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这样一种基本的故事架构中，“进步”的大叙事一直具有普遍性。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改善，最终将惠及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十年，出现了一种对这一主题的重要重述。在战后经济增长、去殖民化以及联合国创建过程中凸显出来的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时期，进步叙事的一个新版本产生了，可被称作“繁荣福音”（The Gospel of Prosperity）。“繁荣福音”这种思想方式强烈地回应了20世纪后半叶对技术发展和社会变迁的期待。繁荣福音带来了好消息——通过科学知识、技术以及北方工业社会建制向世界其他地方的迁移，世界范围的经济扩张开始了。

此类景象可以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论“现代化”和“发展”的著作中看到。一个经典陈述是经济学家约翰·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总统的顾问沃尔特·惠特曼·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所著《增长阶段》（Stages of Growth）。此书的基本论证是：所有社会都是为了持续的经济增长目标，在整合技术与制度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特殊步骤实现运行。在某一特定的点上，这些进步不可避免地达到“起飞点”（the take off point）。此时，社会快速发展，在物质繁荣和政治稳定方面达到类似欧洲和北美洲国家的标准。对于战后世界出现的一个顽固问题：不平等——世界民众中富人与穷人之间显著的、急速扩大的鸿沟——此类著述给出了闪烁其词的答案。由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已经引起了对社会不公的关注，同时正在提出一整套替代解决办法，因此，美国和欧洲“自由世界”的国家意识到，迫切需要对此问题进行一种总体性的修补。对苏联的挑战，繁荣福音通过一种特殊战略作出了回应：通过来自富国的技术转移，对普遍性的经济增长提供支撑。在此过程中，繁荣必然会在“自由市场”系统中“扩散”（trickle down）到穷国。有两种形象化表达模式通常被用来解释这一承诺。一个隐喻是经济生产和消费不断扩大的“馅饼”图像。第二个经常被使用的图像是：不断增长的信息浪潮使得“水涨船高”。这里隐藏着一种信念：在国家以及国家的共同体之间，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物质繁荣将带来各方面的改善，由此，穷人和中产阶级也将感到满意并获得安抚。如果我的馅饼份额比你的大，你无需抱怨，因为你的馅饼正在明显地变大；如果我的船是游艇，而你的是小划艇，你也无需抱怨，因为你至少还有一艘船可供航行。这样，尽管巨大的经济不平等仍然存在，但每个人都会感到很快乐。

我认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几十年中隐藏在“现代化”“发展”以及更晚些时候出现的“全球化”概念之下的核心信念。不幸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探寻“做大馅饼”和“水涨船高”的战略中，大量严重的问题出现了。困窘的一个来源是这样的证据：几十年来，大多数人口当中的贫困水平和不平等程度并没有降低，至少没有降低到一种有意义的程度。近来，世界银行再次发布了长期以来非常清楚的事实报告：在世界范围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同时，世界人口的半数仍然靠每天2.5美元或更低的标准生活。在这个星球的某些地方，当整个社会和地区进入衰退而不是财富扩张的时候，繁荣福音完全失败了。到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人们普遍认识到，沿着罗斯托美好的起飞点的道路，某些社会陷入了停顿，有些则变成了“失败的国家”（failed states）。同样，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繁荣福音中长期酝酿的另一个严重问题以令人震惊的显著程度出现了。这个问题就是，农业和工业生产的现代形式在环境方面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在将这一问题明确摆上台面的过程中，通过指出重新书写过的“进步”大叙事中的致命缺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The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发挥了重要作用。(https://www.daowen.com)

随着1972年斯德哥尔摩宣言的发布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创立，发展问题得到了重新理解，从贫困与不平等的关系直到诸多环境弊病问题被纳入了考虑范围。《布伦特兰报告》（Brundtland Report）是一个关键声明——1987年《我们共同的未来》（Our Common Future）为世界领袖及公民团体于1992年里约高峰会议（Rio Summit）上雄心勃勃的聚首作出了铺垫。“在地球上的许多地区，我们发现不断增长的人为损害的证据：水、空气、土壤以及生物污染的危险程度；显著的、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对于生物圈生态平衡的破坏；不可替代资源的破坏和消耗；总体上的匮乏以及对人在身体、精神、社会生活方面的损害……”。《布伦特兰报告》的一个基本理念是，发展的定义需要一种质变。被选择用来描述的词是“可持续的”。“现在需要的是一个经济增长的新阶段——增长是强劲的，同时需要在社会和环境方面是可持续的。”报告接着提出了关于能源、农业、工业、城市规划等方面一系列的、范围广泛的倡议，指出应当达到一种在质的方面有所不同的“可持续发展”。十年后，在约翰内斯堡，又一次联合国峰会试图对里约峰会在所订立目标的进展方面作出评价。此次峰会达成了普遍的一致，即当达成某些进步的同时，同样有相当程度上倒退的证据。国际乐施会（Oxfam International），一家因致力于消除贫困和社会不公而广受尊敬的国际组织，对约翰内斯堡峰会的结果进行了评价，惋惜地认为：这次峰会是“一次贪婪和自利的胜利，对于穷人和环境而言是一场悲剧”。

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人们已经意识到重要的两点。这种意识使得似乎过于自满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orld Commissi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甚至感到了紧迫性。首先，石油峰值（peak oil）和与之相伴、螺旋上升的石油价格所凸显的能源危机得到了重新认识；其次，主要由现代工业社会碳的排放所引起的全球气候变化的证据在快速积累。石油峰值和气候变化这两大灾难合在一起，提出了在当前“发展”究竟可能意味着什么的问题。在此，我的目的并不是澄清这些危机的诸方面或特殊涵义。石油峰值、全球变暖以及迫在眉睫的气候崩溃（climate crash）现在已经被广泛地认识到了。全球不平等、贫困、其他各种各样的环境破坏——污染、栖息地破坏（habitat destruction）、生态系统的崩溃，诸如此类——的持续不断的证据，以及石油峰值和气候崩溃所表征的情况，为体现在进步大叙事及其20世纪后半期修改版本中的乐观情绪投上了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