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的生活映像和辩证态度
理性是科学思维的基本特征，是人们在不断地克服非理性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古代的自然哲学包含着朴素的理性精神，是在对自然界的直观认识基础上形成的感性知识，这是自立意识和自主精神的凸显，是尝试对身外之物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把握的探索。这种理性精神和规范思维标志着人类从盲目崇拜和迷茫混沌中走出来，开始确立起理解自然界构成和发展规律的信念，许多人不再以神话、传说或上帝来诠释自然现象，而是希望接近自然和倾听自然的述说，把握自然的奥秘和规律。尽管宗教哲学带有很多非理性色彩，却不能完全排斥科学精神的发展，它对神学的自信中掺杂着对现实社会的信心，甚至在宗教的改革与完善中也推崇和发扬理性的内容。文艺复兴后期，那些智者为行将到来的科技革命准备了方法论和理性工具，其后，“科学理性”和“理性科学”成为科学精神的必要素养。以理性精神为基础的科学态度，承认自然界可知性，把它作为理解事物的前提，承认自然界的变化性，把它看成理解有限与无限的基础。以系统方法体现科学理性，不论是归纳还是演绎，不论是分析还是综合，不论是唯名论还是唯实论，也不论是二分法还是辩证法，都是人们在科学研究中提出和总结的方法，其中也有自信精神的体现。一定意义上说科学就是规范，其中的定理、公理、公式、法则、原理等就是基本规范的表现，它在学科知识上要求人们用科学的规范来理解，在外部行为上要求人们遵守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
科技在社会中的作用是通过一系列的渗透实现的，它可以渗透到社会主体中，转化为主体的生产能力和运作能力。科技力量在社会中的渗透作用是通过传递、转化、创新实现的。“我们一直面对着两种技术所赋予的力量，它们使负面的具体普遍性实际上成为可能。任何一种技术所带来的自作孽的人类灭绝的力量，已经使技术的放大效应成了全球性的力量。”技术对生活世界的影响，表现在其对生活样法的重构、对生活意义的重释以及对生活目标的重置等方面。对生活意义的重构是指构建形式、构建方法的变化，在科学技术带来的巨大可能性面前，个人的价值和生活方式都发生很大变化，在旋转多变的社会中，许多“漂泊的心灵”在追问“我是谁”“我的价值在哪里”“我的价值如何表现”，观念的碎片化造成思想凌乱，迫切要求人们把散乱的结构有机地结合起来，现代技术就责无旁贷地成了散乱元素的黏合剂。生活中，观念的冲突和碰撞都被掺入技术因素。在这些变化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情况下，社会的价值认同和文化认同也是人们密切关注的问题，尽管政府可以动用国家机器实现生活上的高度一致，却难以在思想和价值观上达到高度一致，它还需要通过现代技术回答人们提出的现实问题。对生活样法的重释也就是对人生意义的回答。技术环境中，理性行为和非理性行为都在增多，尤其是那些非理性行为被冠以科学之名时，危害更大。一种技术形态意味着一种生活模式。“我们不是通过和确定工具的属性发现它的不合用，而是靠我们使用它的交往寻视。”被改变的“生活样法”要求人们努力适应加快了的节奏、加快了的频度和加快了的生活，生活的简约取向成为常态，流行文化、大众文化、广告文化等，都在技术的推动下迅速变脸。对生活目标的重置，源于以前目标和设想解题，充满乌托邦色彩的设想让位于更现实的构想，形成新的价值空间和发展目标。但是，一些人从技术的两面性出发，预见了技术“恶托邦”带来的结果。科学技术在生活中的工具化，在掩盖了生活世界旧的维度的同时也提供了新的视角，一端是知觉与实践的具体和深化，一端是掏空了知觉与实践的空灵世界，二者在技术语境中构成一种悖论。这样的情境中，对生活的修正有两条途径：一种是对原有标准或程式的修正；一种是对现有情景的重新定位，最终的事项被归结到价值选择及其实现方式上。“事实是负载理论的；理论是负载价值的；价值是负载故事的。”在虚无主义阴影里兜圈子是不行的，问题的发展和解决还要在现实中寻找。
技术的意识形态化是生活世界的重要事实。在国家层面上，统治阶级通过技术来贯彻官方意识形态，已经是各国公认的有效手段。在这里，国家战略、公共政策、价值选择、法律法规、治国理念等，都会借助现代技术来贯彻和传播。在生活中，技术也是传播思想、知识的重要载体，学校教育、公民活动、大众文化等，都借助科技扩大其效应。“从它被发明那年起，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无数人靠到处展示这种发明谋生。无论男女老少、社会地位如何，人们怀着惊讶、诧异的心情，观看这个自然的奇迹。”如果仔细审视，不难发现，不仅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离不开科技，就连日常生活也和科技紧密连接起来，它在不经意之间表达着官方的价值取向。在国际层面上，意识形态较量也经常依靠科技来实现，借助科技不仅可以获得有关机密信息，也可以有效进行思想渗透、价值渗透以及宗教渗透。这种情况下，技术成了文化入侵的载体，而技术领域就是进行文化传播的前沿阵地。在日常交往中，一些国家借助高科技将自己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传播到其他国家，在潜移默化中实现意识形态演变。当今世界中，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没有停顿过。一些西方国家在技术方面无所不用其极，以各种技术手段展开文化攻势，其目的是为政治目标服务。技术的意识形态化和意识形态的技术化受到各国政府和学者广泛关注。19世纪末，在社会制度出现危机时，反知识主义也甚嚣尘上，技术、哲学和意识形态开始被一些研究者作为整体性问题来分析。“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哲学家们和形而上学理论家们自己首先铺平了道路，使人们有可能替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在神人般的领袖指导下采取残暴手段的思想——辩护。”处在文明和愚昧共生的时代，技术因素和江湖骗术都可能侵入思想领域，其中的神秘主义和抛弃理性的倾向经常成为政治动荡的因素。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都会在意识形态的发展中打下印记，其结果又会反过来加强上述方面的能力，其中也会包含着意识形态方面的积弊和偏见，由此造成的负面结果也是明显的。“有些人的确一片好意，诚心诚意地要帮助人类利用自然资源，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即使是他们的这种和平性质的活动也有其坏的一面。”现代社会中，要想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充分发挥科学的社会功能，就要正确处理它和当代意识形态的关系。
科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面对各种矛盾或悖论，它必须解决好自身诸多问题。如要解决好把神秘的科学转化为世俗的科学问题。科学的枯燥形式和一本正经叙事方式，使不少外行人不愿接受或抱有排斥心理，而科学工作者的专业语言也给科技增添神秘色彩，这给科学知识的普及化和通俗化带来很大困难。如何使科学的内外界融为一体，如何把科技的推广与历史、传统、文学等结合起来，如何将科学描绘的世界面貌清晰完整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是科技文化普及中要解决的现实问题。社会发展的一方面是由人的自觉创造实现的，一方面是各要素之间的协同作用实现的，人们要认识和改造世界，就要认识世界的有序性和新奇性。“人们必将认识到科学是社会变革的主要因素。经济和工业制度使得、或者说应该使得文明保持下去。技术不断改进的过程使得生活的范围和便利不断扩大。科学理应使技术本身不断发生不可预料的根本变革。这些变革是否适应人类需要和社会需要，可以说明科学适应于其社会功能的程度。”就未来发展看，人们能在科学中学会自觉服从共同的目标，又不丧失他们的个性；人们的工作离不开前人的积累和同事的协作，而且会对后人的工作给予启示；人们在自愿合作中确定自己的位置，用自为精神的滋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自然科学的发展彰显了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使人们对社会科学和哲学体系的构建有了现实可能性。形而上学的片面观点难以适应现代科技发展的需要，也无法有效解释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在唯物辩证方法提出之前，那些旧哲学难以胜任指导自然科学的全部任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关系没有得到合理地展现和确证，以至于认识上不是相互促进而是纷乱不堪的，不是有机联系而是任意割裂的。“我们很难拿到一本理论自然科学书籍而不得到这样一个印象：自然科学家自己感觉到，这种纷扰和混乱如何厉害地统治着他们，现在流行的所谓哲学如何绝对不能给他们以出路。除了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从形而上学的思维复归到辩证的思维，在这里没有其他任何出路，没有达到思想清晰的任何可能。”要从形而上学回归到辩证法，就需要运用自然科学揭示事物的真相，揭示客观事物之间的联系，使人们认识到事物对立面的转化，认识到变化的永恒性与相对性，认识到否定之否定的进化道路。科学的发展中，过去看似不相干的事物，看似水火不相容的东西，看似没有必然联系的内容，随着认识的深化被确立了不同形式的关联。或许在16世纪以前人们没有认识到蒸汽机的出现以及它所带来的新气象，或许在17世纪以前人们也没有充分意识到对雷电的认识能够开辟一个新时代。(https://www.daowen.com)
“正是那些过去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和不能化解的两极对立，正是那些强制规定的分界线和纲的区别，使现代的理论自然科学带上狭隘的形而上学的性质。这些对立和区别，虽然存在于自然界中，可是只具有相对意义，相反，它们那些想象的固定性和绝对意义，只不过是由我们的反思带进自然界的——这种认识构成辩证自然观的核心。”唯物辩证法是推进科学思维和辩证发展的方法论基础。它提供了认识事物的重要工具，所谓归纳与演绎、抽象与具体、分析与综合、形式与内容，都是辩证思维的体现。“辩证法恰好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辩证法才为自然界中出现的发展过程，为各种普遍的联系，为一个研究领域向另一个研究领域过渡提供类比，从而提供说明方法。”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显示出一种自证和自明的力量，自然科学的发展能够揭示事物发展的辩证唯物性质，辩证法则把这种辩证唯物性质系统地表达出来。即使那些不是系统研究辩证法的科学家，他们能够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取得成就，与辩证态度是分不开的。信仰神学的科学家可以运用辩证方法，唯心主义者也可能在自己的行为中运用辩证法，甚至诡辩论者也把自己的表达说成是辩证法，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不是唯物主义的。“由于学会辩证地思维的自然科学家到现在还屈指可数，所以，现在理论自然科学中普遍存在的并使教师和学生、作者和读者同样感到绝望的那种无限混乱的状态，完全可以从已经发现的成果和传统的思维方式之间的这个冲突中得到说明。”
唯物辩证法有助于科学地描述宇宙真相和人类发展规律，有助于认识事物“产生和消失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只有当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本身接受了辩证法的时候，一切哲学的废物——除了纯粹的关于思维的理论以外——才会成为多余的东西，在实证科学中消失掉。”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在辩证分析中的作用在于逐步剔出其中的“废物”以便净化其理论内容。正因为如此，列宁说：“用唯物辩证法从根本上来改造全部政治经济学，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工人阶级的政策和策略——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注意的事情，这就是他们做了最重要最新颖的贡献的地方，这就是他们在革命思想史上英明地迈进的一步。”唯物辩证法在工人阶级政策和策略中的指导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政党的策略、原则、任务、目标的确定，关于对革命形势和革命策略的制定，关于资本主义新变化、新形势的判断，都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做出的分析和判断，关于未来社会及特征的认识，关于“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结论，都是以科技引起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化为基础做出的判断。
案例评析
科学技术是当代社会发展中的最直接的推动力，这种力量影响着文化自信的一般形式和特质内容。早期的三次社会大分工既是人们改变生存状况和生活质量的愿望表达，又是文化模式的再塑过程。在其发展过程中，它不仅使地域性的文化联成一体，也在制度层面、器物层面影响着人们的社会信念。“一个生产部门，例如铁、煤、机器的生产或建筑业等等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发展部分地又可以和精神生产领域内的进步，特别是和自然科学及其应用方面的进步联系在一起……”在人类精神世界和意识形态领域，科学技术所秉承的理性、宽容、规范、批判、创新、效率、协作等精神，构成社会的重要品格。
科学技术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行为方式，它对人文品格及生活自信的塑造，对公平意识和自由精神的推动，对创新要求和发展信心的确立，构成现实活动和诗意生存的基础，其中所寄托的精神内涵是人们追求理性和创新发展的愿望。科学的人文品格包含着对社会发展的自信和责任，包含着唯物观点和辩证态度，但其负面效应也是明显存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