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心脏康复与国外的差距
从总体上看，我国心血管病的患病率及死亡率仍处于上升阶段。《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7》指出，心血管病占城乡居民总死亡原因的首位，占40%以上，高于肿瘤和其他疾病原因。然而，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心血管病患病及死亡率却在逐年下降。与之相比，并非我国心血管病的治疗水平落后，而是心血管病的预防和康复环节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欧洲的心脏康复形成了康复中心和社区项目互相结合的模式，日本是以康复门诊带动家庭的模式，美国是以市场为主导、国家部分支持的模式。英国的心脏康复是在学会引导下的国家行为，患者在大医院治疗出院后，会直接转接到社区，社区采取心脏康复俱乐部的形式来进行患者的后续康复治疗，患者之间可以互动、交流，项目亲民、易被接受，并且医保可以报销，医保或商业保险一般覆盖社区1～3个月的康复项目；日本的模式是以心脏康复门诊为主体，患者在大、小医院都可以接受康复门诊的定期随诊，在门诊开具的康复处方指导下，自行进行家庭康复训练，这也是整个东南亚比较盛行的模式；在美国，医保覆盖院内的Ⅰ期康复，所以美国的Ⅰ期康复相对比较成熟，在ICU 病房可以看到以医师为核心的包括康复治疗师、呼吸治疗师、心理咨询师、护士在内的康复团队，早晨交班时一起查房，医师先与康复治疗师讨论患者当日的康复治疗方案，期间呼吸治疗师、心理咨询师如有问题可以与医师共同讨论，共同制定好方案后将医嘱下达给护士，护士再结合小组讨论记录将具体的执行方案反馈给医师审核，医师确认无误后签字执行，形成了一个很好的闭环管理模式。目前，心脏康复已经是《2013美国ST 段抬高型心梗指南》、《2014英国心梗和CABG 术后指南》、《欧洲非持续性ST 段抬高型ACS指南》的ⅠA 类推荐。
值得指出的是，运动训练作为心血管病的干预措施之一，给心脏康复带来的效益是显著的。心脏康复可以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提高患者的远期生存率、预防心血管病的再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改善心血管病患者的生活质量，让患者更快、更好地重返日常生活和工作岗位。
然而，心脏康复在我国还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由于缺乏系统的专业培训，心脏康复的技术门槛较高，极大影响了心脏康复的临床实践和推广应用。
美国心脏病专家Murray Low 指出，心脏康复是超级药丸，预防的效果能够超越介入治疗。但有研究显示，我国目前90%以上的科室仍未开展心脏康复工作，这项工作尚需要推广和完善。
在我国，康复主要针对运动系统和神经系统，以肢体康复为主。虽然心脏康复的概念引入我国已有30多年了，但很少有医院设立心脏康复科(中心)，多数医院和临床医师对心脏康复的获益认识不足。近几年，在胡大一、励建安、王乐民教授等老一辈心脏康复专家的推动下，心脏康复逐渐在国内兴起，已有一些医院作出了示范，在全国率先设立了心脏康复中心，开展规范的心脏康复，如湘雅医院、山西省心血管病医院、北京和睦家医院、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浙江大学绍兴医院(绍兴市人民医院)、浙江医院、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广东省人民医院(广东省心血管病研究所)、北京协和医院、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上海同济大学附属第十医院、宁波市第二医院等，但全国范围内总体的形势仍不乐观。
全国心脏康复预防工作现状调查共纳入991家医院(870家三级医院、107家二级医院、14家社区医院)。结果发现，近5年，中国开展心脏康复工作的医院的比例大幅增加，但从中国巨大的人口密度和庞大的医疗体系来看仍较低，且存在地域差异。经济发达地区开展心脏康复工作的密度更高，三级医院(75%)开展心脏康复工作的比例高于二级医院(22%)和社区医院(3%)。没有开展心脏康复工作的医院，80%以上开展了介入治疗工作，意味着此类患者缺少后续规范的二级预防康复治疗。
2017年，我国开展心脏康复中心建设调查工作，共128家医院参加。结果显示，患者的心脏康复多数由心内科医师负责，缺乏专业人员指导，近1/2医院的心脏康复工作人员未经过心肺复苏的技能培训认证。近1/3医院在进行干预前未对所有患者开展全面评估，而1/2医院未对所有患者进行干预后的效果评价。心脏康复的干预不全面，近1/3医院未行心血管危险因素干预，1/2医院未对所有患者提供戒烟干预和心理干预。所以，应加强心脏康复中心建设和认证，尽快建立一套具有我国特色的心脏康复预防标准化体系。
国内心脏康复工作开展的不足包括以下两个方面：(https://www.daowen.com)
一方面，表现在康复时间较短，不能覆盖全程。经典的心脏康复包括3期，即院内康复期(Ⅰ期)、院外早期康复期(门诊Ⅱ期)和院外长期康复期(社区/家庭Ⅲ期)。受传统观念的影响，Ⅰ期康复开展常常不及时，而由于后2期所需时间较长，患者又不在院内，易出现依从性差的情况。
另一方面，心脏康复项目不够多。当前心脏康复有五大处方，包括药物处方、营养处方、心理处方(包括睡眠管理)、戒烟处方和运动处方。国内外冠心病治疗指南均强调，使用充分循证证据的药物是冠心病二级预防的重要措施；医学营养治疗可以减少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其他危险因素，且简单、经济、高效，无副作用；心理干预可缓解患者对疾病治疗而产生的双重焦虑和抑郁；戒烟可以减少心血管病的发生率和患者的死亡率，其长期获益至少等同于目前常用的冠心病二级预防药物；运动干预可增加侧支循环、增加胰岛素敏感性等。患者从五大处方中均可明确获益，但目前许多医院的心脏康复计划中仅开出运动处方或将大部分资源投入到运动处方之中，却忽视其他四大处方的重要作用。
我国心脏康复实践还处于起步阶段，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有较大的差距。总的来说，我国的心脏康复体系落后于国际标准50年。在发达国家，冠心病死亡率的大幅度下降得益于心脏康复/二级预防，其中，德国、北欧、英国和日本的开展情况最好，如英国的心肌梗死患者在接受CABG 术后康复开展率高达80%。
根据近2年的数据，目前国内导致心血管病的3大高危因素(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的发病率还在持续攀升。这个趋势指向一种不容乐观的未来，我国高发病率、高死亡率的根源，不在于心血管病的手术治疗，而在术后的康复管理。我国心血管病的手术和治疗水平已经和发达国家持平，每年有60万余例心脏支架植入手术，但大多数没有任何术后的管理和服务。所以，患者一是不清楚植入支架后会发生什么，二是不知道怎么用药，三是术后不懂得如何去合理运动。
没病的等得病，得病的等复发，消耗了大量的医疗资源，这不是医学的初心。医学的本源应该是，有人为患者提供包含身心医学、生物医学、行为医学和运动学在内的、全面全程的预防康复体系，以获得更高的生活质量。
2017年初，美国心脏学会(AHA)发布了一项重要科学声明，决定在血压、呼吸、心率和体温之外，将一个人的有氧运动能力列为第五生命体征，并作为预测健康风险的重要指标。在欧洲，有氧运动能力的提升，早已被业界视作心脏康复的一部分。
如果心血管病患者能通过运动康复，把有氧运动能力提到10 METs以上，那么其寿命将与没得病的普通人非常接近。但目前这种国际心脏康复领域的普遍认知，也经历过一番漫长的探索。早在1个多世纪以前，在没有CT 和心脏支架的年代，欧洲的医师就开始带领患者去森林中伐木，试图以运动的方式根治心绞痛。不过直到20世纪60年代，国际医学界还普遍认为，心血管病患者需要绝对卧床休息，包括大小便都应在床上完成。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案例，改变了这一切。1955年，艾森豪威尔第一次心脏病发作，随后，他通过调整饮食，通过运动和戒烟，顺利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其实，我国与60年前的西方国家一样，也在经历这种痛苦的改变。中国直到1986年才出现第一家心脏康复中心，随后扩展到广东、湖南、安徽、浙江等数个省份，但星星之火，始终未成燎原之势。到2012年，全国只有8家心脏康复中心，但这种变化比预想来得更快。2015年，中国的移动医疗蓬勃发展，民营资本也开始借势进入传统医疗领域。2016年，国家颁布《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把疾病的预防和康复推到了重要的战略地位，而心脏康复恰恰是实现这一国家战略的重要手段。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全国范围内已有500多家心脏康复中心，呈遍地开花之势；但仍有极大的拓展空间。
形成我国与发达国家心脏康复开展情况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我国的医保制度不健全。在心脏康复工作开展最出色的国家中，德国和日本的心脏康复在医保支付范围内，而在美国，大多数私人保险也支持心脏康复。我国医保缺乏对康复的支持，从事康复工作的医师回报低微，而患者则面临康复治疗费用难以承受的问题。二是缺乏完整的队伍与完备的设备。一个完整的心脏康复团队应该包括心内科医师、专科护士、临床药师、物理治疗师、营养师、心理治疗师、运动治疗师、职业治疗师、志愿者以及患者家属，必备的康复设备包括评估设备(运动负荷心电图或心肺运动试验仪)、监护设备(运动心电监护系统)、运动训练设备和常规急救设备。在我国，康复团队的概念很容易被忽视。通常情况下，仅由心内科医师、护士和物理治疗师组成简单的队伍，一人承担多个角色，为患者提供多方面指导，工作量较大，难免出现指导意见不够专业的情况。三是医师有据不依、有章不循。关于心脏康复/二级预防，国内对每个具体处方都制定了专家共识，但很多医师在执行心脏康复时，不能遵循指南，出现临床实践与指南分离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