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罗汝芳
罗汝芳（1515—1588），字惟德，号近溪。建昌府南城县人，明代著名思想家。汤显祖（1550—1616），抚州府临川人，明代著名文学家。罗汝芳长其35岁。他们是一对感情甚笃的师生。
嘉靖四十一年（1562），罗汝芳正在刑部郎中的任上，省亲回家的罗汝芳应汤父承塘之邀到临川讲学，并教授汤显祖兄弟。嘉靖四十四年（1565），汤显祖的老师徐良傅先生去世了。次年，罗汝芳刚从宁国任上回家，17岁的汤显祖就又来到从姑山房从师学习。后来，汤显祖要告别老师罗汝芳的时候，罗汝芳作了两首诗送别他，一首是《玉冷泉上别汤义仍》，诗中写道：
之子来玉冷，日饮冷中玉。
回首别春风，歌赠玉冷曲。
另一首是《汤义仍读书从姑赋赠》：
君寄洞天里，飘飘意欲仙。
吟成三百首，吸尽玉冷泉。
罗汝芳的诗作不多，送给具体某位学生的诗作就更少了，诗虽平平常常，但足以看出罗汝芳对这位弟子的器重与厚爱。
万历十一年（1583），汤显祖考中进士，次年出任南京太常博士，这是一个七品小官，主管祭祀礼乐，少有公务可操办，算得上是一个闲职。汤显祖在这种情形之下，就有些“沉沦”。万历十四年（1586），罗汝芳由南昌，经杭州，到了南京讲学。在南京见到了汤显祖，可是见了汤显祖后，罗汝芳似乎少了一些喜悦，也许是对弟子的期望过高，觉得眼前这位弟子似乎有些不争气，于是罗汝芳对他有一些指责。几年后，汤显祖在遂昌知县任上所做的《秀才说》做了回顾。汤显祖在文章中承认自己在南京的放任生活是自己错了，对先生之言有所悟，他知道了“生之为性”，“非食色性也之生”；“豪杰之士”，“非迂视圣贤之豪”。世俗所认为的“豪”不成“才”，世俗所认为的“才”不是“秀才”。想起这些来，他晚上都睡不着觉，后悔得很。
罗汝芳逝世后，汤显祖对这位老师是敬重与怀念之情有加。他或写诗怀念，或与朋友常回忆老师，或亲自前往从姑山凭吊。他在给管东溟信中就说：“明德先生者，时在吾心眼中矣。”汤显祖还写下了《奉怀罗先生从姑》诗：
村底山河数点烟，真人气候郁罗天。
蓬壶别贮生春酒，京洛传看小字笺。
鹤唳月明珠树里，渔歌风色杏坛前，
也知姑射能冰雪，谁道汾阳一窈然。
又写《答张了心往寻达公吊明德师处》：
可到姑山一了心，罗公踪迹在禅林。
门前便有西来意，紫柏香销涕泪深。
当他听说友人王子声去了太湖县任县令，他即写了一首《闻王子声令太湖，是明德先师旧莅》相赠：
云梦诸孙年少郎，罗公爱月旧池塘。
不应此县宜仙令，百乐山前常异香。(https://www.daowen.com)
三年后（1591）的五月，汤显祖被贬徐闻（现属广东省），他冒暑出南京回临川，一路颠簸，病魔缠身，自长江水路而上，入抚河，至家，后又沿河上溯，直抵南城。在南城登岸，时为九月初九日。九月九日为登高思亲的节日，他便来到了从姑山上。先生已在三年前的九月初二日去世。此时，汤显祖自己也病体未愈，又遭贬蛮烟瘴雨之地，此行多艰，前途未卜，思前想后，不禁悲从中来，潸然泪下，虽有好友相伴同游，但仍好不伤感，惜别之时作《入粤过别从姑诸友》诗赠别友人：
祠郎怀酒忆京华，夜半钧帘看雪花。
世上浮沉何足问，座中生死一长嗟。
山川好滞周南客，兰菊偏伤楚客家。
欲过麻源问清浅，还从勾漏访丹砂。
离开从姑山继续从盱江逆水行舟经南丰，至广昌靠岸，陆路南下广东，过惠州，游罗浮山，并作《罗浮夜语忆明德师》怀念罗汝芳：
夜乐风传响，扶桑日倒流。
无人忆清浅，夫人在南州。
万历二十五年（1597），罗汝芳诗集刊印，汤显祖作《明德先生诗集序》，他在序中说：“夫子在而世若忻生，夫子亡而世若焦没。吾观今天下之善士，不知吾师，其为古人远矣。”万历二十七年（1599）初春，汤显祖和他的另一位老师达观大师，还有临川知县吴用三人，不畏寒风，来到盱江边上的从姑山凭吊与追思罗汝芳。他和达观都写了诗悼念这位思想大师，汤显祖的诗题为《己亥发春送达公访白云石门，过盱吊明德夫子二首》，诗云：
残雪疏山发暝烟，卷帆春度石门前。
空宵为梦罗夫子，明月姑峰一线天。
小住袈裟白云地，更过石门文字禅。
平远空高一回首，清浅麻姑谁泊船？
我们从他们交游中的点点滴滴可以看出，罗汝芳在汤显祖的心目中有相当高的地位，真是时在“心眼中矣”。
汤显祖与罗汝芳的交谊深厚，受罗汝芳的影响也很明显。首先，他们求仕经历相似。都在科举仕宦过程中遇到坎坷，汤显祖因不受张居正招纳而两次落第，罗汝芳则因行为引起张居正不满而被罢官。
其次，罗汝芳与汤显祖都以德治邑，并取得了成绩，他们施政皆以民为贵。万历十九年（1591），42岁的汤显祖因上奏《论辅臣科臣疏》，激烈抨击朝政，被贬广东徐闻县典史。因“其地人轻生，不知礼义”，他在那里建书院，并取名为“贵生书院”，同时还撰写了《贵生书院说》，汤显祖在文中深深地发问，“天地之性人为贵。人反自贱者，何也？”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可他们为什么要“自贱”？汤显祖依孟子之言：“形色，天性也。”然而“贵生”之贵并非仅有“形色”之所在，而有“生生”之所在，则应惜之，奉之，孝之。“事天如亲，事亲如天”。贵生、养生、保身则是“仁”与“孝”。“贵生”又为“大人之学”，“生”为“天地之性”，亦为“天地之大德”，正因如此，人之生命的存在就应超越“物限”，在不令“身坏”的前提下，追求“天下之生久”，同时，由知生而自贵，由自贵而贵“天下之生”。希望人们珍惜生命。我们可以看出汤显祖的这一思想与罗汝芳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他们都认为“人”为天地之心，天地之间人为贵，人为贵则人与人之间应“孝弟慈”。做“仁孝之人”，“事天如亲，事亲如天”。也正是这样，他们在施政之中，以民为贵，怜民爱民，广施仁政，以德治邑，得百姓广泛之爱戴。
罗汝芳的思想对汤显祖的戏剧创作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罗汝芳从理性思辨的角度来阐述自己的思想，而汤显祖则通过文学创作的形式表现自己的思想，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牡丹亭》（又名《还魂记》）是汤显祖的代表作，它和《邯郸记》《南柯记》《紫钗记》合称“玉茗堂四梦”。四梦中都有情的描写，这种“情”以前在封建家长专制压迫之下，没有迸发出来，或被扭曲了。汤显祖大胆地在《牡丹亭》中通过艺术形象生动地表现出来了，也就是让这种“赤子”之情自然地流露出来。这种“情”的流露，正如罗汝芳所言：“不追心之既往，不道心之将来，任他宽洪活泼，真是水流物生，充天机之自然”，“解缆放船，顺风张棹”，“巨浸汪洋，纵横自在，岂不一大快事哉”。正是由于戏剧表现了这种“情”，《牡丹亭》比其他的爱情剧高出一筹，《牡丹亭》超越其他描写才子佳人作品的根本之处也正在此。
罗汝芳的思想对汤显祖的创作影响是多方面的，也是深刻而复杂的。在汤显祖作品中所体现的对人的关心，对“情”的展示受罗汝芳的深刻影响。正如左东岭在《阳明心学与汤显祖的言情说》一文中所说：“如果认真探寻汤氏言情说的思想渊源，可以发现罗汝芳的心学主张是一个主要源头，其途径是：罗汝芳强调赤子之心的体仁学说，影响了汤显祖生生之仁的入世倾向，又影响了他关注生命的自我情结，并最终形成了贯穿其人生观、政治观与文学观的言情说。”
（罗伽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