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战略导向、研发伙伴多样性与创新绩效：机制与过程
通过对大量一手资料与二手资料的分析，以战略导向发生变化为转折点，我们将案例的发展历史划分为起步阶段和成长阶段。接下来，我们分别阐述三个案例在这两个阶段的战略导向、研发伙伴多样性以及创新绩效的情况及因果关系，通过跨案例分析，探索并总结企业战略导向影响创新绩效，研发伙伴多样性影响创新绩效以及战略导向影响研发伙伴多样性这三种关系。由于海正自成立到1996年主要以学习大厂为主，尚未开展主营业务，先声自成立到2000年只是一个销售代理商，因此我们从1997年开始分析海正，从2001年开始分析先声。
3.4.1 起步阶段
3.4.1.1 海正药业(1997—2005年)
20世纪80年代末，海正通过买入阿霉素生产技术成为国内第一家自主生产抗肿瘤原料药的企业。接着，海正继续在抗肿瘤领域不断拓展，通过委托研发以及联合研发等方式开发出一系列的抗肿瘤药。1996年，海正与上海农药研究所联合开发的“阿佛菌素”，成功填补中国抗寄生虫药空白，先后于1996年和1997年获“国家‘八五’科技攻关重大科技成果奖”和“化工部科技成果一等奖”(张化尧，李德扬，2012)。
在起步阶段，海正是一家生产特色原料药的企业，主要为非专利制药企业提供专利刚过期的原料药。海正在该阶段的核心药物为“辛伐他汀”和“通络生骨胶囊”。其中，海正于1994年与四川抗菌素工业研究所以及俄罗斯的一家研究机构联合研发辛伐他汀，由于发酵等环节的技术不过硬，无法实现规模化的生产。为了解决该问题，海正找到欧洲某公司寻求研发合作(张化尧，李德扬，2012)。辛伐他汀的技术来自国外(专利公司为美国默克)。在海正之前，国内已经有某制药企业已经成功仿制出了辛伐他汀，因此海正推出的不是首仿药，新颖水平不属于国际新和国内新，而是“企业新”。“通络生骨胶囊”的技术来自国内(由广州中医药大学负责研发)，该药开发出来后马上填补了国内空白，新颖水平属于“国内新”。由于海正的研发中心实力不强，并且以仿制药为主，重点放在增强生产能力，其在该阶段的研发投入为4.1%。此外，在本阶段，海正并未在新产品开发中使用、整合或者开发最新技术。综上，海正在该阶段实施了高市场导向，而技术导向较低。
受到高市场导向和低技术导向的影响，海正为了更好地满足用户对高质量和低成本药品的需求，决定把研发重点放在仿制药研发上。另外，由于海正还不具备开发原研药的实力，因此，其仿制药研发的重点是对国外进口的专利药进行仿制，破解其化学结构、制造工艺和药品活性等。仿制药是指与商品名药在剂量、安全性和效力、质量、作用以及适应证上相同的一种仿制品。由于必须对生产技术进行改进，对原有产品和工艺进行调整，而这些单靠企业自己是无法完成的，寻求合作是海正面临的唯一出路。同时，由于海正的两种核心药物在市场中大获成功，高校和研究机构纷纷找到海正寻求合作，拟通过多种形式与海正开展技术创新合作。另外，由于海正在该阶段的技术导向低，还是以仿制药为主，非常缺乏与国外知名企业合作的实力与平等对话的平台，因此，海正在该阶段的23个主要研发合作伙伴，基本上全都是国内的，其中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数量较多，除欧洲某公司外，具体包括中南大学、兰州大学、北京大学、云南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国药科大学、北京医科大学、四川农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复旦大学、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北京总参化学所、中科院微生物所、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四川抗菌素工业研究所、上海农药研究院、军事医学科学院、天津药物研究院。典型的合作证据是，1997年海正决定与欧洲某公司联合开发“辛伐他汀”药物，由欧洲公司负责解决“避专利工艺”技术，海正负责产业化。海正通过这次合作，不仅成功突破了“避专利工艺”技术，还组建了符合国际标准的生产车间，以确保顺利实现药物辛伐他汀的产业化。此外，与欧洲公司研发人员的技术交流使海正学习到大量“避专利工艺”的隐性知识(张化尧，李德扬，2012)。1998年，海正与广州中医药大学签订了“通络生骨胶囊”的技术转让协议，协议规定由广州中医药大学负责新药的研发，海正购买了其全新的中药提炼技术以及制剂技术进行生产，并获得了新药证书，2004年药品正式上市，这成为海正发展中药产业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在研发伙伴组织多样性方面，海正的23个研发伙伴中包括1个竞争对手、12所高校、10家研究机构。根据多样性的计算公式，本研究得出其研发伙伴组织多样性得分为0.548。在研发伙伴地理多样性方面，海正的23个研发伙伴中包括22个中国伙伴和1个欧洲伙伴，其研发伙伴地理多样性得分为0.084。组织多样性得分高于地理多样性得分。海正在该阶段通过与多样化的伙伴开展研发合作，提升了其生产能力和药物仿制水平。然而，海正的研发伙伴大多局限于国内，只有1个欧洲伙伴，这限制了海正获得有关多个国家的文化、市场规制与个性需求的知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创新绩效。在该阶段海正只推出1个国家二类创新药，共申请31项专利。
3.4.1.2 先声药业(2001—2006年)
先声药业以营销起家，2001年逐步拥有生产能力，实现了从“卖药”到“制药”的成功转型。先声在此阶段的核心药物为“必存(依达拉奉注射液)”“安奇”和“恩度”。其中，2000年初先声全面调研了中国脑血管病药物市场和全球抗脑卒中的药物研发进展，接着开始研发“必存”这个国家二类新药。2004年中国首家、全球第二家上市的“必存”，是全球范围内唯一明确作用机理和作用靶标的用于治疗脑梗死的氧自由基清除剂。“必存”的技术来自国外(专利公司为日本)，新颖水平属于“国内新”。至于“安奇”，2003年先声看中了抗感染药“安奇”的潜力，通过资本运作控股了其生产厂商(南京东元制药公司)，获得该药后对其进行了二次开发。该药的技术来自国内(南京东元)，新颖水平属于“企业新”。2006年，先声又成功收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抗肿瘤国家一类新药“恩度”，并将先声麦得津发展为先声最大的生物制药生产和研发基地，这拓展了其现有的研发领域。该药的技术来自国内(烟台麦得津)，新颖水平属于“国内新”。在该阶段，先声每年新药研发的投入都在5000万～8000万元，研发投入占先声总销售额的4%～5%(林克珊，2009)。综上，先声在该阶段实施了高市场导向，其技术导向较低。
受到高市场导向和低技术导向的影响，先声主要依托其药物研究院，从生产简单的仿制药开始迈出了药物创新的第一步。另外，在该阶段的后期，先声主要聚焦于更高利润的“首仿药”的研发。为了不故步自封，先声还利用以前积累的营销优势，了解更多的市场信息以及竞争对手的动态，从而更好满足用户需求。先声在该阶段主要与7个国内的伙伴合作开展一些研发项目，包括天津药物研究院、沈阳华泰药物研究所以及江苏汉合、海南海富、上海哈慈、南京东元、烟台麦得津四药制约公司。在研发伙伴组织多样性方面，先声的7个研发伙伴中包括5个竞争对手和2家研究机构，计算得出其研发伙伴组织多样性得分为0.408;在研发伙伴地理多样性方面，由于这7个伙伴均在国内，因而地理多样性得分为0。研发伙伴组织多样性得分高于地理多样性得分。然而，先声在该阶段以收购为主，并且其研发伙伴均局限在国内，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创新绩效。先声在本阶段收购了1个国家一类新药“恩度”，成功研发并上市1个国家二类新药“必存”，共申请49项专利，其中包括23项发明专利。
3.4.1.3 贝达药业(2003—2011年)
与海正、先声不同，贝达的新药研发采取的是高起点模式。由于贝达在起步阶段就拥有最新靶向抗癌药的前期研究，因而其在产品开发中依靠的是最新技术。贝达主要研究和开发具有知识产权的创新药，在该阶段高度聚焦于一两个创新药。2003年贝达在北京设立研发中心，研发的核心药物是“盐酸埃克替尼片(凯美纳)”。具体而言，2000年至2002年，BETA牵头进行了关于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的化学合成和筛选的前期研究，并形成专利技术“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2002年11月，杭州济和科技投资有限公司、BETA、丁列明博士三方同意BETA以该专利技术作为技术投入，合资创办贝达。起步时的研发条件非常艰苦，完全是依靠租用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的实验室开展研发活动，借用该研究所的仪器做试验并开展临床前研究。在杭州市余杭区政府的资助下，2005年贝达完成了盐酸埃克替尼的临床前研究，2006年进入一期临床试验;2007年开始启动临床试验，并开创性地在人身上做试验。利用人际关系网络，丁博士邀请擅长做临床研究和试验的谭博士回国加入贝达。接着，为了保证实验结果可靠，贝达选择在国内最好的医院协和医院做临床试验。2009年在北京启动Ⅲ期临床试验，由我国肿瘤内科泰斗、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孙燕院士领衔，全国27家知名肿瘤医院共同参与，直接以进口药“吉非替尼(易瑞沙)”作为对照药，观察经过化疗失败晚期肺癌病人的疗效和安全性。Ⅲ期临床试验首次开创了我国抗肿瘤药大规模临床试验用国外进口专利药进行对照的先河。历经重重困难，贝达终于在该阶段末推出了“盐酸埃克替尼(凯美纳)”这个国家1.1类新药，它是贝达自主成功研发的全球第三个、亚洲第一个小分子靶向抗癌药，该药的上市打破了我国抗肿瘤小分子靶向药物技术长期被跨国企业垄断的局面。“盐酸埃克替尼”的技术来自国外(美国)，该药主要包含两项核心技术，一是自主创新研发的化合物结构，二是晶体结构、药物组合和制备方法。该药的新颖水平均属于“国内新”，通过贝达的招股说明书可得，企业在该阶段的研发投入高达14%。综上，贝达在该阶段采取了高技术导向，其市场导向较低。
在本阶段贝达主要以“盐酸埃克替尼”的研发为主，基本上依托本公司的海归博士及研发团队进行自主研发，合作伙伴较少。部分新药研发方面与康博士、福建海西新药创制公司进行合作，并在进口新药注册、新产品推广等方面与美国安进公司开展了长期的技术合作。其中，贝达与康博士的研发合作是通过双方成立的合资公司(北京贝美拓公司)进行的。该合资公司是由贝达投资、康博士技术入股创建的，康博士贡献基础性技术和知识，因而我们将康博士视为合作伙伴中的“高校”。在研发伙伴组织多样性方面，贝达的这3个研发伙伴中包括2个竞争对手和1所高校，计算得到其研发伙伴组织多样性得分为0.440;在研发伙伴地理多样性方面，由于3个研发伙伴包含2个中国伙伴和1个美国伙伴，其研发伙伴地理多样性得分为0.440。研发伙伴组织多样性和地理多样性得分一样。受到高技术导向和研发伙伴多样性的影响，贝达在创新绩效方面表现得非常好，该阶段推出国家1.1类新药1个。研发中心成立9年来，在研项目包括6个国家一类新药、16个国家三类新药及仿制药，该阶段贝达已获得国内发明专利10项、国外发明专利7项。综上，第一阶段的跨案例对比如表3.5所示。
表3.5 跨案例对比表(阶段一)
3.4.2 成长阶段
3.4.2.1 海正药业(2006—2013年)
海正通过上阶段对“避专利工艺”的学习，其生产水平和仿制能力已经变得很强，但研发和创新能力还比较弱，因此成长阶段的重要任务是增强研发实力，由仿制药向创新药转型。海正在此阶段的核心药物为“氟伐他汀”“万古霉素”“老虎素(替加环素)”。其中，海正在辛伐他汀的避专利中解决了发酵问题，这使得“氟伐他汀”的制剂研发迅速获得成功。“氟伐他汀”的技术来自国外(专利公司为美国诺华)，海正是避专利成功后首家上市的仿制药企业，新颖水平属于“国内新”。2008年下半年氟伐他汀在欧洲多个国家的专利到期，氟伐他汀的出口实现了海外规范市场垂直一体化的经营目标，完成了向下游仿制药制剂业务的升级(张化尧，李德扬，2012)。“万古霉素”的技术来自国外(美国雅莱)，该药的新颖水平属于“企业新”。海正自主研发的“老虎素”(替加环素)获得了国家药监局新药证书和生产批准文号，成为我国首家获得该批文的新药。该药的技术来自国外(美国辉瑞公司，原惠氏公司)，该药的新颖水平属于“国内新”。随着海正对研发的重视加强，以及由原料药向新型制剂药转型的决心，2013年海正研发支出高达4.8亿元。通过年报数据得出，海正在该阶段的研发投入为5.21%。综上，海正在该阶段继续实施了高市场导向，同时技术导向也由低变为高。
受到高市场导向与高技术导向的影响，与起步阶段相比，海正的研发伙伴多样性水平在这一阶段发生了变化。海正的研发伙伴明显由国内拓展到国外，这使其能接触到国际一流的医药技术与相关药物知识。公司与国内高水平的药物研究院所以及高校保持着密切且良好的合作关系，并出资在浙江大学等国内多所大学设立了专业化实验室，与美国以及巴西等多个国外科研院所开展合作活动，并与国外大型制药企业通过委托开发、项目引进以及联合研发等模式进行合作。海正在该阶段主要的研发伙伴增加到38个，包括美国雅莱(美国)、先灵葆雅(美国)、西班牙菲玛(欧洲)、意大利某公司(欧洲)、美国礼来(美国)、德国某公司(欧洲)、奥斯汀(美国)、浙江大学、浙江工业大学、中国药科大学、北京医科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南大学、云南大学、第二军医大学、北京大学、兰州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复旦大学、东北农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四川农业大学、横滨大学(日本)、东京大学(日本)、圣保罗大学(南美洲—其他)、哈佛大学(美国)、普渡大学(美国)、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北京总参化学所、中科院微生物所、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四川抗菌素工业研究所、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军事医学科学院、上海农药研究院、天津药物研究院。典型的合作证据是，海正通过技术转让获得礼来公司的专利技术，生产卷曲霉素。这代表海正正式成为礼来全球慈善项目的合作伙伴。2006年海正开始与美国雅来合作生产万古霉素，具体的分工安排为：海正为雅来新的生产线提供生产设施和技术;雅来专门专注于万古霉素的生产及销售，并为海正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撑。依托与雅来的合作，海正的技术人员通过“干中学”的方式，逐渐掌握了生产以及研发万古霉素药物中所涉及的复杂工艺和相关知识，研发实力与创新绩效得到了大幅提升(蔡宁，潘松挺，2008)。2012年，海正与全球最大的研发型制药公司辉瑞合资组建海正辉瑞制药有限公司，该合资公司旨在为中国和全球市场开发、生产和推广包括品牌仿制药在内的专利到期药物。在研发伙伴组织多样性方面，海正的38个研发伙伴包含7个竞争对手、20所高校、11家研究机构，其组织多样性得分为0.606;在研发伙伴地理多样性方面，38个研发伙伴中涵盖26个中国伙伴、6个美国伙伴、3个欧洲伙伴、2个日本伙伴、1个南美洲的伙伴(归到其他)，地理多样性得分为0.501。与上一阶段相比，海正的研发伙伴地理多样性得分显著提高。在研发伙伴组织多样性得分保持较高水平的同时，研发伙伴地理多样性得分的显著提升使海正开拓了国际视野，接触并习得更多国际上领先的技术工艺、新药研发知识等，从而为创新绩效进一步提升做出贡献。具体而言，截至该阶段末，海正在研一类新药8个，其中1.1类新药海泽麦布(HS-25)已完成国内和美国I期临床并被美国批准进入Ⅱ期临床;申报了1.1类创新药AD35临床，1.1类新药人参皂苷C-K批准I期临床;另有4个创新药提交临床申请，1.1类新药光敏剂(HPPH)也将进入临床试验。海正该阶段共申请专利118项。
3.4.2.2 先声药业(2007—2013年)(https://www.daowen.com)
由于医药制造企业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即医药制造企业开展药物研发活动时具有投入高、风险高与周期长的特征，加上中国医药制造企业的新药研发水平与技术工艺水平都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差距非常大，因此，与国外发达国家的制药企业建立短期项目制合作或长久的合作关系，将成为国内本土制药企业实现自身突破的重要途径。例如，通过技术合作或技术引进的方式将新药项目引入国内企业，或者学习国外高效率的药物研发流程以及药物研发链上各个环节的技术工艺。先声在该阶段是开放式创新的积极实践者，其研发伙伴组织多样性和地理多样性水平都比较高。
上一阶段的新药为先声带来了高额的创新收益与“甜头”，也激励了其在该阶段试图成为市场领先者。先声在2007年上市后，致力于创新药研发并且前瞻性地将合作对象锁定为国外跨国公司。先声在此阶段的核心药物为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艾拉莫德”药物、抗癌药物“AL6802”和“捷佰舒”。其中，“艾拉莫德”的首仿药品种最初是由日本研发的，但日本企业并未在中国申请专利，先声便决定突破这一国家1.1类新药的技术工艺，并最终于2011年成功获得了该药的新药证书。该药的技术来自国外(日本)，新颖水平属于“国际新”。而“抗癌药物AL6802”，先声在2007年与美国Advenchen实验室签订联合研发该药的合同，约定先声享有该药专利在中国的全部权利，该项目于2010年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临床前注册申请受理号。该药的技术来自国外(美国)，新颖水平属于“国际新”。至于“捷佰舒”，先声为了进一步扩充抗肿瘤产品线，于2007年购入国家二类抗癌新药捷佰舒，当时该药在国内的市场份额超过80%。“捷佰舒”的技术来自国内，新颖水平属于“国内新”。2007年上市后，先声的研发投入连续数年占销售额的6%以上，其中2009年研发投入达1.33亿元，占销售额的7.24%(崔昕，2012)。与此同时，为了抢占研发与技术人才高地，先声还从海外引进了一批具有海外留学背景与跨国医药企业研发经验的高端人才，进一步增强了其研发团队的实力：
创新的关键在于领军人物，海外人才的加入有力地推动了企业的国际合作，使我们与国际公司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平台。(药物研究院院长助理)
政府的重大专项课题也为先声的创新药研发、创新药孵化、国内外合作等提供了有力支撑，先声在这一阶段承担了多项国家级重大专项课题，如表3.6所示。综上，先声在该阶段实施了高市场导向和高技术导向。
表3.6 先声在快速发展阶段承担的重大专项课题一览表
受到高市场导向与高技术导向联合作用的影响，先声开始通过专利许可、共享权益、成立合资公司等方式引入国际合作项目，积极探索多种国际合作模式，提升国际化研发能力。先声在该阶段的研发伙伴数量迅猛增加，主要有21个研发合作伙伴，具体包括上海赛金、江苏恒瑞、泰格、安捷伦、润新、GSK(英国)、Advenchen实验室(美国)、Epitomics(美国)、百时美施贵宝公司(美国)、OSI(美国)、默克(欧洲)、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中国药科大学、东南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医科大学、天津药物研究院、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典型的合作如“艾拉莫德”这个首仿药品种，先声的员工在查询该药在中国的申报情况时发现，天津药物研究院已经按照1.1类新药的标准申报审评，由于看中该首仿药的巨大潜力，先声便与天津药物研究院签订了技术转让协议，联合开发该药(该药最初进入先声的视野是在2004年，但主要是在本阶段开展合作的)(魏江，张妍，龚丽敏，2014)。
我们研发新药的水平还不高的时候，就找国外知名跨国公司的专利漏洞，艾拉莫德这个药相当于日本把前期工作完成了，但是他们不重视中国市场，并未在中国申请专利，于是我们就抓住时机，设计出了更合理的临床设计方案，因此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成本。(药物研究院院长助理)
由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技术知识积累远远高于我国，因此国内本土医药制造企业从国外中小科技公司引进早期的创新药项目和技术，或者与国外跨国公司联合开发新药是获得外部知识的另一种途径。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可以大大缩短药物研发周期，降低研发风险。先声在这一阶段的研发合作伙伴也由国内拓展到了国外，由最开始与国外中小型科技公司开展合作，在积累一定的合作经验之后，逐渐转为与国外著名跨国公司合作，包括与美国Epitomics公司和百时美施贵宝公司联合开发新药。在国际合作数量激增的驱动下，先声于2010年成立国际合作部专门负责国际化研发合作，2011年成立美国分公司负责市场推广和创新药前沿知识的涉猎。先声在该阶段的研发伙伴多样性发生了变化。研发伙伴组织多样性方面，先声的21个研发合作伙伴包含11个竞争对手、6所高校、4家研究机构，其组织多样性得分为0.608;研发伙伴地理多样性方面，21个研发伙伴包括14个中国伙伴、5个美国伙伴，2个欧洲伙伴，其地理多样性得分为0.490。多样化的研发伙伴为先声带来了大量新技术与新工艺，例如“恩度”的引进弥补了先声在生物制剂领域的空白。此外，大量有关创新药物研发的一般知识及前沿知识也流入研发网络，网络资源变得非常丰富。高校和科研机构是产生科学知识的重要场所，国内的制药企业通过与高校和科研机构合作，能够促进领先的科学知识的产生以及激发其相应的市场价值，从而弥补企业自身在科学知识储备方面的欠缺。受到研发伙伴多样性提升的影响，先声在该阶段的创新绩效达到顶峰。具体表现为，先声在该阶段末成功上市国家1.1类新药“艾拉莫德”，成功购入1个国家二类抗癌新药“捷佰舒”，此外还有11个在研国家一类新药。根据中国知识产权网上的数据，先声在该阶段申请专利的数量为170项。
3.4.2.3 贝达药业(2011—2013年)
在国家1.1类新药盐酸埃克替尼(凯美纳)成功上市后，贝达开始专注于该药品的销售，同时也加快其他在研创新药项目的研发步伐。该阶段贝达采取的是高市场导向与高技术导向相结合的战略。以前贝达规模小，各方面实力也很薄弱，没有企业和研究机构等组织愿意和它合作。然而，当“凯美纳”成功上市之后，标杆的力量吸引更多拥有新药项目的组织主动与贝达合作，包括国际跨国公司。例如，贝达与全球生物技术行业先锋美国安进公司成立的合资公司于2013年9月正式运营，双方致力于推动创新型生物医药研发和市场化。此外，为了更快速地推进在研新药项目的开发进程(上阶段共有6个国家一类新药、16个国家三类新药及仿制药)，贝达与其他研发伙伴建立合作并联合研发新药就变得刻不容缓。具体而言，通过8年的新药研发历程，贝达掌握了新药研发全产业链各环节的技术工艺，并积累了丰富经验。因而，贝达在该阶段继续采用“从国外引进新项目到中国进行孵化，再将孵化完成的项目通过某种方式推向国际市场，进行直接销售或进行成果转化”的研发方式。贝达在这一阶段的主要研发伙伴有6个，具体为北京协和建昊、吴教授、福建海西、HU博士、康博士、安进(美国)。其中，吴教授、HU博士和康博士贡献的是基础性知识和前沿理论，我们将其纳入“高校”伙伴。研发伙伴组织多样性方面，贝达的6个研发伙伴中包括3个竞争对手和3所高校，根据公式可得组织多样性得分为0.500;研发伙伴地理多样性方面，这6个研发伙伴中有5个在中国，1个在美国，地理多样性得分为0.280。
我们完全靠自己把具有知识产权的药物从药物发现、临床前研究、IND，一直到销售的整个研发链条都做得很好，这些都是无形资产，我们积累了大量丰富的经验，中国目前能做到这些的制药企业没有几家。因此，现在有很多跨国公司都主动联系我们，有合作意向。(贝达公司副总裁兼研发中心主任)
其中，医药制造企业完整的新药研发链条如图3.2所示。
图3.2 完整的新药研发链条
贝达与多个国家的伙伴开展研发合作，尤其是美国和欧洲都是新药研发水平非常领先的国家。我们预测，贝达基于已经掌握的知识以及新药物研发方面的积累，能够高效地整合国外资源与自身资源，获得国际一流的药物开发工艺和隐性知识，最终提升其创新绩效。根据中国知识产权网相关信息和贝达的招股说明书，贝达在该阶段只申请了1项专利，另有100余项正在申请中。综上，第二阶段的跨案例对比如表3.7所示。
表3.7 跨案例对比表(阶段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