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问题的根本——关于科学、技术和人类福祉的基础性大叙事——长期以来被冠以“进步”（Progress）之名。它来自这个基本的故事，其他更特殊的关于技术项目总体意义的叙事也在继续。这里有一个哲学问题：“事物正在变得更好吗？”另一种提问方式则是：“地球上人类的生活条件将得到改善吗？”对此，进步叙事给出了一个看似合理的答案。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中，“进步”的大叙事提供了一种具有实践价值、甚至是形而上学意义上乐观主义的立场。在西方社会以及其他地方，进步的观念代替了长期存在的、较少依赖于新知识和新工具的传统观点。事实上，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习惯于以怀疑的态度看待、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回避技术上的新事物。

然而，自从16世纪以来，对技术变迁的这种长期存在的怀疑态度逐渐被一种热烈的情绪所替代。在欧洲和美国，产生了一种不断增长的愿望：通过每个人的工作，去寻求知识的发展和技术手段的改进。除力量与繁荣之外，这种新发展还催生了特殊的社会集团。现在，这一发现和创造的过程被普遍地称颂为一种普适利益的源泉。科学和实用工艺（practical arts）的代言人承诺：新的机器和技能将极大地推动生产、减轻劳动负担、解决无数棘手问题、增进社会的整体财富、改进任何地域任何人的生活条件。(https://www.daowen.com)

例如，勒内·笛卡尔（Rene Descartes）对新的科学方法大加赞扬，因为它能够使得人类成为“自然的主人和拥有者”，同时带来了“无限多工具的发明，使得我们能够享受到农业的成果，无须劳动即可获得大地上的财富……”出于这样的原因，在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乐观主义获得了形而上学的有效性。在《人类精神发展史》中，法国哲学家孔多塞侯爵（Marquisde Condorcet）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通过科学与艺术中的新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保障个人福利和总体繁荣的手段，人类种族是否注定要提升自身……？”他自己回答道：“在过去的经验中，通过对进步的观察，我们将发现，科学与文明已经走得如此之远……最强烈的动机是相信，自然并没有为我们的希望设置界限。”现在被界定为“进步”“产业主义”（industrialism）和“现代性”的诸如此类的信念，废弃了以前时代人们心目中普遍存在的谨慎、节俭、持保留态度（preservation）的习惯。随着这种观念的传播，欧洲、北美洲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许多人都准备欢迎任何雄心勃勃的技术计划，而不去考虑与此相关的诸多社会和环境后果。追问一种特殊的技术类型是否应当被接受或拒绝，似乎是对快速发展的西方文明伟大历程的背叛。在现代史中，由于进步被赋予了作为发展之伟大原则的地位，因此，对于此类改进，很少有人感觉到有提出特殊标准的需要。以下信念快速传播开来：西方文明的科学与技术推动力，使得在世界其他地方所使用的所有类型的社会组织和文化表达都成为应被淘汰的对象。作为西方模式优越性的证明，倡导者们只需提及工厂、机械化运输、电力通讯以及诸如此类的力量即可。

现代主义带来了最普遍的确信，即人类福祉依赖于持续不断的技术进步。因此，这种理念的胜利是彻底而完全的，对此的讨论变得非常显著地一边倒——仅仅强调对于更美好的未来时代的展望。好的部分被大力赞扬，但对任何不好部分的报道则被认为是“悲观主义”，几乎总是被忽略或者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