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语：我们需要怎样的语言政策？
语言政策现在是一个常见的概念，世界上不少国家都制定过语言政策并在运用国家力量推行语言政策，同时也有许多语言学者以语言政策为专业，专门为国家和政府的语言政策寻找理论上的基础。不过，语言政策应该来说是一个晚近的概念和做法，过去的年代里尽管也有以国家的力量为语言立法的做法，法国早在1539年就曾颁布法令，规定官方文书要用法语来写。但是，那是民族语言意识觉醒的表现。现代国家语言政策的制定和推行应该说是与激进主义意识形态有关，其理念是国家有能力和义务来重新塑造社会和个人，使之符合某种理想的图景。语言是个人和社会身份最明显的标志，规划语言也因此成为改造社会和个人的不二途径。所以，国家权力对语言的干涉在启蒙时代以来一直就有，只是到了现代，这种干涉的深度和广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语言政策和规划的一个基本推动力是对纯洁语言的渴求。制定语言政策的人，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语言学者，都把保持和恢复某种想象中的纯洁语言作为目标。值得注意的是，经过了20世纪上半叶的大灾难，人们已经放弃了对纯洁种族的追求，保卫和恢复纯洁的种族，这已经不是一个可以公开宣布的政治目标了。不过，对纯洁语言的追求，却还是到处能听到的公开发表的声明。其实，对纯洁语言的向往和对纯洁血统的向往几乎一样古老，从大众心理上来说，人们有一种本能的对外来“污染”的排斥倾向，表现在语言问题上就是对外来词汇和用法的排斥，把借用进自己本民族语言的外来词看作是一种“污染”。有意思的是，“污染”只是一个比喻，却是一个非常不合适的比喻。因为真正的污染指的是品质败坏的污秽之物，但是进人本族语的外来词汇本身并不拙劣，相反倒是在其本国被视为精华的。16世纪时，意大利学者本博大力主张要遵循“最纯正，最洁净和最清晰的”原则来使用意大利语，根据他的理想，意大利的一些语言学家在佛罗伦萨成立了一个“秕糠学会”，其使命是将外来杂质从意大利语言里清除出去，纯洁的意大利语被视为高贵的需要仔细保护的优秀语言。但是，就在意大利的邻居那里，一样的意大利语则被看作是需要排除出去的秕糠。法国学者埃蒂安（Estienne）1578年发表了题为《关于我们时代的廷臣中意大利化的矫饰的新法语的两篇对话》的著作，激烈批评宫廷中的时髦廷臣喜欢使用模仿意大利语的词汇，他举例说，那些时髦人说“散步”时，不使用法语词“se Promener”，而使用仿自意大利语的“spaceger”，在说“道路”时，不用法语词“chemin”，而用借自意大利语的“strade”。在这位作者的笔下，意大利语成了杂质，需要排除。同样地，在埃蒂安眼中高贵无比的法语，在法国的邻居那里，又成为了需要清除的杂质。一个名叫韦尔夫（Werve）的弗兰德人在1553年写了一部《荷兰故事宝库》，同样激烈地谴责法语对荷兰语的污染。一般来说，英国人要比其他国家的人对自己的语言更随意一些，但是在英国也有语言纯洁主义者，像乔叟这样的大作家都被人批评为是“一个大搅合者，把法语和英语搅合在一起”。德国政治上统一得很晚，在语言上也一直是方言繁多，但是德国也没在欧洲的语言纯洁运动中缺席，德国人模仿意大利的“秕糠学会”，创办了一个“丰收社”，同样以纯洁语言作为宗旨。丰收社的成员盖因茨将德语比作是一个“被外国语言包围的纯洁少女”，他们特别反对法语词汇在德语中的流行。这些欧洲国家为什么都如此地反对来自邻国的词汇呢？显然不是因为那些外来的词汇本身有什么丑陋的地方，完全是因为这些词汇的外国标记，对语言纯洁这个概念的迷恋，来自于对纯洁的民族性的迷恋。
随着民族国家这个概念的确立和扩散，人们普遍对语言具有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非常警觉地对待和自己民族语言相关的任何问题。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将民族定义为一个语言、历史、文化、种族和地域的统一体。在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中，历史、文化、种族这几个因素在现实中实际上都相当地模糊而难以确认，只有语言明确而界限分明。因此民族国家的地位不太肯定的国家里，政府和社会舆论都高度重视语言问题，会采取种种措施来保障整个社会只使用一种共同的语言，而且必须是纯正的本民族的语言，以确保民族国家的同质化。特别是从18世纪中期开始，语言问题和民族问题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甚至可以说人们重新发现了语言，德国思想家赫尔德（Herder）把民族定义为以语言特别是口语凝集起来的一个共同体，并且声言，居于统治地位的民族要靠“使用更加文明的语言”来统治，就像靠手中的剑来统治一样。德国哲学家费希特（Fichte）的论点更加极端，他说：“凡是在可以找到独立语言的地方，必定存在着一个能自行管理自己事务并自行进行统治的民族”。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无疑会产生对外来语言和语言混杂的疑惧。所以，面对实际上难以避免的语言混杂现象，我们经常能够听到痛心疾首的呼吁，仿佛语言的不纯洁必定会导致家国沦丧。这些呼吁惊世骇俗，常常还会引发出更加有害的反应来。有些极端的语言纯洁主义者不满足于清除外来语，他们认为上流社会使用的精致语言已经丧失了语言原初的纯洁状态，只有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说的语言才是真正纯洁的语言，这种民粹主义的语言纯洁观在现代中国也曾很流行，把没有受到过现代文明或西方文明影响的乡村里的语言作为最纯真的语言来大力提倡，这实际上和反文明的蒙昧主义只有一步的距离了。更不应忽视的是语言纯洁运动曾和最邪恶的种族主义相关联。德国的纳粹党非常支持德国语言学会“驱逐外来词汇”的运动，因为这恰好符合纳粹意识形态关于崇仰纯粹的德意志精神的观念。
几乎所有的现代国家都有过语言纯洁的运动，但是，如果我们采取一种长时段的观察角度，我们会看到，其实对语言纯洁性的这种高度敏感是近代以来的现象，在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盛行之前，多种语言混杂是一种常规。据历史语言学家们的研究，混杂是大多数语言都经历过的或正在经历的过程。现代语言，像英语、法语等，都是来自罗马帝国衰亡后欧洲的大动荡年代。官方的拉丁语逐渐地为俗拉丁语取代，俗拉丁语和本地土语交杂，产生高卢罗曼语，就是在混杂中渐渐产生了现在的法语。英语也是如此，在中世纪的英格兰，盎格鲁撒克逊语和法语、拉丁语长期混杂，同时还大量吸收来自斯堪的那维亚地区的语言词汇，渐渐地形成了现在的英语。一般大众的心目中，像英语、法语、德语等语言是高雅纯洁的语言，而在一些原殖民地区通过殖民者语言和本地语混合而产生的被称之为“克里奥尔语”的混合语是没品位的低级语言。实际上历史语言学家们有充分证据表明，今天高雅的英语、法语等，非常可能原来都是多种语言混杂的克里奥尔语，只是经过了语法学家们的规范和文学家们的精心加工才变得如此体面。
语言文化的历史表明，在人类文明的演变过程中，不同语言的接触、碰撞、交流和混杂是最常见的现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发生。罗马帝国后期的民族大迁移造成了拉丁语和蛮族语言的大混杂，成了许多现代语言发生的源头。古代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向南方的征伐攻击和定居，导致了汉语和北方阿尔泰语系的语言的混杂，深刻地改变了上古汉语的结构，我们今天说的普通话，肯定也是经历过类似克里奥尔语的过程。欧洲对亚非拉的殖民，把欧洲语言，主要是英语、法语、荷兰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等，带到了远方，造成了许多克里奥尔语。这些是规模比较重大的语言碰撞和交流运动。历史上还有许多涉及人数较少的移民潮。例如，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后希腊人离开拜占庭移居意大利，1492年天主教重新征服西班牙后犹太人离开西班牙前往意大利和尼德兰，1685年路易十四废除南特敕令后法国新教徙离开法国移居伦敦、阿姆斯特丹和柏林，等等。这些群体移民到了新的国度后，他们会学习当地的语言，同时也会继续使用自己的母语。当地的居民不可避免地也会接触和学习新移民的语言。在翻译和互相学习的过程中，两种语言都会发生变化，都会受到对方的影响。而且，在中世纪和早期近代，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也就是说不存在一个国家一种语言的情况，大部分国家都混杂着使用多种语言，特别是在那些港口城市如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和威尼斯，混居着来自欧洲各地的人，街头能听到各色各样的语言，这些港口城市也因此而成为多种语言的出版中心。17世纪阿姆斯特丹的出版商经常性出版的书籍包括了法语、英语、西班牙语、德语、意第绪语、俄语、匈牙利语和格鲁吉亚语等语种。在东欧小国，语言混杂得更加厉害。在匈牙利、捷克这样的国家里，一个小小的村庄里会有五六种语言共存着。人们必须在不同的语言之间转换来转换去才能够完成生活中的一些简单事务。在统治者那里，为了表明自己是整个国家所有臣民的君主和统治者，他们都会讲许多种语言。尼德兰的执政者沉默者威廉会说法语、荷兰语、德语和西班牙语；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里奥波德懂拉丁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还有德语；瑞典国王埃里克十四除了瑞典语外还懂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法语和芬兰语。这些君主手下的大臣们有时懂的语言更多，特别是他们的外交大臣们，有位名叫比斯贝克的荷兰大使用拉丁语写过一篇有关奥斯曼帝国的重要报告，他同时还能说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法语和克罗地亚语，当然还有他的母语荷兰语。至于文人学者那就更不用说了。事实上，在欧洲历史上语言能力一直是一个有教养的人的主要才能之一。英国传统上有送年轻贵族去大陆游学的习惯，称为“大旅行”。除了长见识，学习语言是个重要目标。当人们普遍地说几种语言的时候，语言之间的“感染”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没有一种语言可能处于理想的隔离状态而保持纯洁，实际上也从来没有什么纯洁状态下的语言，可以说我们现在时代的那些大语种，都是混血儿。马丁·路德，这位最早意识到语言重要性的宗教改革家，曾经很明白地说：“所有的语言都是混合的。”这不是他的创造性发现，阿尔萨斯的人文主义者雷纳努斯早就说过，“一切语言都是天然混成”。到了18世纪，意大利作家切萨罗蒂（Melchiorre Cesarotti）在一篇关于意大利语的文章中论证说：“没有一种语言是纯粹的。”或许是因为人人都有追求纯粹完美的倾向，所以许多关注语言问题的人在指出语言的混杂现象时都会使用嘲弄的口气，有人将英语说成是一件打满补丁的乞丐服。德语被看作是拉丁语、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的混合；意大利语被看作是伊特鲁里亚语、希腊语、拉丁语、德语和法语的混合；西班牙语被看作是拉丁语、阿拉伯语、希伯来语甚至西哥特语的混合。这些看法显然是夸大其词的，因为批评者指出的只是这些语言的词汇中使用着外来语借词。现代学者的态度要合理得多，没有什么语言是没有借词的，特别是在历史上有着密切交往的两种语言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借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具有借词并不是语言不纯洁的证明，恰恰相反，借词是语言丰富词汇的一个重要途径。16世纪时有位名叫盖斯纳（Conrad Gesner）的瑞士学者声称，“在今天所有的语言中，英语是最混杂和最腐败的。”原因当然是因为英语中的外来词最多。但正是因为英语广泛地吸收外来词汇，英语现在是世界上词汇最丰富的语言。英语词汇的“芜杂”不仅没有妨碍它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英语，而且可以说英语丰富广阔的词汇是这种语言成为世界通用语的有利条件之一。
从这些历史的和当代的语言现实来看，尽管一直有人对语言的混杂现象感到害怕担忧，但是这实际上并不是一种理性的态度。借用外语的词汇，受外语的某种影响，那是语言发展过程中最正常的现象，也是个有益无害的过程，在制定国家和社会的语言规划的时候，如果以想象中的语言纯洁性为目标，那只会妨碍语言的发展，对于我们的语言走向更广阔的世界是不利的。(https://www.daowen.com)
对纯洁语言的渴望是导向语言规划的一个古老的动力，在当代又出现了新的一种为语言规划提供理论基础的思潮，这种思潮不像语言纯洁派那样的为人熟知，也不那么得到大众媒体的宣传。这种思潮流行于一些知识分子中间，来源于后殖民主义理论。
我们在前面论述过，英语在当前世界的优势地位，不完全来自美国的经济实力，更来自美国主导的流行世界的经济思想和规则，即作为世界经济组织的主流思想的自由市场自由竞争的经济规则和原理。这样，反对自由资本主义的理论家们也因此而批判起英语在维持全球资本主义体制中起的作用。这种语言批判理论有几个主要的思想源头。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将话语交往看作是造成压迫人的政治体系的一个主要方法。法国哲学家福柯认为，在物质性暴力控制不再可行的社会里，通过话语说服而实现的意识形态控制是确保现代形式的权利压制的主要手段，话语的历史建构对政治现实的产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则提出著名的文化资本理论，他揭示了社会精英如何通过制造和使用标准语而掌握着社会上的文化资本。在这些理论的启示下，主要也是在英语国家里出现了批评语言学派，他们抛弃了语言是中性的交流媒体的传统观点，也不相信有客观使用语言陈述事实的可能，他们注重于研究社会的统治阶级是如何使用语言来建立和维护社会的等级体系以保持自己压迫下层阶级的地位的。许多批评语言学家们的视野扩展到全球。他们指出了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的地位迫使发展中国家屈从于发达国家的话语优势，而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内部，统治阶级又通过英语来保持自己相对大众的优势地位。换言之，英语不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的附带产物，英语本身就是一种霸权。由于语言作为文化资本或符号权力的可转换性，被统治民众渴望加人特权阶级，以便分享特权，所以努力掌握英语，这就是为什么在没有暴力或强权迫使的情况下，英语仍然能够在国际上越来越流行，在没有任何法令强制的情况下，人们竭力地学习英语，异口同声地要求学校里教更多的英语，毫不犹豫地接受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这使批评语言学家觉得他们负有责任来揭穿这个骗局，要向人们指明语言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当代的新殖民主义者是如何使用语言来制造和维持国家间和社会内部的不平等的。
批评语言学家对平等的关注是值得赞扬的，但是他们或许过于夸大了语言的作用，同时也忽视了语言的一个本质：语言是一个共享的工具。将语言视为一种文化资本或许可以揭示语言的某些功用，但是不要忘记，这无论如何只是一个比喻，并且是一个蹙脚的比喻。语言和资本有着非常不同的特性，资本是排他性的独占性的，资本在流动过程中，一个人的得就是另一个人的失。但是，一个人学习了另一个人的语言，两个人就共享了这种语言。语言不是排他的，更不是独占的。英语是在一个充满血和泪的过程中传播到印度的，但是一旦印度人掌握了英语，英语也属于印度就像它属于英国或属于美国一样。并没有因为印度人使用着英语他们就在某种权力关系中从属于英国和美国。就意识形态来说，道理也一样。你可以用英语来鼓吹自由资本主义，我也可以英语来批判这个资本主义。事实上，国际上最重要的批评自由资本主义的著作都是用英语写成的，批评语言学的著作也都是用英语写成的。
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一个简单的事实。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我们必得需要一种共同的语言，英语并不是一个比其他语言更糟的选择。平等的观念值得重视，但是如果所有语言都同样地得到使用的话，整个世界要么退回到互相隔绝互不来往的旧时代，要么承受非常高昂的翻译费用以致任何充分的交流都变得不现实。
最后，如果发展中国家听从批评语言学家的建议，在自己的国家里推行强有力的语言政策，排斥英语，教授本国语言。考虑到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是多语种国家，所有的本地语言也应该分享平等的教育资源而进人公共教育体系，各个社团都只学习自己的母语。这是一个理想的境况，但是，不需要很强的想象力，我们就知道对这些国家的民众来说，这样的语言教育结果会是什么。对于具有自己语言的少数族群，这样的教育制度是不能带来社会发展的。正像我们在世界许多地方看到的那样，普通民众会为自己的孩子选择英语，他们会为此投人家庭的教育资源，如果他们发现在公共学校里得不到他们所需要的英语教育，富有的家庭就会转向私立的英语教育机构，这只会加大社会的不平等。如果出于反对西方英语霸权的信念，有关政府采取强力的语言措施，禁止学习英语，强迫人们只学习本国官方语言，这就是一个十足的专制政治的作为了，在这样的专权制度下，人们离自由更远了，所谓的语言平等对那里的人民来说也就毫无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