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1
用《立场》表达立场
《立场》是一本三年前就可以和读者见面的书，但我并没有急于出版，而是有意放在我随身携带的U 盘里沉淀了三年。三年后再来审视其中的文字，的确又有了很多新的认识。我试图用时间的力量来淘洗我所访谈的课改人物的思想亮度！还好，他们的课改言论都是值得细细品读的有立场、有态度的文字！
我想，一本书首先是作者对自已负责，然后才是对读者负责！我一直在努力为读者呈现负责任的文字！
（一）
在这本书即将出版的时候，河北涿鹿课改局长郝金伦的辞职事件被推向了舆论的风口。作为一直致力于关注课改的媒体人，我曾经多次与郝局长有过交集。我深深懂得一位坚守课改立场的局长试图在改变什么，尽管一个人的理想在整个体制面前有时候真的有些渺小；我也由衷地向这样的改革者致敬，尽管一位局长的努力未必可以让教育变得更好。
当这一新闻事件被过度消费的时候，我想旗帜鲜明地说，无论郝金伦多么需要反躬自省，他都应该赢得鲜花和掌声。
在今天，有多少县级教育局长，可以像郝金伦那样每学期深入课堂听课一百节以上，每年阅读一百本以上的教育专业书籍；可以一个人夜访衡水中学，只为看到衡水中学最真实的一面；可以遍访全国课改名校，只为选择一个适合当地的课改样本。
这个九月，新学期一开学，河北涿鹿中小学的课堂改革又回到了原点，但有一个人回不去了，郝金伦知道他要去往哪里——心在哪里，就会走向哪里。在他眼中，那仅仅指向升学率的教育是充满罪恶的。
有人说，郝金伦是一位充满悲情的课改英雄。所以，我们姑且将其放置在失败者的位置加以考量，尽管郝金伦并不认为自已是失败者。
在通往课改的旅程中，我们不仅要感谢那些成功者，还要感谢那些失败者。郝金伦事件告诉我们，作为课改的推动者，需要有足够的智慧“搞定”上级，让上级了解课改、支持课改，还要有足够的智慧“搞定”教师和家长，让他们成为课改的认同者、践行者和支持者。因为搞不定他们，有一天就可能被他们搞定。怎么才能“搞定”呢？我想一百位课改者有一百种搞定的方法。我相信，任何一个区域或学校的课改问题都不会有可以直接参考的“标准答案”，任何一种结果都是多种因素促成的，绝不能简单归因。
（二）
教育无解？这是我在重新审读《立场》这本书时产生的疑问。每个时代都有这个时代需要解决的教育难题。今天也一样。在课改的领地里，几乎每天都有新的梦想诞生，每天又都有失败的故事重演。改革就像一场没有结局的连续剧，一直上演着情节生动、一波三折的剧情，却迟迟不见谢幕的迹象，每一代人都不知疲倦地寻找答案，寻找结果，但改革本身似乎是一场沒有标准答案的考试，一场永不落幕的连续剧！
课改从来不是只有一个面孔，从来都是有人干、有人看，还有人专门来捣乱。如此复杂的课改面孔都需要身处其中的行动者，用智慧去化解，在坚守“立场”中拥抱成功。
我特别钟情“立场”二字，人是需要立场的，就像人要有性格一样。课改亦然，课改本身就代表一种立场！那些缺乏立场的人，往往会以“教育正确”的面目出现，以很辨证的言论赢得掌声，但从实践层面上说，课改“坏”就坏在所谓的“辨证”上。
所以，我想用《立场》表达立场！用《立场》表达敬意——对课改人的敬意！其实，我也意在通过《立场》揭露那些伪课改者，意在提醒身处课改现场的人们，别让课改输给怀疑者和捣蛋者。
课改不易！因为在真实的课改环境里不只有保持派、顽固派，还有反动派！
真的！
（三）
我们都是生活在立场中的，谁都无法清空自已的立场去表达，去做事。
人对于新事物的判断往往取决于如下几点：一种是观念，即想不想做；一种是心态，即愿不愿做；一种是需求，即要不要做；一种是能力，即能不能做；一种是政治，即让不让做；一种是立场，即会不会做。有情怀、有责任的教育者，无论想不想做，愿不愿做，他都会选择去做。这就是立场。
也许，今天的课改实在不缺理念，不缺方法，甚至不缺少行动，但在遭遇质疑、不解和困境时，如果你依然能不离不弃，坚守初心，你就是一位信守课改立场的人。
信守一种立场，意味着“抱一”，即制心一处，不摇摆，不妥协，三年、五年，乃至十年只做一件事情，将课改进行到底！
信守一种立场，意味着“知止”，即对教育怀敬畏之心，知道在通往课改这条路上，哪些事情可以不做，哪些事情不能做。
信守一种立场，不仅仅指向课改立场，还指向学生立场，从学生出发的课改才是真正的课改。如果脱离了学生，脱离了人去谈课改，那实在是对课改的亵渎。
本书所收录的20位思想力人物为课改供应了丰富的建设性观点。但我想说，《立场》这本书与其说是在传播课改理念，不如说是在营销教育希望！
当课改者被负面情绪裹挟时，一位同行者的经历会让人汲取信心和力量！
（四）
基础教育一直弥漫着一种“不高兴”的情绪。这一情绪携带的毒素正在侵蚀着我们的学校教育。基础教育何以如此备受诟病？大概是因为太多的学校教育目中有“功”，目中有“利”，却唯独目中无“人”。这样的观点也许显得偏执，但的确反映了当下教育的问题和有问题的教育。(https://www.daowen.com)
我们都生活在困境中。每个人都期待公平的教育、理想的教育，但每个人又似乎是这种教育怪象的制造者和帮凶，每个人都在苦苦“挣扎”，但妥协者众，谋变者寡。
但我们依然坚信，每一个时代总会有一批纯粹为教育思考的人，视教育为生命的人。他们希望突出重围，擦亮那一方星空，他们的精神尺码高度一致。这样的人多了，便集聚了这个时代变革的力量。
这本书所要传递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变革。变革，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校正问题的过程。当越来越多的学校锁定课改，志在“破局”，意在“突围”的时候，我们的学校教育面临的必然是一场革命而非改良。如果说改良只是在原有教育框架内的修修补补的话，那革命则意味着打破与重建。
学校教育的重建必然要完成两项“拆迁工程”：一项对应于课堂改革，就是要砸掉讲台，让教师走下讲台，走到学生中去，还课堂于学生，还学习于学生，让教学从“二传”走向“一传”；一项对应于课程改革，就是要推倒学校的围墙，站在学生的立场，站在人的立场，打开课堂、打开教室、打开校门，让教育从校园走向社会、走向生活，从课程视角重新开发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凡是有学习发生的地方都是课堂，凡是对学生成长有益的教育资源都是课程。
这本书里所记录的就是那些敢于发声、勇于自救的启蒙者、决策者、盗火者和突围者。他们中有为教育号脉的“郎中”，有把教育当作信仰、把理想写进课堂、行走在民间的“当代武训”，有人居庙堂之上，有人处江湖之远。很多前沿理念在他们的实践中都成为真实而生动的细节，他们不为喝彩而课改，他们都是这个时代的教育布道者，他们正在努力拉动基础教育改革的引擎。
（五）
整理这部书稿的过程中，我一直有一种冲动，想称他们中的一些人为“教育家”。
人们总是把“教育家”当作一种奢谈，就像人们总是不敢轻易奢谈信仰一样。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为教育家呢？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已期待的教育家标准，而不同标准中相契合的那部分一定是关于教育家的公约性标准。
教育家一定是敢于用行动回应堪称国问的“钱学森之问”的人。
教育家一定是“野生”的，“散养”的，而非“圈养”的，奉指令办学的人。
教育家一定是双手放在历史舵轮上的人，是双手能把握好教育方向的人。
教育家一定是从课堂里走出来的人。他们敢于躬身教学田野，回到一线实践中去，是从庙堂走向课堂的人。
教育家一定是能拥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今天的教育人云亦云者众，而特立独行者寡，当学校成了官场、商场、市场的时候，教育家首先是敢于坚守教育理想和教育底线的人，是拥有自已独特教育主张的人。
教育家一定是这样的人：他们可以没有耀眼的光环，可以不居庙堂之高，可以在理想的坚守上有些偏执；他们是草根，但一定有英雄本色；他们是改革者，但一定与理想有关；他们选择的是一辈子不可能再做其他选择的职业，他们终身以教育为志业，教育是他们安身立命之本，也是他们改造社会、推动文明的途径……
我相信，本书所关注的20位课改人物中一定有符合这些标准的“教育家”。
（六）
经历了无数次的修改、补充，这本书终于要问世了。
曾经一直为某个部分的处理感到遗憾和纠结的情绪从这一刻开始可以放下了，内心的幸福感油然而生。
能把工作和兴趣连接起来，在今天的确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而我就是这样的幸运者，每天可以幸福地码着自已喜欢的文字，以梦为马，奔向未
知……
我想成为距离课改现场最近的媒体人，所以，五年来，每走进一所学校我总会习惯性地走进教室、走进课堂。我固执地认为，只有在那里才能看见最真实的课改。
作为教育媒体记者，我的专业成长无疑与对话这些思想力人物有关。我很庆幸，采访中认识了那么多有教育理想和情怀的人。在成长的路上，有他们的故事做伴，有他们的思想照亮，所以，我可以行走得更加从容。
我也在反思，其实，作为一名采访者，哪里是采访别人，何尝不是通过采访别人发现自已，认识自已，完善自已。所以，感恩每一位被采访者对我的精神滋养。
在这本书的前面有12位师友撰写的推荐语，他们在文字中同样表达了鲜明的立场，和对本书的褒奖，感恩他们的厚爱和支持！
立场，是一个身份认同感和情感链接很强的词。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我想重申我的立场——为课改者立言！我向来鄙视那些找一百个理由拒绝改革的人，那些言必称升学率且喜欢拿着数字“炫富”的人。我的文字必然远离那些没有担当的人、缺少立场的人、抱怨太多的人，我的笔永远指向心怀梦想、敢于谋变的行动者！
褚清源于北京
2016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