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动机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一)研究动机

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它是表达交流的中介,认知的工具,文化的载体。

罗杰瑞曾经指出:“世界上很少有语言像汉语那样含义广泛。……当你要指的是某个时期的汉语时,这就会产生某种的不便,假如要避免歧义,你就得使用某种复杂的名称——古汉语、文言、中古汉语、早期白话……”[2]

这些名称关涉汉语史研究中的很多问题。

重建汉语史必须要有正确的史学观。

其一,“古汉语”是一个通行但又宽泛的概念。“如果求名实相副,所指应该是‘古代汉民族的语言’。这几个字牵涉的问题很多,因为‘古代’的下限难定(上限只能到有文献可考),‘汉民族’的内容太杂(尤其商周时代)。”[3]通行的观点,汉语以五四为断限划分古代和现代,“古汉语”这个概念囊括了先秦至清末长达四千年的汉语历史。严格地说,“汉语”由汉族得名[4],其前身为“华夏语”,汉代以后各个时段,无论是语音、词汇、语法,都有不同的面貌。然而事实上,“直到不久以前,还是有许多人把‘古代汉语’当作一个单纯的东西来对待”[5]。索绪尔强调了语言的共时研究(主要指当代)和历时研究的区别,因而具有深远影响,但遗憾的是他没有指出(或者说强调)历时研究是由若干共时断面研究作为基础的;故从研究的角度来说,“汉语”应划分出远古、上古、中古、近代、现代等几个阶段,而不是混沌一块。

其二,按照王力先生的观点,“古代汉语是一个比较广泛的概念,大致说来它有两个系统:一个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以及后来历代作家仿古的作品中的语言,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文言;一个是唐宋以来以北方话为基础而形成的古白话”[6]。这段话从今天来看,要作一点修正:首先,根据语言的传播媒介功能,书面语和口语才是“两种可选择的‘平等的’语言表达系统”[7],而“文言”和“古白话”仅仅是汉语古代书面语的两个系统。其次,根据最新的研究,“周代和周代以前所遗留下来的书面语,秦代至汉初的某些书面语,大致是和当时口语相近或相一致的,汉初以后,各时代文人的书面语仿照前人的词汇、语法用法和行文格调,成为一种脱离当时口语的‘特殊书面语’”[8],这就是“文言”,而“从汉末魏晋以后到‘五四’前(权作这样划分),还有一种与口语基本一致的书面语,这就称为古白话”[9]。因此,古白话语体,应该始自汉魏而成熟于唐五代。

其三,王力先生认为,“我们学习和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前者,即上古的文学语言以及历代模仿它的典范作品”[10],而从汉语史研究来说,两者都不可偏废,某种意义上,后者(与文言相对而并存的,反映东汉至五四历代口语成分的白话)更显重要。

在语言研究历史上,人们对书面语和口语关系的看法有很大的分歧,事实上,书面语和口语并不“平等”,它们的物质形式有差别:“口语使用‘语音实体’,呈典型的空气压力运动形式;书面语使用‘图文’实体,为典型的表面标记的形式”[11]。

历史上曾经流行书面语至上论,“几百年来,书面语一直占据首位。它是文学的工具,因此也是判断语言优劣的标准的根据。人们认为书面语使语言具有永久性和权威性”[12]。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书面语能反复阅读并经得起推敲,能表达更为紧凑、复杂的结构;书面语为避免依赖语境而了解意思,往往更仔细、最大限度减少模糊和歧义;书面语的“图文特征”(表格、图形、公式、标点、色彩)具有口语没有的图文效果;书面语的语法、词汇更为精密;书面语比口语更正式,受法律约束的协议,如合同,通常要求用书面形式来书写。[13]我们还可以以汉语为例。前面已经说过,语言不仅仅是认知的工具、表达的中介,更是文化的载体。为什么“中国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显然对口语不感兴趣”,“是因为从公元前3000年一直延续至今的深厚的中国文化统一体,即使在过去政治分裂的时期,那种文化上一统的单一帝国理想,从没被忘却过。汉语,特别是它的书面语,一直是这个文化统一体的最有力的标志。由于汉字不反映不同时期、不同方言的具体读音,使人感到汉语是统一的、不变的,这就更便于汉语作为政治、文化统一的标志。而过去各朝各代一直使用的书面语言即文言文,变化也极小,这更加强了汉语是统一的、不变的这种看法”。[14]

当然,也出现过“口语至上论”。为什么20世纪世界语言学研究偏向于话语分析?是因为口语至上论者认为“口语比书面语早好几千年;小孩的口语是自然发展的(而书面语却需要人工教授);而且文字系统是衍生的——大部分是以口语的音为基础的”[15],所以美国语言学家伦纳德·布隆菲尔德(1887—1949)坚持认为,“书面语不是语言”,“而仅仅是用能看得见的符号来记录语言的方式”。既然“口语是书面语的根本”[16],是世界上所有民族交际的最主要的工具(事实上,世界上很多民族没有书面语),它理所当然应该成为语言研究的主要对象。但是,当我们研究语言的历史时,“口语至上论”便遇到了挑战。在语言声学建立和录音技术发明之前,口语无法保存,我们无从听到古人的口语。

客观地说,文言、白话和口语,同属一种语言,而不是分属不同的语言。“三者都是传达文化的手段,并不能和社会上不同阶级的文化画等号。但实际上它们还是反映了中国各阶级文化思想上不同的强调方面。如果把读者画成三个同心圆,那么文言文学的读者群就是最中间的那个最小的圆圈,包围在它外面的那个较大的圆圈里是白话文学的读者群,最外面那个大得多的圆圈,则是口头文学的听众群。”[17]因此,我们研究古代某个时段的语言时,不能不借助反映历代口语成分的有关文献,并以现代方言加以印证。这也是白话文献日益受到重视的原因。

重建汉语史要有扎实的材料基础。

历史语言学的语料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方言和亲属语言的材料,这是现在的活材料;另一类是文字、文献的材料,这是反映历史发展状况的死材料。[18]翻译佛经属于后一类。

研究中古的语言,必然要用中古的语料;要想在中古汉语研究中取得突破,一是要有先进科学的方法,二是要有可靠的语料。但是“中古时期是资料使用方面特别困难的时期。一方面经典的各种注释、史书、佛教道教的经典、诗文的别集等广泛急剧地增加;另一方面,这些资料被后世改动的也很多。如果问纯粹的六朝时期的资料是什么,一下子还不好回答”[19]。

理想的语料当然要充分反映各个时期口语的状况,但流传下来的历史资料中,纯粹代表某个时期口语的资料几乎没有,“在没有录音设备的时代,有声语言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想保存,就不能不靠长寿的书面语言”[20],这也就是古白话材料日益受到重视的原因。

罗杰瑞认为,研究早期白话(或者说反映口语程度高的文献)的资料主要有三种:

1.宗教文献。“传教士,由其工作性质所决定,在传教时都尽量用简单的、易于被人接受的语言来说明教义。所以,早在东汉时期,佛教文献(几乎包括所有的翻译,和对印度原文的解释)就具有强烈的白话味儿。这种白话性质,延续了几个世纪,直到宋代都是这样。”[21]

2.“流行的诗歌和短篇故事的集子也是研究早期白话的重要资料。”[22]

3.“保存有直接对话的文字段落,是研究早期白话的第三种重要资料,这种对话的记载,可以在列朝的正史实录、逸事趣闻及流行的传说故事中见到。”[23]

徐时仪则认为:“列代记载当时实际语言而反映汉语白话发展的文献资料主要有以下作品:

(1)用口语体写的文学作品,如敦煌曲子词、敦煌变文、宋元话本、金元时的诸宫调、元杂剧、明清白话小说等。

(2)为某种特定需要而记载下来的当时口语的实录,如禅宗语录、理学家语录、外交谈判记录、司法文书、直讲体、会话书等。

(3)散见于文言作品中的白话资料,如诗、词、曲中反映口语的语句或笔记史传和碑帖中反映口语的片断。”[24](https://www.daowen.com)

罗氏列举,着眼于文献“反映口语程度高”这一点上,长处是特标“宗教文献”,缺点是没有点明具体的文献资料。

徐氏所列,着眼于“较能反映当时口语面貌的古白话作品”,如“口语体写的文学作品”“口语的实录”,并补充“散见于文言作品中的白话资料”,而且还特标“语录”,指向明确,问题是“择要略作介绍”[25]的项目与分类不甚匹配。如“汉译佛典”,由于“既非纯粹口语又非一般文言”,归不进上述三类;“宋儒语录”也是“文白混杂的半口语化的语言”,严格地说,也不能算“记载下来的当时口语的实录”;“诗、词、散曲”并不对应于“(3)散见于文言作品中……反映口语的语句……”,汉乐府诗和北朝民歌本来就“来自民间”,而列代流传的民歌“本来就属口语的记录”;“散文”当为古代概念,指与韵文、骈文相区别的散体文章,包括说理散文和历史散文,但把“公文法典”和“碑帖”包括在内又无形中扩大了范围,与后面几类形成交叉;“方言”单独为一类似无必要(例举不是活材料),所举例中《秋胡戏妻》《梧桐雨》属于前列的“五 戏曲”,《儒林外史》《歧路灯》属于“八 小说”;“其他”中,“文集”与前“六 散文”交叉,“宝卷”可归入“五 戏曲”,“书信”则与前“六 散文”中“碑帖”相孱杂。

但两者异曲同工的是,罗氏将“宗教文献”列为第一,而徐氏择要列举介绍中将“汉译佛典”放在第一,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翻译佛经无疑是中古时期的重要语料。但是,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翻译佛经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盖因为前人在研究资料上,以先秦两汉文言典籍及后世仿古写成的典籍为“正宗”,而将一大批比较接近当时语言实际的材料,例如诗词曲、笔记小说、语录、诏令、奏状、民谣、道书、碑文,特别是翻译佛经的材料列为末流,排斥在采摭征引之列;其次,翻译佛经本身是一个非常庞杂复杂的体系,疑伪经卷杂出(道安《综理众经目录》设《疑经录》,列26部30卷;僧佑《出三藏记集》列道安所出疑经,并撰《新集疑经伪撰杂录》,列疑经12部13卷、伪经8部13卷;法经《众经目录》卷二著录疑伪经197部;彦琮《众经目录》卷四录疑伪经209部491卷;智升《开元释教录》则列疑伪经406部1074卷),经中俗字异体横行,一些语词艰涩难懂,一般人不敢轻易涉足。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梁启超、吕叔湘、周一良的倡导下,特别是七八十年代李维琦、张联荣、朱庆之、蔡镜浩、董琨、俞理明、方一新、梁晓虹、曹广顺等一批语言研究者克服种种困难和偏见,重新审视、考量翻译佛经的语料价值,并且把它们作为中古汉语的研究对象,才使翻译佛经语料受到广泛的关注。

翻译佛经卷帙浩繁,数量众多,既有一定的时间跨度,也有一定的空间跨度;既有佛学专用词语,也有汉语日常用语;既有某些书面语的语体特征,又颇具口语性。因此,翻译佛经语料在时间轴、空间轴、学科轴、语体轴四个维度上都有较大的覆盖性,是中古时期不可多得的语言材料。正因为这样,在汉语史研究中,翻译佛经语料日益受到重视。在文字、音韵、训诂、词汇、语法等研究领域,均可看到翻译佛经语料的使用,而且还出现了一些以翻译佛经语言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论著。

前辈学者对翻译佛经的语料价值,特别是“喻俗”的价值有着清醒的认识。如吕叔湘先生说:“宗教是以群众为对象的,所以佛经的文字也包含较多的口语成分。”[26]业师蒋礼鸿先生也指出:“所谓‘中古汉语’和前汉以上的‘上古汉语’有其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它的语汇的口语化。这个口语化的现象表现在汉译佛经……方面。”[27]

柳士镇《魏晋南北朝历史语法》、董志翘《中古虚词语法例释》、方一新《东汉魏晋南北朝史书词语笺释》、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都涉及翻译佛经语料的分类、时代问题,方一新《翻译佛经语料年代的语言学考察》[28]还从新词、新义、词语用法及俗字等角度分析验证了失译的《大方便佛报恩经》(七卷)的确切年代。

蓝吉富《佛教史料学》[29]是一部综合介绍佛教文献的著作,主要介绍印度、日本、中国等的佛教史料,其中涉及翻译佛经译本、译义、译音以及疑伪佛典与经录的应用等问题。

但总体上来说,目前尚缺乏对翻译佛经语料全面、深入的研究,鲜见以翻译佛经语料为题的专书或专文研究。同时,在对语料的认识和利用等方面,还存在着诸多不足,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对佛经语料的性质、特点、地位等问题的认识仍不够深入。比如,翻译佛经语料到底算是中土语料还是一种“佛教混合汉语”(朱庆之,2009)?除了口语性、宗教性这些特点之外,翻译佛经语料还有哪些特点?作为“后时语料”的翻译佛经语料,利用时存在着哪些局限?翻译佛经的文体对词汇语法有哪些影响?跟中土文献相比,语料的地位究竟如何?……这些问题尚需深入探讨。

其二,对翻译佛经语料仍缺乏全面、系统的文献整理。尽管我们已有《中华大藏经》《新修大正大藏经》可以使用,但跟其他中土文献相比,我们的校勘、整理工作仍显不足。翻译佛经版本众多、异译屡见,再加上不明时代的疑伪经卷杂出,有些经卷显然难以直接利用,需要做大量的版本考订、文字校勘等工作,才能做到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爬梳出全面真实地反映语言实际、时代面貌的材料。以早期的四大译家现存译本为例,仅吕瀓先生便订正出63部81卷误录之经,其他失译、疑伪的经卷更不在少数。因此,对翻译佛经语料的文献学研究仍必不可少。

其三,翻译佛经语料在汉语词汇史和汉语语法史等研究领域应用较多,如李维琦、张联荣、朱庆之、蔡镜浩、方一新等人在中古词汇研究方面广泛应用翻译佛经语料,而董琨、柳士镇、唐钰明、曹广顺则大量利用翻译佛经语料进行语法研究,但在汉语史其他研究领域使用较少,存在着严重的失衡现象。作为中古时期颇具代表性的语料,其价值远远不限于为考释词汇提供书证或印证某种语法现象,它在文字、音韵、训诂、语义、语法、词典编纂等诸多方面的价值需要全面认识、多方论证、系统发掘,其应用领域仍需大力拓展。

其四,翻译佛经语料的利用存在着简单化、随意化现象。电子文本的问世使语料的检索变得更便利、更简单,但在翻译佛经语料的使用过程中,“同时语料”和“后时语料”的鉴定、核心语料与辅助语料的论证、口语语料和书语语料的区别、语料的利用原则、语料的使用方法等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仍需作进一步探讨。

其五,对翻译佛经语料缺乏一种在现代语料库语言学视角下的观照。高小方《中国语言文字学史料学》(1998)是以汉语史语料为研究对象的专著,但由于研究的侧重点不同,高著更像是“语料索引”;在对语料认识上,仍是传统的文献学视角。陈海波撰文探讨了“数据库”在古汉语研究中的应用问题[30],已经涉及语料库建设的若干问题。但总的来说,在研究目的、研究观念、研究方法等方面仍是传统的。若借助现代的语料库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借助于计算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将会取得新的突破。比如,词汇的历时考察一向是个难题,但若能借助语料库,对文本的流通度、词汇的使用度等加以统计分析,也许会取得新的成果。目前,尚未见到把语料库语言学和翻译佛经语料结合起来的研究成果。

以上就是本书的研究起因。

本书将通过翻译佛经语料的研究和利用为汉语史研究作一些基础性工作。

本书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在于:

1.全面审视、考量翻译佛经语料的性质、特点,对翻译佛经语料在汉语史研究中的地位、作用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2.通过分析、鉴别和整理,为汉语史研究特别是中古汉语研究提供可信的、翔实的翻译佛经语料。

3.为断代语料研究提供一些“模型”,探索断代语料研究的规律和方法。翻译佛经语料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本书将深入研讨翻译佛经语料的鉴定方法、分类标准、利用原则等问题,从而为研究词汇史、语法史、语音史等提供有价值的借鉴材料。

4.为汉语史语料库的建设进行理论和实践上的初步探索。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电子文本的普及,国内已经开发出不同加工深度的现代汉语语料库20余个,而古代汉语方面的语料库(例如由厦门大学负责开发的“《全唐诗》《全宋词》语料库”)则凤毛麟角,并往往存在着标注(annotation)简单、开发深度欠缺等不足之处,真正符合汉语史专业研究人员需要的语料库则几乎没有。语料库的工具主要有转写工具(transcriber)、检索工具(concordancer)、对齐工具(aligner)和其他统计工具等;对汉语史研究而言,符合研究者需要的翻译佛经语料库工具应具备检索和统计这两个基本功能。如何开发出符合研究者需要的汉语史语料库和面向翻译佛经语料的语料库工具,其中面临着许多理论和实际问题。本书将充分吸取台湾同仁在佛经语料数字化建设方面的经验,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5.探索现代语料库语言学和计算语言学视角下的汉语史研究的新思路和新方法。目前,语料库语言学和计算语言学取得了不少成果,利用这些成果,将会使汉语史研究取得新的突破。例如,利用历时语料库对语言进行研究时,就可以采用先进的检索、标注工具对一些词汇和语法演变现象进行大规模计量统计,从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李维琦在《佛经释词》和《佛经续释词》中、汪维辉在《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中都曾利用电子文本检索研究词汇,初步显示了检索工具的威力。而台湾中华电子佛典协会承办,菩提文教基金会、西莲教育基金会主办,中华佛学研究所、法鼓佛教学院协办的“CBETA电子佛典集成”将大正藏、卍续藏、嘉兴藏、正史佛教资料类编、藏外佛教文献、北朝石刻拓片电子化,实在是一件“功德无量”、有益于学林的大好事。随着电子检索工具进行汉语史研究的广泛应用,探索现代语料库语言学和计算语言学视角下的汉语史研究的新思路和新方法必将成为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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