晚明时期，盖与当时思想界的解放潮流有密切关系。

晚明思想家李贽，在其《藏书》卷三七《儒臣传·词学儒臣》类中，收入了王充的传记。尽管这篇传记取材于前代史料，并无李贽个人的评论，但是在众多的古代人物中，能够也注意到王充，这毕竟表明了李贽对于王充的重视。清代的乾隆皇帝曾认为，王充的学说，“与明末李贽之邪说何异”。近代的莫伯骥也认为：“后来如金李纯甫、明李卓吾著书，每与孔、孟为难，当导源于此。”(《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子部一《<论衡>通津草堂本跋》)都看到了李贽与王充在精神上的相通之处。李贽之所以在《藏书》中收入王充的传记，殆即因精神上有所感应之所致欤?

总而言之，明代人对《论衡》的态度是兴趣较浓，而评价甚高的，它似乎是《论衡》评价的两个低谷(宋代与清代)之间的一个小小的浪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