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西方+质疑西方
“洋为中用，重在超越”，需要我们创新实干，提升理性质疑精神。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要引进和学习世界先进科技成果，更要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科技界要共同努力，树立强烈的创新自信，敢于质疑现有理论，勇于开拓新的方向，不断在攻坚克难中追求卓越。”笔者以为，理性质疑精神是科学精神的重要内容，是推动创新的重要动力，也是我国科技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关键。我们要敢于质疑现有理论，在存疑、解疑中不断推动创新。理性质疑精神不是否定一切，而是一分为二地看问题。因此，理性质疑精神不是拆台，而是补台，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推进创新。
笔者以为，在“洋为中用”中，要辩证处理好“学习”与“质疑”的关系。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如果采取“不学习+只质疑”，将导致闭关自守，这正是过去几百年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的根本原因；如果“只学习+不质疑”，结果是全盘西化，我们永远只能当老二；如果能够“既学习+又质疑”，才能真正做到“洋为中用”，并可能达到超越的目的。下面举几个笔者亲历的例子。
（1） 质疑“肝癌绝症”，创“早诊早治”： 20世纪60年代末，笔者刚进入肝癌临床之初，病房肝癌病人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走进来，抬出去。”短则几周，长则几个月，病人便离世。“肝癌是急转直下的绝症”是符合当年实际的。笔者领导的一个小组，先后质疑了“肝癌是绝症”，质疑了“诊断肝癌靠四大症状和放射性核素扫描”，质疑了“肝癌切除必须是肝叶切除”，质疑了“癌复发转移不宜手术”。经过十几年细致的实践和随访，终于取得了肝癌早诊早治的突破，提出“亚临床肝癌”的新概念，大幅度提高疗效（见下页图），提升了我国的国际话语权，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直到半个世纪后的今天，美国、意大利、日本都得出同样的结论： 肝癌预后的改善，主要由于早诊早治。现代肝病学奠基人汉斯·波普尔（Hans Popper）认为：“亚临床肝癌的概念是认识和治疗肝癌的重大进展。”我国为此成为1990年和1994年两届国际癌症大会肝癌会议的主席国。连续三版为国际抗癌联盟主编的《临床肿瘤学手册》撰写肝癌章，提示有十几年的时段，肝癌诊疗规范由我国制定。他们认为我们的办法简便易行、疗效显著、便于推广。肝癌早诊早治是“洋为中用”后实现超越的一个小例子，通过“应用国外技术（甲胎蛋白）+质疑过去理论+细致实践”达到超越。
(https://www.daowen.com)
早诊早治导致肝癌病人5年生存率提高至2009年的44.0%
（2） 质疑“转移理论”，建“转移模型”： 鉴于肝癌治疗后复发转移是进一步提高疗效的瓶颈，20世纪90年代初，笔者将整个研究所的研究方向，调整到研究肝癌转移方面。然而开展癌转移研究需有高转移潜能的肝癌动物和细胞模型，但这些模型建立的难度很大，国外没有，只好自己建立。对癌转移，1889年佩吉特（Paget）提出了“种子与土壤”学说，认为种子需要在合适的土壤才能生长，我们质疑并补充了这个理论，从逆向思维的角度，认为不同的土壤是否也可影响种子的性能。在此基础上创建了三项新技术，经十几年的实践，克服了无数次失败，终于建成不同转移潜能的人肝癌转移模型系统。用此模型发现了肝癌转移相关的基因，筛选出有助防控肝癌转移的药物，其中干扰素经临床随机对照研究证实，已用于临床，使病人受益。动物模型已在全球二百多家科研机构推广，在论文发表后的20年，仍有英国剑桥大学等来索取，2018年世界最大的安德森（MD Anderson）癌症中心病理和实验研究的教授也来索取。此项研究同样使我们获得了一定的国际话语权，2011年我们应邀在国际上最著名的《癌转移》专著中撰写肝癌转移内容（见上图）。参与研究的博士生中，有3篇博士论文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我们因此又获得又一个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为此，肝癌转移模型系统的建立也是“洋为中用”后实现超越的另一个小事例。它是“应用国外技术（细胞培养）+质疑/补充过去理论+细致实践”，建成世界上至今尚无的转移模型。
笔者参编的两部国际专著：《肝肿瘤分子遗传学研究进展》和《癌转移》
（3） 质疑“杀癌疗法”，补充“改造疗法”： 现代抗癌史，基本上就是一部“消灭”肿瘤的历史。尽管进展不小，但癌症仍远未攻克。我们质疑“杀癌”战略，是希望一分为二地看待这个战略，找出其不足之处，寻找对策。将近十年的实验研究，发现所有当今常用的“杀癌”疗法，包括手术、放疗、化疗、肝动脉结扎、射频消融和抗血管生成治疗，都可通过缺氧、炎症和免疫抑制，导致癌细胞的“上皮—间质转化（EMT）”和不同的基因改变，促进未被消灭的残癌转移（下页左上图）。下页右上图提示患了肝癌的裸鼠，不彻底的手术切除后，肺转移明显增多（姑切组），而未做手术者（对照组），则肺转移少。
杀癌促残癌转移的机制
2012年《血液学和肿瘤学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
当前最新的分子靶向治疗，用于肝癌者为索拉菲尼，我们的实验发现，如左下图所示，虽能使肿瘤缩小，但促进了癌的转移。有趣的是，我们另一个实验发现，如果索拉菲尼与阿司匹林合用，则可以减轻这种促癌转移的作用。由于通过质疑当前常用的“杀癌”疗法，发现了一系列有助防控癌转移的“改造”疗法（右下图）的苗子。诚然，所有这些都需要通过进一步的临床随机对照研究加以证实。
《胃肠病学》杂志201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
通过质疑发现“改造”疗法新思路
笔者以为，质疑“杀癌”疗法，可能是“洋为中用，实现超越”的新途径。通过“找到杀癌疗法的负面问题+寻找克服其负面问题的办法+细致实践”是提高杀癌疗法疗效的捷径。
（4） 质疑“精准肿瘤学”，修正“控癌战略”： 对于当前很热的精准肿瘤学，国外已出现一些质疑的评论。2013年《自然》（Nature）刊出马尔泰（Marte）关于肿瘤异质性的文章说：“癌症不是一种疾病，而是多种疾病，不同病人各异。而且随着环境的变迁，继续演变成复杂的相互影响的不同细胞。”2015年麦格拉纳亨（McGranahan）和斯旺顿（Swanton）在《癌细胞》（Cancer Cell）的文章也认为：“基于基因靶向的精准医学，因肿瘤的异质性而受限。”2015年《自然》（Nature）刊登科玛洛娃（Komarova）的文章，题目便是“癌症： 一个移动的靶”。现在已经有报道，应用靶向治疗获得完全缓解后，一旦停用，半年左右便复发。2016年《自然》（Nature）的一篇文章，其题目便是“精准肿瘤学的幻想（Perspective : The precision-oncology illusion）”。2016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 Engl J Med）也有类似的文章，如坦诺克（Tannock）和希克曼（Hickman）的“个体化癌症医疗的限度（Limits to personalized cancer medicine）”。《柳叶刀—肿瘤学》（Lancet-Oncol）普拉萨德（Prasad）等的文章索性认为：“精准肿瘤学按目前的办法可能是不成功的，在做出重大调整并证实前，不能确认。因为一种设想是需要经过严格检验的。”笔者以为，精准肿瘤学，既要学，不学就落后，因为这是分子生物学研究的收获期；但也要质疑，不质疑就会盲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