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舍宅为寺
所幸的是,会昌法难在仇视佛教的武宗去世后也很快结束了。会昌六年(846)三月,武宗病死,宣宗于其灵前即皇帝位。唐宣宗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皇帝,他以假装痴呆、韬光养晦进而成为强势的皇帝而在中国历史上知名,其声誉甚至可比肩先祖李世民,被誉为“小太宗”。因为即位前的出家经历,尤其是与黄檗希运禅师、香岩智闲禅师、齐安法师的交往,他对佛教怀有浓厚而亲切的感情,因而在其即位短短两个月后,不但下诏恢复会昌法难期间被毁灭的寺庙,而且在各州设立戒坛,使当年被迫还俗的僧尼重新受戒。宣宗的大力复兴,甚至使佛教发展出现了一个小阳春。
在宣宗即位的第十二个年头,即公元858年,江西分宁(今修水)县宰任景求将自己在甬东的住宅出舍为寺院,名为“东津禅院”。
舍宅为寺在唐以前即已有之。实际上,中国早期的寺院大都是舍宅为寺。佛教有六度[1],布施即其一也,而布施又有财施、法施和无畏施等形式,虽然《金刚经》主张“菩萨应无所住而行布施”,布施应三轮体空[2],但作为财施的一种形式,舍宅为寺无疑是世俗眼中最有价值的,王献之、白居易、范仲淹、王安石等人均曾务此而为。佛教西来后,中原地区建立的第一座寺庙——白马寺即是舍宅为寺。汉末至南北朝时期,舍宅为寺之风大盛,早在东吴时期即已有舍宅为寺之举,到了东晋南朝时,由于帝王和世族对于佛教的青睐,施舍供奉者更是大有人在。其时佛寺之多,出人意表,仅北魏一朝,佛教寺庙即达三万座,其中大多数都是舍宅为寺。唐宋以降,则一仍其旧。舍宅为寺固然有施主檀越对佛教甚至某个僧人的特殊信仰和情感作依托,但绝不仅仅如此简单。实际情况表明,施主往往对寺庙保留相当的权力,如命名权、使用权,有的甚至专为家眷出家修行方便而设,是典型的家庙,有的则是方便自己烧香拜佛做功德,如王安石租田给太平兴国寺后,就曾要求寺庙为其父母儿子营办功德。这一情况在唐宋间于江南尤为显著。
我们今天已经无由得知任景求舍宅为寺的初衷,是出于对佛教的虔诚信仰,抑或出于个人需要,出舍之后他是否又利用过自己对寺庙的权利干预过寺务,但是任景求力排众议,竭力敦请心镜藏奂禅师住持禅院则是有稽可考的[3]。
任景求祖籍苏州,与心镜禅师同为桑梓。当其舍宅之初,即有人质疑甚至阻挠。不得已,任景求向人讲述了二十年前的一件宿缘。原来,在建造这座宅院时,有一位过路僧人告诉他,尽量阔大院门,因为二十年后将有圣人在此居住。而今屈指算来,刚好二十年。舍宅为寺,敦请心镜禅师住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正应了神僧的预言。(https://www.daowen.com)
考虑到任景求并不显赫的官职以及与此相应的待遇,有理由相信,作为舍宅为寺的寺庙,当时的“东津禅院”的规模应该不会特别大,甚至其建制也不会特别完全。但正所谓“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心镜禅师入主东津禅院后,大开法筵,广摄禅教,终至东津禅院禅风远播,盛极一时。遗憾的是,心镜禅师当时开示学人的法语公案均未载诸典籍,我们今天也无由窥其堂奥了。这或许是由于当时心镜大师身边缺少可堪重任的法门龙象,尚未形成一定规模的法门流派。
尽管如此,我们还可以从当时的其他文献中一睹东津禅院的盛况和心镜禅师的风采。据唐朝崔琪所作的《心镜大师碑》记载:
凡一动止,禅者毕集,环堂拥榻,堵立云会。大师学识泉涌,指鉴歧分,诘难排疑之众,攻坚索引之士,皆立搴苦雾,坐泮坚冰,一言入神,永破沉惑。
这段话是说,心镜禅师本人学识渊博,智慧如海,经常为大众排疑解难,指示迷途。不论云游还是住寺,参禅者总是如影随形地环绕在心镜禅师身边,法堂和坐榻周围经常被围得密不透风。来问法请益的禅者僧众和文人雅士,经过心镜禅师的点拨,无不顿开迷雾,廓散疑云。心镜禅师应机说法,言必有中,深中肯綮,使众生无名烦恼顿消,般若智慧自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