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和他的语言

一、人和他的语言

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剧中有一段著名的台词，赞扬了人的非凡，朱生豪很出色地将这段话译成：“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人有怎样的能耐可以被称为“万物的灵长”呢？西方传统的说法是人具有理性而世上其他生物都没有，而在绝大部分现代学者看来，理性由语言而成，语言蕴含了理性。换句话说，语言是人类与其他物种的区别性特征，语言的使用将人类和动物世界区分开来。自古至今五洲四海生活着差别非常之大的各色人种，但是没有人是不拥有自己的语言的，而所有企图教给最聪明动物以语言的实验都失败了。语言在人类和其他所有生物之间划下了一道鸿沟。但是，本应连接人类的语言，却也常常会在人类中间制造鸿沟，这是因为人类拥有着不止一种语言。尽管当代占主导地位的语言学理论认为人类的所有语言都具有着同一结构，但这只是一个理论上的观念，实际上我们的经验每时每刻都在提醒我们，人类使用着种类繁多的语言，不同的语言之间交际困难，这是人类世界的一个导致无尽麻烦的现实，是我们生活中一个无法漠视的社会现象，《圣经》将这个现象解释成是上帝对人类的一个惩罚。这个现象是人类历史演进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尽管这个因素常常被忽视。我们将就这个现象所造成的一些重要的社会后果进行研究。

人类是分群的，首先是被称作种族的群体，划分种族最基本的特征是语言，特别是在人员流动不大的古代，母语相同的人往往就被划为同一种族。19世纪和20世纪初曾经流行以肤色或其他体质特征来区分族群，现代的遗传学能够通过基因的分析来区分出同一祖先的群体，这种区分给出的族群渊源往往出乎人们的意料，也和人们自我的归属认知不同，因为人们是以文化来认识自己的归属的，因为人类最珍视的是他们创造的文化，而文化是根据语言来划分的，用法语创造的文化是法国文化，用德语创造的文化是德国文化，用汉语创造的文化是中国文化。说法语的人，尽管他或她的遗传基因或许和遥远的北方某个族群的基因一致，证明他或她是那里居民的后裔，但是这位说法语的人士绝不会不把自己看作是法兰西人。种族、文化和语言，事实上几乎是三而一，一而三的。19世纪欧洲兴起的民族国家理论尽管在实践中弊病重重，也有过于简单化的缺点，还是在相当程度上回应了现实。由语言来确定族群，这相当符合历史的和社会的实际变迁过程。我们知道，基因是相当稳定的，其变化非常缓慢，而语言的变化则要快得多，语言的变化速度，无论从个体来说还是从群体来说，都比较切合人类历史变化的节奏：移民的融合，族群的分解和组合，都正和语言的个人习得及扩散衰退一致。

无疑，语言的使用状况是会变化的，这种变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化上的和历史上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历史进程中，语言的地位不是固定不变的。有些语言会扩展开来，在很广泛的范围里使用，甚至是迫使其他的人群使用，变得非常强势，有的语言使用的人数会越来越少，会慢慢变弱，甚至消失。我们知道所有语言都会变化，有语言本身的变化，如语音的变化、词汇的变化甚至句法的变化，这是历史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也有外在的变化，即语言与社会的关系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就是语言在社会中被使用的广泛程度的变化。语言的扩张和衰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其原因也不是单一的，经常是由许多因素合力推动的。在历史上的很多时刻，语言的兴衰甚至可以说相当难以解释。像印度的梵语曾经非常强盛，深受尊崇，使用者遍布整个次大陆，最后却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成了一门冷僻的学问。有的语言如汉语，尽管一直受到异族语言的侵蚀和冲击，说突厥语、蒙古语和通古斯语的北方民族曾经从公元4世纪起的1 000年中统治了中国北部达700年之久，但是汉语的生命力仍然旺盛，只是在语音和词法上受到一些影响，仍然是中国北部的主要语言。有时语言的变迁发生在短短的十来年，如亚历山大大帝时代希腊语向东方的传播，但是带来的变化却保持了千年，罗马帝国虽然征服了东方，直接统治希腊人、叙利亚人和埃及人长达500年，那里的人们还是使用希腊语。语言的扩张常常是随着军事的征服，像西班牙语在新世界的传播，但是，当日耳曼人击垮西罗马帝国后，法兰克人、勃艮第人、汪达尔人和哥特人的语言却没有能取代高卢人、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使用的拉丁语，那里的几种拉丁语变体一直存活到今天。因此，探究语言的扩张和强势语言的产生，我们必须开阔眼界，分析有关的各种社会政治文化宗教因素，在所有这些不同因素的综合作用中，探索出优势语言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来。实际上没有一种单一的因素能够说明语言为什么和怎样扩张。似乎军事征服是最强有力的扩张推动力，但是梵语传播到东南亚时并没有军人的陪伴。印加帝国的武士征服了南美广阔疆域，但是帝国的通用语盖丘亚语却不是征服者的语言，武功赫赫的统治者放弃了自己的语言改用民众的语言，为的是统治的便利。当代英语盛行天下，无疑是经济交往的需要起了关链作用，但是经济实力并不能总是保证语言的扩张。在西方世界，腓尼基人曾经在1 000年中支配了整个地中海的贸易活动，但是腓尼基语只流行在腓尼基自己的殖民地里，地中海的大部分地区还是通用希腊语；同样的，丝绸之路上最活跃的商人是粟特人，他们往往富可敌国，但是，整个丝绸之路上谁也不觉得需要学讲粟特语，因为粟特商人觉得使用他们顾客的语言能更好地做买卖，所以他们到各地讲各地的语言：阿拉伯语、汉语、突厥语和藏语。宗教也被看作是语言传播的一种主要动力，希伯来语依靠着犹太教才存活至今，阿拉伯语也是靠着伊斯兰教的传教而扩展到了北非和西亚。但是很难说基督教使哪种语言得益，天主教确实是中世纪拉丁语最主要的传播和维持力量，但是新教则不一样，它没有和哪一种语言有确定的关联，新教传到哪里，那里的语言就被用来翻译《圣经》。当然，这并不是说军事、经济、宗教都不是语言传播的动因，它们都是，但都不是唯一的动因。我们需要仔细地在整个历史演变的过程中观察每一种相关因素的作用，从而辨别出历史潮流的方向。

世界上的语言发展到今天出现了令人不安的趋势，我们知道，人类历史上一直有一些语言传播得比其他语言更加广泛，使用的人也更多，可以被称为优势语言或强势语言，而另外一些语言则在很有限的范围里被使用。但是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目前的语言形势看来正在变得向极端方向发展，一种单一的语言---英语，正在不可抵挡地向全球扩张，很可能成为真正的世界语，而许多使用者不多的语言则面临着消亡的危险，或者已经消亡了。世界语言的数量和种类在急剧地缩减，每种语言的消失都是一场灾难，因为一种语言就是一种理解世界和表述世界的方式，每种语言里都凝聚着祖先的智慧和传统的信念，也是族群身份的最根本的体现。许多语言学家和社会活动家都在尽全力拯救濒危的语言，不过，社会发展的整个趋势是不利于小语种的生存的。在当代的每个地方，都有一些弱势语言变的越来越弱，说的人越来越少，同时一些优势语言越来越强，说的人越来越多，这个趋势难以逆转，唯一能保证小语种生存下去的是国家的主权力量，当一种语言被定为国家的官方语言时，它就有机会成为自己国家里的强势语言，这时候弱势语言就有可能成为一定范围里的强势语言。例如，苏联时代苏联境内的一些弱势语言在苏联解体后成了新独立国家的官方语言，比如拉脱维亚语和哈萨克语，它们一下子在自己的国家内成了强势语言，具有了生存下去的条件。显然，国际政治的变化对语言存在条件有着巨大的影响。但是，世界上只有二百余个国家，而人类据估计至今还拥有六千余种语言，靠国家主权是无法有效地保护大部分语言的生存的，而且，信息交往的全球化使得一国一语的状态也不一定能够维持下去，英语的普及似乎不可遏制，像北欧的一些国家如瑞典，越来越多的人会说、读和写流利的英语，也在平时经常地使用英语。如果这种状态扩展到世界的其他地区，那么世界的语言就有可能演化到非常单一的状况，至少有些语言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认为有这样的现实威胁，或许这样的情况最终不会发生，但是为此担忧并大声疾呼的大有人在。

世界的语言之所以会有这样向一种中心语言集中的倾向，是由于人与人之间交际的日益繁多。如果世界上所有的语言一律平等，各人使用各人的语言，那么使用六千余种语言的人类就没有办法高效地互相交流了。由于交流的需要，不同语言社团之间就产生了社会语言学家斯旺所说的“非任意性联系”（斯旺，2008），由掌握双语或多语的人构成语言社团之间的连接，双语或多语使用者将彼此不能理解的语言串联起来，构成一个世界的语言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绝大部分的语言是社会语言学家所谓的边缘语言，但是双语或多语的使用者连接的常常不是两种边缘语言，现在的人们在交流时，常常不是两个邻村或邻乡间的交流。人们需要的是乡村和地区首府之间的交流。这样，双语使用者更倾向于学习的第二种语言将是所属地区的中心语言。据估计，在世界上大约有百余种语言可以被称为中心语言，这些中心语言的使用者占了世界人口的95%以上，这些中心语言一般是小学的教学语言，有些是更高阶段的学习教学语言，同时它们也是大众媒体、行政部门、商业活动或法律事务的语言，其中不少被确定为国家的官方语言之一或唯一的国语。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心语言的使用者都会一种边缘语言。如果他们选择再学习一种语言时，他们会很自然地选择学习一种更加广泛使用的语言，也就是说处于更加中心地位的语言，这些语言跨国境流传，可称之为核心语言。在目前的世界上，具有核心语言地位的有：英语、阿拉伯语、汉语、法语、德语、印地语、日语、马来语、葡萄牙语、俄语、西班牙语和斯瓦希里语等寥寥十来种。随着世界各地居民交往的加快加深，在这些核心语言中会产生更加高层次的语言，也就是说，使用这些核心语言的人在选择学习另一种语言的时候，他们会自然地选一种更加中心的也就是说覆盖面更加广泛的语言，这样就造成了我们上面所描述的英语成了世界语的状况，原因就是语言体系的这种不可遏制的向心倾向（斯波斯基将这称为“实用向心力”），因为任何学习语言的人都希望自己学习的语言具有最广的用途。从比较边缘的语言的使用者的角度来看，这完全是一副弱肉强食的丛林厮杀的图景。

确实，语言与使用者之间关系的演变让人把世界上的语言看作类似生态系统中的物种。我们一般都不太清楚一种语言是如何产生的，我们大体知道语言是从哪个源头语言演化过来的，但是具体的演化过程总是比较模糊。不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某些语言在消亡，某些语言在扩张。这些过程很明显，常常就在我们的观察下发生。我们能看到一些语言慢慢地失去活力，这是因为使用的人越来越少，说这种语言的人越来越多地选择其他语言。当一种语言再也不传播给其他使用者，特别是不传播给年青一代的使用者时，也就是说这个语言社团不再能维持其人数时，就像一个物种不再能繁衍出足够的后代时，这种语言就会消亡，就像一个物种的消亡一样，同时，有些其他语言会拥有越来越多的使用者，会扩张到原有的语言社团以外，会像某些成功地占领整个大陆的物种那样成为优势品种。由于生态比喻的强有力的情感作用，世界各地现在都有维护边缘性语言的运动，而语言学家基本上都是保护濒危语言的支持者以及一般意义上的语言保护主义者。作为研究语言的专家，语言学家自然不希望自己研究的对象消失或变得单一。除了这个职业上的偏好，语言学家也提出了客观的理由来支持语言保护主义。英国语言学家克里斯托（Crystal，2000）举出了5个理由来说明保护语言的必要性。首先，语言的多样性是世界语言作为一个体系存在下去所必需的，就像基因的多样性是生物进化所必需的一样；第二，语言代表了人们的身份，为保护人的尊严，必须保护语言；第三，语言反映历史面貌，在语言中保存着我们的历史；第四，每种语言都是看世界的一种方式，每种语言都是以其独特的方式概括和解释了人类的存在，世界上的语言构成了人类知识的总和；最后，每种语言都具有极大的魅力。这最后一点当然是从语言学家的角度说的。(https://www.daowen.com)

不过，将世界上的语言集合比作生态系统并不完全恰当，这个比喻只是提供了描写上的一些方便。实际上语言更像是一种网络，它为人们提供交往通道。语言之间的关系和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竞争不一样，一种物种的强势是以别的物种的牺牲为代价的，因为物种是需要杀死猎物为其繁衍提供条件的，而没有一种语言需要灭绝别的语言才使自己存活或发展下去的，因为双语或多语是一种经常的现象。如果说有许多语言衰落了，有许多语言濒危了，还有的语言死亡了，那主要是语言以外的原因造成的，并不是语言互相之间无法共存的原因。我们在现代时段中看到，有些非洲语言在大陆之间的密切交往中消失了，因为说这些语言的人渐渐地而且常常也是被迫地减少以致消失了，而剩下的人则转而采用其他语言，基本上都是欧洲语言。同样地，有些在经济上不是很成功的欧洲语言也经历了相似的退缩。殖民时期和独立后的美国就显示了语言和社会演变之间的密切关系。移居美国的欧洲大陆移民常常群居在自己的社团里，因此在很长时间里保持着自己的德语、意大利语和爱尔兰语等，但是来自非洲的奴隶没有选择居住地的自由，他们从来就没有被按照自己母语而进行群体划分，他们的母语没有继续存活的环境；而那些欧洲少数族裔，在种族隔离越来越弱化的过程中，也越来越融人英语社团。德语、意大利语等在美国的活力也渐渐消退。不过整个语言演化的过程是很复杂的，一些非洲语言在加勒比海地区继续存在，一些非洲语言影响了强势语言甚至融合到强势语言中去，产生了新的语言变体，例如美国黑人英语。外在的社会经济政治因素能够解释语言地位的变化，但是这些因素非常多元，语言本身也有其特定的发展规律，我们无法找出单一的决定语言兴亡的原因来，事实上恐怕也没有单一的原因。

从根本上来说，语言内在变化的根本原因及其变化方向还是个谜，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那么导致语言使用范围变化的外在原因到底会有哪些呢？语言变化的外在原因好像比较有线索可寻，因为这显然和语言社会的一些重大的历史性要素有关联。不过，要厘清明显的社会历史因素和语言消长之间的因果关系也不是简单的事。是不是语言的强弱变化和使用这种语言的国家民族的强弱变化同步的呢？历史上有的征服者把自己的语言强加于被征服者，有时却是征服者放弃了自己的语言而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是不是语言的扩张必定是有国家权力在后面支撑着的呢？许多流通非常广泛的语言似乎并不属于任何国家或民族。语言是不是和人一样有生命周期的呢？如果有的话，那么为什么有的语言历久不衰绵绵常青，而有的语言会突然死亡的呢？到底是哪些因素使得语言在社会中的地位发生变化的？语言政策能起什么样的作用呢？公共权力常常会采取一些强制措施来推行或封杀某种语言，可说是自古即有于今为烈，几乎所有的现代国家都制定有官方标准语，这样的语言政策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吗？这样的问题是关注语言的人经常会想到的，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回答，因为语言和社会的关系涉及太多的因素，难以确立直线的单一的因果关系和简单的理论模式。我们需要在繁复的历史过程中仔细探究，才能看到语言在社会历史中演进的种种原因。

一些社会语言学家研究了各种强势语言在世界上兴起和衰落的原因和意义，影响比较大的有两部著作，一部题为《竞争中的语言：优势、多样性和衰落》，作者是华德霍夫（Wardhaugh，1987）。在这部著作中，华德霍夫主要考察了现代世界上竞争最激烈的两种语言：英语和法语，比较了这两种语言在各自的扩张或衰落过程中受益于或者受害于一些什么样的语言政策和动力。从对比中我们看到，并没有什么政府主导的，以公共资源和行政力量为依托的运动来推行英语在全世界的扩张，几乎完全靠着自由竞争，靠着英语实用性对大众的吸引力，英语慢慢地取代了其他语言而成为世界第一语言。同时，几乎也没有将英语标准化的国家规划，没有那个国家或社团声称拥有英语，没有以公共权力来强制推行英语标准化。英语有许多变体，有英国英语，有美国英语，有印度英语，没有谁为此感到担忧，这种多元自由的语言使得人们乐意学习也勇于使用这种语言。相反，法语的规范化和单一的标准化，法语和法兰西国家的密切联系，使得法语在语言市场上反倒缺乏吸引力，尽管法国把推广法语作为国家战略而予以高度重视，法语在和英语的竞争中还是失败了。另一部得到广泛注意的相关著作题为《语言的战争和语言政策》，作者是法国学者卡尔费（Calvet，1987）。他的论述更加广泛，他观察和研究了从欧美一直到亚非拉等世界上许多民族语言的兴亡和强势语言的产生和发展。卡尔费看到了世界广泛存在着多语现象，但是共存的多种语言之间的互相关系是不一样的，可以划分出几种不同类型的多语状况。一类多语共存中有一种语言是大多数人使用的优势语言，比如在法国，标准法语是大多数人使用的优势语言；另外一类的多语共存中有一种少数人使用的优势语言，例如在非洲的法语区，上层社会使用的法语是优势语言，但是讲法语者在社会上只占少数；还有一类的多语共存中有两种少数人使用的优势语言，例如在北非的马格里布地区，官方阿拉伯语和法语是上层社会使用的语言；最后一类的多语共存中，不同的区域有着不同的优势语言，例如在比利时和瑞士，整个国家是多语种的，内部分为法语区和弗拉芒语区或德语区。对于语言的兴盛或衰落的原因，卡尔费的看法和华德霍夫很不相同。他认为国家的利益和政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民族国家在决定语言的未来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由此，他指出语言学家并不只是客观地描写和研究语言，他们在塑造语言上应该而且确实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应用语言学家，他们不只是发现语言的规律，他们在制定语言的规律，因为他们参与制定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会改变一个国家的语言现状，普通话在中国的成功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因为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能够改变语言的地位，所以卡尔费呼吁，在非殖民化过程中也一定要有一个非殖民语言的过程。他指出，任何一个民族解放运动，如果没有同时去除掉语言上层建筑，那就不是一个人民的解放运动，而只是使用旧有的强势语言的那个阶层的解放运动。卡尔费的这个观点相当政治化，与前述的华德霍夫的语言观差别很大了，卡尔费考察了一些非殖民化后的新兴国家的语言和社会状况，采集到了一些支持他的观点的例证。但是，语言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语言与社会的关系也是千变万化的，我们会看到，国家的语言规划和以国家政权力量推行的语言政策未必都有成效，实际上有许多因素在影响着语言地位的变化。

在这些影响语言政策的因素中，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非理性因素。自从民族国家成为国际上最流行的政治意识以后，语言被看作是构成一个民族的最根本的特征，甚至被当作是民族精神的所在。由于当代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每个国家都会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这种感觉会自然地转接到他们的语言意识上去。几乎在当代的所有国家里都有人感到他们的民族语言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全世界人都在谈论英语的人侵，英语国家以外的各国都有人在呼吁抵制英语，因为英语的胜利扩张太迅速而强劲了，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明显的一个语言现实。但是呼吁警惕英语帝国主义的人难以想象的是，在美国却也有人在为英语担心，也感到英语受到了威胁，要采取法律措施保护英语。实际上，英语在全世界各大洲都显得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但在其本土的地位并不是没有遇到挑战。事实上，英语在世界上几乎是不可抵挡地胜利扩张的同时，导致英语如此强盛的美国本身，却一直遭受着语言问题的困扰。因为在很长的时间里和在很大的程度上，美国都是个双语的国家。美国独立后很久，宾夕法尼亚州还是一个英语和德语都流行的地方。19世纪中期美国领土向西部大扩张后，为了鼓励来自欧洲主要是讲德语的移民在新开辟的领土上定居，俄亥俄州、伊利诺斯州、衣阿华州、印第安纳州、密苏里州和威斯康星州都以德语公布和印行州法律，也用德语发布政府通告。1863年，美国的土地总局还用德语印行报告。直到20世纪初，在美国的中西部德语的报刊和学校还很普遍。其他欧洲移民也都能通过出版物和学校保持他们祖先的语言。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美国的民族意识，老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在1917年的一篇演讲里宣布，“我们必须只有一面旗帜，我们必须只有一种语言，这种语言必须是独立宣言的语言，是华盛顿告别演讲的语言，是林肯的盖茨堡演讲的语言，我们不能容忍任何试图反对或用任何欧洲语言来取代我们建国者的语言和文化的做法”。这个演讲采用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腔调，这种腔调一般都是从受到威胁的语言社团里发出的，不过在老罗斯福发表这个演讲时，英语已经是世界上最主要的语种，占据着非常强势的地位，那么是什么让这位政治家出来为英语而大声疾呼呢？他的这篇演讲清晰地表明在美国社会里还是有强烈地担忧英语地位的情绪，这是因为美国国内居民中非英语的使用者不少。1990年的人口普查表明，当时在美国居然还使用着300多种语言，这当然是与美国为移民国家有关，来自英国和英语国家的移民早就不是移民人群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了，不同族群的移民自然把他们的母语带到了美国，移民族群聚居的社区就成了少数语言流行的地方。每次移民潮都会在美国人心中引起焦虑和担忧，担心美国会丧失它的美国特性，特别是担心语言会变杂。有意思的是，尽管统计表明在整个美国各个族群里英语的使用能力都在增进，也就是说英语实际上是在稳步地取代移民语言，许多美国人还是觉得需要以法律手段来强行推进英语。就在这种相当普遍的语言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在20世纪初就有几个州通过了官方语言法案，不过内布拉斯加州、衣阿华州和俄亥俄州关于英语的修正案最后被美国最高法院判为违反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而没有成为法律。不过这些州的语言立法尝试在实践中已经产生效果，许多州的德语学校被禁，其他语言的教育和使用也受到很大的打击。地方上试图确立英语为唯一官方语言的运动并没有因为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而完全消失。到了20世纪下半叶，英语已经成了真正的世界语，在美国本土英语早已没有任何真正的竞争者，还是有许多美国人有语言不安全感，一有时机就会倡议和推动排斥其他语言的立法。当大批的古巴难民到达佛罗里达州时，这个州的戴特郡的地方政府在本地居民的压力下颁布法令，禁止将政府的资金用于任何英语以外的语言项目上，同时禁止在任何官方场合使用英语以外的语言。这就是美国的“只用英语”运动在当代的重启。佛罗里达州的行动很快就在美国国土另一头的加利福尼亚州得到响应，随后在美国全国都有人出来主张只用英语，来排斥移民语言。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只用英语”运动的主要推手是些目标在影响立法的游说集团，比较大的一个名叫“美国英语”，是1983年由加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早川和密歇根州的眼医坦顿创立，号称已有65万成员，这个游说团体和其他的一些类似的团体一直推动美国国会立法规定英语为美国的官方语言。这个运动反对双语教育，主张只容许英语，策划这个运动的人运用各种手段来推动舆论，游说议员，组织民意调查。从1982年到1997年有7次关于英语的修正案被送到美国国会，但是最后都没有能在两院通过而成为联邦法律。不过，在美国的地方立法机构方面，这个“只用英语”的运动还是取得不少进展并已经有了实际结果，加州已经在1998年6月2日通过了第227条议案，规定英语为州里唯一合法的教育用语，以防止外语特别是西班牙语对英语的侵蚀。目前在美国全国一共有23个州通过了将英语确定为法定官方语言的各种法规，其立法内容或有不同，有的规定英语为官方语言，有的禁止使用州财政来为英语以外的语言提供帮助和服务，如双语教育或双语选举程序等。当然，现在美国也仍然有阻止这个立法潮流的行动，亚利桑那州在1988年以选民投票的方式通过了英语为州官方语言的州宪法修正案，1990年美国地方法官罗森布拉特判定这个修正案违反了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保障言论自由的规定。1994年美国第九巡回法庭维持了这个违宪原判，驳回了上诉。在世界其他地方亿万名每天使用英语的人看来，美国人的这个“只用英语”运动真是杞人忧天，英语根本就没有受到任何威胁，实际上不需要任何法规来保护。美国的人口调查也表明，其实只有不到总人口1%的居民不会英语，特别是移民家庭的第二代中的大部分人只会英语，美国的英语同化过程其实是非常有效的。美国的“只用英语”运动及其立法反映的是相当普遍的一种对母语的焦虑感，一种非理性的对丧失自己的语言即自己的身份的恐惧。其实客观地来看，就是法国人一直在大声呼叫要拯救的法语，实际上也没有受到什么真正的衰落的威胁，法语在其国内的地位牢不可破，在海外有些退步，但是仍然是一种主要的国际语言。法语确是借用了不少英语词汇，但是法语在其历史上一直接受外来词汇，这并不影响它的健康。不过，一涉及自己的民族语言，理性的声音常常会被激情所掩盖，对许多人来说，只要在他们的周围听得到外语，就会感到焦虑，就会感到受到了威胁。语言对每个人来说都太重要，按某种诗意的说法，语言是我们的精神家园。这种非理性的情绪性的语言观并不能帮助我们客观地看待我们的语言，也不利于我们制定合适而有实效的语言政策。

为了回答语言兴盛和衰落的原动力问题，我们进行了一些实际的研究，试图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提供回答这些问题的必要材料和思考。这些观察和思考对今天的中国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汉语正处于一个发展的关链时刻。历史非常悠久的汉语是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根基，但是在现代化的关口和中华民族一起面临过严峻的挑战，汉语和汉字曾经被有些人认为无法在现代社会中幸存下去。随着中国的复兴，汉语和汉字又被赋予走向世界的任务。那些作出悲观的或乐观的预言的人们是不是了解语言兴亡的历史和因果呢？希望我们的这个研究有助于关心汉语命运的人和制定语言政策的人对汉语的将来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