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阶段—“洋为中用”，力求超越

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两院院士大会上指出：“不能总是指望依赖他人的科技成果来提高自己的科技水平，更不能做其他国家的技术附庸，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我们没有别的选择，非走自主创新道路不可。”

我国由于过去的闭关自守，远离了世界潮流，尤其在现代科学技术方面落后于西方。为此，预期未来百年乃至更长的时间，“洋为中用”将成为主流，成为常态。然而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而且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时期，理应有更多有中国特色的东西贡献于世界，其中就包括“中国新医学”。中国有完整的医学理论，中国医学与西方医学不是矛盾对立的，而是互补的，不能长期成为西方医学的延伸。

笔者以为，中国新医学的核心是“符合国情+中国思维”。关于中国国情，2017年中国共产党十九大通过的新党章有这样的表述：“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在原本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需要上百年的时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符合国情就要便宜、简便、易推广，同时是具有原创的治疗模式，能体现中国思维、包含传统经验，能多快好省地治病救人。为此，近期我国医学发展需要“多快好省和高精尖并举”，一方面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另一方面也要考虑我国国情的需求。(https://www.daowen.com)

既然“洋为中用”将成为一个时期的常态，那么“能否超越，如何超越”，成为我们能否将有中国特色的东西贡献于世界所必须思考的问题。笔者的管见，“能否超越，如何超越”需要有“中国思维”。中国思维可以通过“质疑西方”去找，可以从“中医理念”中去找，可以从“孙子兵法”中去找，还可以从“中国崛起”中去找，等等。归纳起来就是“洋为中用+古为今用+近为今用”的三结合。

诚然，笔者只是普通肿瘤外科医生，难以全面掌握现代科技的发展潮流；笔者没有系统学过中医，难以准确抓住中医的核心理念；笔者更不是研究中华文明的历史学家，难以准确凝炼出可以古为今用的精华；笔者虽亲历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变革，但也难以准确洞悉“中国崛起”的全部奥秘。以下只是一家之言，供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