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履行发展职业教育职责的现实意义
进入21世纪，我国政府为履行“亲民”的执政思想，把职业教育放在了重要的位置。政府通过逐步改变对职业教育的投资方式，强化各级政府的责任，加大对职业教育弱势群体的帮助和支持。随着近年来国家对民生的重视，职业教育在改善民生中的意义逐渐凸显出来，地方政府履行发展职业教育职责的功能与作用日益彰显，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地方政府发展职业教育可以阻断贫困代际转移，提高劳动者的素质
贫困群体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其子代往往也很难摆脱贫困，这就造成了贫困的“马太效应”。有学者指出，贫困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较低，其代际收入弹性为非贫困群体的1.6倍，父代贫困引致子代贫困的概率达60%，而人力资本有助于促进代际收入流动且具有较高的贡献度[16]，而教育是形成人力资本最重要的途径。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代际流动机制，有助于促进弱势群体的子女实现经济社会地位的跃升，具有较强的促进代际流动的功能。[17]
美国学者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提出的贫困文化理论认为，贫困文化是贫困群体在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的行为反应，并且内化为一种习惯和文化观念，主要表现为对自然的屈从感、对主流社会价值体系的怀疑等。[18]人们习惯于贫困地区的生活和环境，形成了一种安于现状、无所追求的生活态度，进而内化为一种观念上的定势和行为上的习惯，贫困文化又反过来支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形成了“经济贫困—贫困文化—经济贫困”的恶性循环。从意识形态上转变贫困人口的文化观念需要通过教育让劳动者获得必备的知识和技能，培养他们成为治理贫困的行为主体。美国学者舒尔茨认为，贫困地区落后的根源不在于物质资源的匮乏，而是人力资本的缺乏；教育对形成人力资本、转换经济结构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19]治理贫困的关键是要有高素质的劳动者，职业教育可以彰显其特有的功能。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而言，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的进步离不开劳动力、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发展职业教育的最终结果是提高生产力，其作用机制就是教育作用于生产力。通过职业教育对劳动力施加直接影响，可以提升劳动力的综合素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劳动力是能够满足一定社会生产需求的劳动者，这就要求劳动者必须具备必要的知识和技能，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职业教育可以使劳动者具备改善劳动条件的基本素质。欠发达地区其实并不缺乏生产资料，缺少的是能充分发掘、利用生产资料的高素质劳动力，通过职业教育可以实现劳动力综合素质的提升，进而实现对地方生产条件的改造，提高欠发达地区的生产力水平。
(二)地方政府发展职业教育可以避免“挤出效应”，改善就业(https://www.daowen.com)
以往地方政府最常用的扶贫方式是“救济式扶贫”，主要是向贫困地区输入大量资本，贫困地区的人口成为扶贫的被动接受者，事实证明这是一种短期的、不可持续的扶贫方式，这种方式能够快速解决贫困人口当前的生计问题，却养成了贫困人群严重的依赖思想。这种“救济式扶贫”不仅会产生“思想”上的“挤出效应”，而且还会对劳动力市场产生“真实”的“挤出效应”，减少劳动力的供给，对社会生产造成不利的影响。
地方政府发展职业教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挤出效应”，并且还可以改善就业，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就业范围上，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为贫困人口的就业提供了更多选择；第二，在就业质量上，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为贫困人口升入更高一级的劳动力市场提供了更大的可能；第三，在就业性质上，教育水平的提高为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参与非农就业提供了机遇。
(三)地方政府发展职业教育有助于抵御贫困脆弱性，提高收入
通过“救济式扶贫”摆脱贫困的人口，其抵御贫困脆弱性的能力较弱，返贫的可能性较大。相比之下，发展地方职业教育不是追求物质上的保障，而是赋予贫苦人口“造血”的功能，帮他们利用所获得的知识、技术、能力改善生活现状，从而摆脱贫困。有研究显示，教育程度越高，脆弱性越低，职业教育通过影响收入水平的方式影响脆弱性，相对于其他的改善贫困脆弱性的措施，更根本也更可持续。[20]在经济不断增长的大环境下，就业范围的扩大、就业质量的提升以及就业性质的改变，必然会导致贫困人口的收入有所提升。即便对于劳动力市场上的非正规就业来说，这种改善也是明显的。
(四)地方政府发展职业教育有助于促进迁移
在人口可以自由流动，也就是人口可以按照市场的方式自主决策是否进行迁移时，职业教育发挥的作用就更加明显。在城市到乡村、乡村到城市、城市到城市、乡村到乡村四种迁移类型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就是乡村到城市的迁移。这种迁移主要通过两种形式实现：第一，学龄人口通过升学的方式进入城市接受高等教育，这其中教育的作用毋庸置疑；第二，农村劳动力通过“进城务工”等形式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根据王德文和蔡昉的研究，只有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农民工才能穿越城市的“无形之墙”，农民工主要是青壮年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比农村不流动劳动力多出1年左右，基本接近城市劳动力的平均水平。[21]由此可见，教育水平的提高大大提升了农村劳动力迁移的概率和非农就业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