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语言发展的前景

全世界的学生都在学习英语，各行各业的从业者都觉得英语是他们职业生涯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上升因素，英语在世界上的流行导致了一种普遍的焦虑。法国依然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前车之鉴，19世纪以来法国的学校大力教授标准的巴黎法语，结果布列塔尼人忘了他们世世代代讲的语言。其他地方的历史悠久的方言，例如奥克语、普罗旺斯语等也逐渐被人遗忘，导致了这些传统语言几乎完全消亡。在不列颠群岛上，英语的流行造成了威尔士语、苏格兰语和爱尔兰语的低落。欧洲以外也有类似情况，西班牙语在拉丁美洲的广泛使用，造成当地各种印第安部落语言的消亡，在北美情况也类似，大量的印第安语言在英语的汪洋大海中沉没。人们把这种情况称为语言灭绝，与种族灭绝相提并论。由于英语是现代大多数国家的第一外语，从俄罗斯到阿根廷的小学生都在努力学习英语，有一种普遍的担忧，认为英语的流行最终会像巴黎方言在法国各地的推行一样，导致各地区传统语言的灭亡。人们会最后逐渐地放弃自己的母语，采用英语作为唯一的生活用语。这个前景当然足够令人震惊。不过，做出这个末日预言的人没有区分官方语言和外语根本不同的社会作用。借助学校和媒体的巨大规范作用和强制力量，官方语言确实可以替代和掩盖掉地方性语言或方言。但是一旦一种语言越出了支撑它的政治主权的有效国界，当它仅仅是一种外语，几乎不可能取代学习者的母语，尽管它也可能成为非常流行的一种语言，它始终只可能在社会生活中起辅助的作用，因为国家可以运用统治权力，将政治、民族文化、教育、法律等关链领域保持在使用民族语言的范围里，由此有效地保证民族语言的活力。欧洲的一些小国就是很有说服力的例子。荷兰、卢森堡和丹麦等国家里英语的使用非常普及，受过良好教育的一般民众都能讲相当流利的英语，但是他们的母语并没有因此而受到灭绝的威胁。本土的母语始终维持在重要的社会领域里，英语则在其他并不太关链的领域里得到普遍的使用。无论如何，双语是一个常见的语言状况，并不需要特别的投人和才能，我们完全可以保持信心，如果没有特别的政治压力和措施，外语不会威胁传统母语的地位和流行。所谓的国语，在强力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制度的安排下，完全能够保持它在一个国家范围里的活力、高流行度和使用度，即便这个社会在学习和推广外语上花费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

确实，在当代世界的很多国家里，常常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既有外语的广泛使用又保持着国语的厚实根基，让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双语的平衡状态。无论如何，英语不会成为我们这个世界的唯一语言。尽管有许多人，包括语言学家、社会活动家和一些政治家在大声疾呼，宣称英语的普遍教学和流行会导致其他语言的逐渐死亡，人类社会将会沦落到只有一种语言的可怕境地。但是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英语从北海三个小岛上的一个小语种发展到成为今天世界上最重要的强势语言，是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的。这是英国向北美、澳大利亚和南非成功殖民的一个结果，但是殖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英语或者任何其他语言都不可能作为宗主国的语言而被强力推行到其他国土上去了，在英语国家以外的所有国家里，现在英语只能也只会是一种外语，不可能成为取代当地语言而被采纳成第一语言。英语确实有其优势，但是，英语只是一种商务、娱乐、科技、旅游、新闻和交通的用语，它不是作为母语在传播，也不会进人私人日常生活的领域里。即便是在英语非常流行的国家和地区里，例如北欧的一些国家和中国的香港，英语也是人们在工作时使用或在娱乐时看和听，英语并不是人们和家人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使用的语言。在我们这个时代经济文化的全球化已是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因此英语自然会继续成为各地人们必定要学习和使用的语言，但是其外语的地位不会改变。各地本国或本族语言则会继续作为个人生活的主要语言而存在，放弃母语改用英语的情况会有，那只是发生在移民人群中，所以，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特别是比较发达和稳定的国家地区里，出现的是一种平衡的语言状态：英语作为一门实用的外语被普遍学习和使用，本国语言则继续作为母语而保持其强劲的活力。当代社会的这种双语制其实一点也没有什么令人惊讶或例外的地方，因为这是一种人类社会自古以来的语言常态。整个中世纪的欧洲就是一个书面拉丁语和各地方言并存的双语社会；中国其实也一样，直到近代，中国的士族社会里都是同时使用着书面的文言文和本地的方言，尽管方言和文言的距离有大有小。(https://www.daowen.com)

不过，就像世界上的所有事情一样，如果说许多社会里本国语和强势国际语或族际语之间能够达到一种双语平衡，这种平衡总是处于一种动态之中，这是因为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人类社会总是拥有两种以上的语言，常常会有第三种语言加人语言的竞争，在印度，英语是优势族际语，人们同时还有自己的部族语，这样构成双语局面。但是在印度还有一种使用相当普遍的族际语，那就是印地语，也有其使用的特定场合。在欧盟，英语无疑是欧盟各国人民在自己的母语以外使用得最广泛的国际语，它的主导地位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在欧盟的许多国家里，法语和德语也被相当普遍地教授和使用，虽然这两种语言并不能真正地和英语竞争而成为欧盟的普遍交流用语，但是其地位也是不容忽视的。这就表明，语言的使用状况并不是某种规划所能决定的，所有的社会，特别是交流广泛的现代社会，总是在多因数的情况下演化的。繁复的语言交流情景，从家庭中的私密对话一直到国家元首的正式演讲，选择什么语言涉及很多的习惯和考虑，使得最强有力的语言政策和规划也无法完全决定一个社会里语言的生存状况，不同语言间在一个社会里的地位一直在变化，在同一个社会里不同身份的人的语言使用情况也不一样。北京、上海、广州以及中国的一些发达城市里的许多跨国企业白领，往往在家里和父母亲人说本地的方言，在家门以外一般的社会交往中使用普通话，到了办公室里和外籍同事及上司使用英语。这是他们的三语生活。但这只是这个人群的语言生活条件。外乡到大城市谋生的其他打工者，本地出生的企业员工，各自都有其特定的双语或三语生存。这也不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特有的语言状况，世界上处于城市化和全球化的所有地方，都是有着非常复杂而多变的语言使用状况。并不是如有些语言民族主义者们所说的那样，只是本国本族语言和外来的西方殖民者语言之间的两元争斗。

在考虑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的语言生态时，我们还要注意到一个重要的影响因子。语言和人类使用的其他工具不一样。提倡抵制舶来货号召大家用国货，结果最多是大家不得已而求其次，改用质量稍差的器具。语言则不同，语言本身没有优劣之别，但是语言是个交际工具，使用者越多的语言越有学习的价值，因此语言的使用上往往会有胜者越胜败者越败的自我完成过程。越是使用的人多的语言，越是会吸引人来学习和使用，越是使用的人少的语言，越是没有人来学习和使用，结果就导致了强势语言的迅速扩张。如果说在殖民时代，殖民地里的各种语言地位不平等，殖民者的语言会借助殖民当局的政策而拥有人为强制的优势，那么在非殖民化以后，被殖民者的语言都获得了法律上的平等地位了，在那时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等前殖民者的语言仍然保持着其优势地位，其原因就不是政治性了。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们会指出，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在前殖民地保持优势，是因为后殖民社会仍然不是一个完全消解了殖民体制痕迹的社会，取代了西方殖民者的新统治阶层都是在英语和法语文化中培养成长的本地精英，他们当然愿意保持英语和法语在后殖民社会中的文化政治优势，这非常有利于他们保持自己的权力地位。这个说法或许是有其道理的，因为我们看到取代英国人统治印度的国大党领袖们都是在宗主国的英语学校里毕业的优等生，取代白人统治南非的国大党黑人领袖们也都是英语娴熟的精英分子。在尼日利亚等非洲前英国殖民地，在西非和北非的那些前法国殖民地里，非殖民化后的情况也都相同，都是受过英语和法语教育的本地精英成了独立后的统治阶级，他们当然希望保持他们的文化背景所给予他们的地位和声望，不肯放弃英语和法语在独立后的国家里的优势地位。但是即使这些新兴国家的领导人真心实意地希望排除旧殖民主子的遗迹，想要推行语言上的非殖民化，这个政治意愿也是难以实现的。首先是因为在这些国家里语言繁多，如果真的实现了所有语言一律平等的政策，那么很自然地，参与竞争的语言越多，越难以和英语或法语这样的大语种相抗衡。还有，即便没有很多语言出来和英语或法语竞争，即便每个后殖民国家都只倡导一两种本国语言而试图排除掉英语或法语这样的殖民语言，这对新兴国家的发展也是相当不利的。社会语言学家们和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们关心的是语言的多样性和保护民族文化的传统，但是实际生活中，使用和学习语言的千千万万个家庭和个人所关心的是语言的实用性。全球化的世界中积极地加人全球的交往中去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二道路，封闭内向是落后的同义词，所以抵制和反对英语等前殖民语言是一个漂亮的口号，运用政府力量强制推行本民族语言也有理想主义的魅力，但是，质之于现实，情况就相当不同，越是现代化的城市地区，语言的使用越是复杂多变，或许我们会将意识形态的判断加之于一些语言上，或许我们会把情感价值赋予一些和我们的童年记忆相关的语言，但是语言的选择和使用不是政府或什么官方半官方机构所能左右的，这是千百万人根据自己的习惯和实际需要所确定的，最终形成的语言地图不是由计划者的意志所决定，所有的人都希望自己在学习语言上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能够得到最大的回报，也就是说，能够得到最大的交际效果，他们不会为了语言多样性的理想或者某种抽象的理念去花费宝贵的学费和时间。最可能出现的实际语言生存情况是一种本族语和最通用的国际化英语的共存，同时有许多次要的语言在一定的范围里流行。反对单一的通用语的理由听上去很动人，但是，如果真的实现了各个民族语言都平等地共同使用，国家和个人恐怕承担不了因此而产生的巨大翻译和教育费用。富裕的欧盟都有点难以负担多语种之间的法定翻译费用，如果在印度和南非这样本土语言种类非常繁多的国家里也实现所有语言一律平等，实践每种母语都具有官方语言的地位的政策，那么国家的巨量资源都必定要被用去进行语言间的传译，这实际上是会损害而不是帮助发展中的新兴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