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有所用的语言

谁都知道世界上存在着许许多多种语言，大家都有接触不同语言的经历，但是实际上语言这个概念并没有一个明了的定义。我们对话语的不同有一系列的说法，只要一离开自己日常相处的人群后，人们就会感觉到所听到的话有差异，这时候就会说别人说话“有口音”，更大的差异会被说成是“方言”，有相差不大的“方言”，也有相差很大的“方言”，有完全听不懂的“方言”，再就是“外语”了。实际上话语和话语之间的差异是连续性地增大的，把两种不同的话语或者定义为两种语言，或者定义为同一种语言的两个方言，这往往不是因为语言本身的原因所决定的，更可能的是因为社会历史和政治的原因。因为在人类的意识中，语言和民族及国家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这造成了对“语言”这个词的使用的不科学性，语言学家定义的“语言”常常和官方文件里定义的“语言”不一致，这也使得我们无法准确地统计世界上到底有多少种语言。广东话和苏州话是同一种语言的两种不同方言还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弗拉芒语和荷兰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还是同一种语言的两个方言？这些问题非常难以得到众口一致的回答，尽管我们对这些语言或方言之间的异同之处非常了解。不过，因为我们考察的是社会中的语言，所以在我们的讨论中遵从习惯的“语言”分类也是有其合理性的。

为什么人类需要语言呢？最常见的说法是，语言是人们交际的工具。这说法没错，只是不完全，因为这不能解释为什么人类会有这么多种语言，语言间的巨大差别使得语言的交际功能大大减弱，在说不同语言的人之间，语言成了交际的障碍而不是工具。对这个现象人们给出了一些解释。彼得·米尔豪斯勒（Peter Muhlhausler，1996）认为，由于世界以非常复杂的形态呈现在我们面前，不同的语言实际上都是对世界的临时性解释，语言的繁复是因为人们希望从尽可能多的角度去诠释世界。这个观点很吸引人，其理据显然是语言相对主义。不过这个理论颇有目的论的倾向，它的实际证据不足。莱考克（Laycock，2001）提出的另一个观点更有事实的支持，他考察了太平洋岛民的语言，发现人们刻意地保持和使用不同的语言，因为语言是人们身份的唯一独特的标示。他收集了美拉尼西亚群岛上的居民使用语言的证据，认为“美拉尼西亚人一定认识到语言多样性不只是存在弊端，而且也有许多好处，它能清楚地区分朋友、熟人、贸易伙伴和敌人”。当然，语言的交际功能和区别功能并不矛盾，实际上两者是互为补充的。人们靠着交际才能建立社团，而社团给予人以身份。交际和身份证明是语言的两个主要功能，但是这也没有穷尽语言在人类社会里起的作用。因为人类活动的多样性，因为文明社会的复杂性，语言还起着许多非常不同的作用，同时，不同的语言在世界上和在社会上会被有侧重地用于不同的用途。

不同语言的使用范围会非常不同。经常有一些语言被称为“土语”，被称为土语的语言只被用于口头交流，并且是面对面的口头交流。另外一些语言则会被用来写报纸上的文章，在电台上播音，在课堂上讲课，或者用来写政府的法律文书。具有这样用途的语言当然会在社会生活中起着比那些所谓的“土语”更重要的作用，其影响力也要大得多。还有一些语言被用于更重大的事务，它们用于构成某些文化或文明的基本典籍。例如，一种希腊语在公元前七八世纪之间被用来创作后世称为“荷马史诗”的诗歌，这些诗篇随后成了在人类文化史上影响广大的希腊文明的基本典籍，希腊语也由此主导了整个地中海地区的社会交流。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中国的黄河流域产生了一批被后人统称为“诗经”的诗歌，构成了华夏文明的基本典籍之一，这些诗歌所使用的汉语也由此而在整个亚洲东部保持了持久的主导地位。这样的影响力不局限于原创的文本，翻译的文本也会产生这样的作用。《圣经》原本不是用拉丁语写成的，但是当《圣经》被译成拉丁语并被作为最权威的文本推行到整个欧洲后，拉丁语就由于《圣经》的地位而在中世纪的欧洲保持了千年的主导地位，尽管拉丁语早就不是大部分的欧洲人的母语了。由于语言的用途不同，它们的流行范围也非常不同，土语的使用一般局限在一个很小的地域范围，常常只是在几个邻近的村落里。官方语言的使用范围一般是和政权行使权力的范围重合，而文化典籍使用的语言一般都是跨越国家政体的界限，会在这种文化影响所及的整个地区或大陆流行。在传统的前现代社会中，土语的使用范围比较稳定，在传承上也能久远，现代社会的普及型学校教育以及无远弗及的现代媒体对土语的生存造成了极大的威胁，造成了各地土语方言的消亡，各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都伴随着国家疆域内繁多的土语方言的衰落和单一官方语言的流行和扩张。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法国大革命后巴黎方言成了标准法语，同时法国各地的方言慢慢消失。反面的例子是俄语，当苏联统治着从波罗的海到海参崴的庞大帝国时，俄语借着政治势力盛行在这一大片土地上，但当苏联崩溃各个加盟国获得独立后，俄语很快就开始呈衰退状态。政治和语言显然密切相连，因为政治变化的速度总是很快，官方语言的兴衰也就可以在很短的时段里发生。相反，文化语言则要稳固得多，因为文化的变化都在长时段里发生，负载着文化经典的那些语言也只有在相当长的时段里发生兴衰的变化。拉丁语在罗马帝国时借助帝国的权威而推广到整个地中海地区，欧洲的南部以及日耳曼和部分凯尔特地区。罗马帝国没有成为永恒帝国，在蛮族人侵时垮台了。但是因为在欧洲基督教化以后拉丁语是《圣经》和神学语言，因此拉丁语倒成了永恒的语言，一直在欧洲被使用到19世纪。汉语也起了类似的作用，尽管在整个华夏大地上王朝兴衰不定，操着所谓“蛮夷”语言的北方部族常常统治着中华大地，由于这片土地上占优势的文化的主要内容是用汉语写成的，所以汉语一直常盛不衰，一直使用到今天。印度的梵语是个更有说服力的例证，印度在它悠久的历史中统一的时间不太长，而且整个次大陆上居住着非常多的不同部族。不过，因为印度文化的最主要典籍基本上都是使用梵语，尽管梵语很早就不再是大部分印度人的母语，梵语还是在很长时间里在印度保持着它的活力，直至今天还是学院里教授的学术语言。

语言的使用范围常常是和统治力量的范围密切相连的。近代以来欧洲各国的语言使用情况呈现了相当不同的发展趋向，有的语言如法语和英语显得相当的统一，使用范围广泛，有的语言则异体众多，使用范围有限，这实际上是和这些语言所在国家的政治结构有关。法国的中央集权进行得相当早并且完成得很彻底，与此相应，法语也很早就变成了一种相当规范统一的语言，在整个法兰西王国以及后来的法兰西帝国的领土上推行，尽管普通百姓并不讲国王的标准法语，至少在行政官吏那里使用的是规范化的法语。英国也差不多，国家很早就相当统一，英语也随之而规范成统一的模样。但是德国则不同，德国一直是小邦国的天下，德语也一直没有很好地统一起来。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宁可使用法语，因为在他看来，德语是“半野蛮的，分裂成的方言之多就像德意志的领土一样”。他说的一点不错，领土的分裂和语言的多样性正好是相应的。每种方言都有自己的领地，领地不统一，语言就不会统一。法兰西的绝对专制君主制，相应地就有了在这种制度里使用的也是绝对专制的规范法语，这种规范的法语本身就是官方的法兰西学院的专制权力的产物。西班牙、俄罗斯和瑞典都模仿法国建立了规范语言的科学院，这和这些国家实施的专制君王制密切相合。

我们再来看国家的统治阶层内部的语言使用情况。17世纪以后，欧洲，特别是西欧开始出现文雅的语言，从词汇到句式到修辞的方式都非常讲究。这种刻意追求的文雅语言流行在宫廷和贵族圈子里，这有其存在的理由。法国和其他一些西欧国家的贵族那时正在努力摆脱中世纪的习气，全力进行着文明化的进程，原先以沙场厮杀为业的军官周旋在贵妇人身边，以武力称雄的骑士开始向雅致绅士转变，不仅在用餐等场合讲究举止高雅，而且谈吐一定要漂亮，他们说话时尽力避免带上自己出生地的口音，也不再具有对原籍的忠诚。他们中间形成的这种新型的上流社会精致语言代表了时代的巨大变迁。旧的社会等级制度在崩溃，在新的社会体制里，贵族血统不再是决定社会地位的唯一条件，文化取代了血统决定一个人身份，教养成了上流社会的标志，所以人人都努力地讲一口漂亮高雅的话语。这种新的文明语言切合着新的社会圈子的氛围，几乎是新兴阶层的特权之一，所以从宫廷开始，在贵族阶层以及整个上流社会，讲究的典雅语言和服饰、餐仪等一起成了新的身份标记，这导致了欧洲语言的社会分层。直至今日，尽管欧洲社会风尚已经相当平民化了，上流社会的人士也常常会以模仿街头平民的用语为时髦，但是欧洲的大部分语言还是具有相当明显的高低之分。(https://www.daowen.com)

在变幻莫测的国际政治舞台上，语言的扩散常常和特定政治力量的势力范围密切相合。在这方面，二次大战后的越南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越南在开始民族解放运动时，它的老一代的革命者都是留学法国的学生，所以在最早的革命者小团体中，法语很是流行。在越南的民族解放运动发动起来后，它主要是得到苏联和中国的支援，所以越共的干部都有在苏联和中国生活的经历，与援助者的密切联系促使他们学习俄语和汉语。这样，这两种语言成了越南革命战争时在越南劳动党干部中相当流行的语言。由于中苏分裂，越南共产党在这两个盟国间左右逢源，苏联和中国在越南的影响力此起彼伏，使得俄语和汉语的流行度也各有高低时有变化。而在越南南方，美国是保护南越政权的主要强国，美国在南方的巨大存在使得英语取代了原殖民语言法语而成为一代南越人的主要外语。这样，汉语、俄语和英语在越南各有其流行的范围，其范围完全由政治局面所决定。当南北最终在北方的武力下统一起来后，北方政权决心要将带有殖民地色彩的文化彻底清洗掉，这种文化的重要标记就是使用英语和法语，所以在南北越流行过很长时间的英语和法语从新统一的越南的教育系统中消失了。政治地图的改变直接导致了语言地图的改变，有谁私下里学习这两种语言，就会立刻被怀疑是对新的革命政权不忠，是在打算逃离越南，一经发现将受处罚。原来在革命阵营里流行的汉语和俄语也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命运不一。在中苏对立的背景下中国和越南关系急剧恶化，汉语从此不再是越南的主要外语之一，学校的课程里不再有汉语。以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越南不再能依赖苏联集团的援助来维持生存和发展，这个国家被迫向世界开放，过去年代里大力推行的俄语教育无助于当代世界里的经济活动，俄语并不是国际贸易的语言。自上世纪80年代越南开始推行经济自由化政策以来，俄语逐渐退出了越南的教育系统，英语和法语这两种国际性的通用语，特别是英语，又回到了越南的中学教室里。最近以来，美国和越南的关系在升温，英语越发受到了越南教育当局的重视。在整个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政治的势力升降引导着语言的扩张和收缩。

语言和政治的关系非常复杂，以上所论述的情况基本上都是涉及国际政治与语言传播的关系，当一个国家的势力上升并扩展到整个地区或大陆时，这个国家的语言会影响到势力所及的周边甚至远方的国家。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部，如果社会上同时使用着两种以上的语言，不同的语言会被赋予不同的角色，各有各的使用范围，并且各有自己的象征地位。在中国这个广阔的土地上，我们看到的是非常多的语言共生共存，但是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社会位置，所有的语言都处于一个恒定的价值等级体系中。在这个等级体系里居于最高位置的是“普通话”，在台湾地区称为“国语”，这个名称本身就清楚地表明了它属于最有价值的语言。在它之下的是“方言”，其社会价值明显低一等。如果在一个地区又同时存在着不同的方言，那么这些方言也不是混同一起的，它们之间常常也有等级差异。在上海这个移民城市里，最重要的当然是普通话，因为这是政府和官方使用的语言，是所有正式的场合里规定使用的语言。在上海还有许多方言，其中又以“沪语”，也就是“上海话”，为地位最高。其次是来自邻近地区和省份的方言，在这些方言里也有等级。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苏北方言的地位最低。这种等级体系规定了语言的使用范围，上海的居民知道在什么样的场合使用什么样的语言。在一定的年龄层中受过教育的人在家里和父母讲祖籍的方言，在和朋友同学交往时说上海话，在办公室里或在正式会议上发言时使用普通话。如果是在跨国公司或外资企业工作的白领职员，他们还需要和上司或海外同事说英语，使得上海的语言地图更加繁复。与社会结构密切相关的这种语言等级体系也会深刻地影响语言使用者对语言的感觉。语言不再是简单的交际工具，而是一种体现了价值的社会存在物。不同的语言既给使用者以不同身份的提示，也在很大程度上界定了交际实践的性质。社会上的每一个成员，在参与任何语言交际时，听到对话者在使用什么语言，就能够知道这是家庭成员间的倾诉，是朋友间的闲聊，还是向领导的汇报。

这种语言和社会等级之间的紧密联系常常会以更加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并牵连到更加重大的政治问题中去。台湾地区的语言问题就是一个例子。台湾地区的原住民讲的许多语言都是属于南岛语系，和汉族语言相当不同。从14世纪以后大陆移民把闽南话和客家话带到了台湾，经过这么多年一代代的传承，现在被称为“本土语言”。从17世纪清朝在台湾巩固了统治后，官话，也就是现在的台湾国语，被带到了岛上，并成为台湾地区的官方语言，建立了从官话、闽南话、客家话到原住民语言这样的语言等级。但是在甲午战争后日本强迫中国签订《马关条约》，从而霸占了台湾，日本在台湾的殖民当局强制台湾人学习和使用日语，任何人一旦被发现使用当地语言就会受到严厉惩罚。从1895年到1945年日语成了台湾社会上的官方语言，目的就是要把台湾人都改造成日本帝国的臣民，以便永久地霸占台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40%的台湾人会讲日语，70%的台湾孩子能读日语。战后台湾回归中国后，新任的台湾省长陈仪一到任，马上宣布他要把汉字和国语带回台湾，大批的国语老师从大陆来到台湾教授国语，很快国语就取代了日语而成了台湾的官方语言。台湾的语言环境恢复到了日本侵占之前的状况，国语占据了最高的地位，是正式场合和官方交际的语言，下面是闽南话以及客家话，最边缘的是那些原住民的语言。但是和清代不同的是，这些语言都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国民党推行的语言政策和意识形态密切相关，讲国语是爱国，讲方言则是不爱国的表现，会招致惩罚。简体字和传统的“正体字”在台湾地区则是区别敌我的最直接的标准。

蒋经国晚年放松了国民党对台湾的政治控制，在语言政策上则是废除了对讲方言的学生的惩罚。李登辉继任后着手改变台湾政府的语言政策，不再提倡国语压低方言。民进党上台后大力推行根据它的政治目的制定的语言政策，他们不再使用“方言”这个名称，把闽南话和客家话称为“本土语言”，从小学开始就教被称为“台语”的闽南话和其他本地语言。很显然，他们的目的是有朝一日让“台语”取代“国语”。不过，尽管台湾教育当局目前采取双语政策，总的趋势是国语使用得愈来愈普遍，这是社会语言发展的趋势。同时，不同语言使用的范围也在变化。不仅是不同籍贯的人分别使用国语和闽南话、客家话，现在地域上也出现了语言使用的分化，一般来说，在城市里特别是大城市里，国语的使用日益扩大，而在农村地区所谓“台语”的使用比较广泛和稳定。与此相关的语言意识形态也有了变化，过去时代使用国语和爱国立场相联系，现在那些努力维护和推广“台语”的人士则将闽南话、客家话和本土身份相联系，尽管这些汉语的方言原本也是从大陆带人台湾岛上的。真正的台湾本土语言是那些原住民的语言，其使用范围现在相当有限，基本上不大可能成为标志台湾身份的普遍性族群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