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面对“后问责时代”的“三个不适应”
其一，面对“新媒体”问责的不适应。
10亿手机，6．5亿网民，互联网进入狂飙发展时期，新媒体时代导致公众的“知识盈余”，使人们拥有了更多的自由支配时间，也导致了民众的“心态革命”，对官员追责的关切度更高，政府官员几乎每时每刻都处在公众的评判和追责的视野中，“上诉不如上访，上访不如上网”“离中南海最近的是网络”，新媒体时代带来的问责网络化、平民化、多元化，让许多领导干部“水土不服”，出现了“媒体恐慌症”，对新媒体表现出“三个不知”，即不知是敌还是友，不知是爱还是恨，不知当说还是不当说。
其二，面对“新常态”问责的不适应。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中央到省委，重拳反腐、铁腕治吏，形成了全面从严治党新常态，党风政风明显好转，人民群众交口称赞。但面对更严肃、更严格、更严厉的规矩和纪律，面对标准更高、力度更大、速度更快的问责，让许多干部产生了对问责追责的恐惧心理，奉行少做事、不惹事的为官之道，从以往的“给了好处好办事”变为“不要好处也不办事”，虽然有少数官员是“不愿为”，但大多数是“不敢为、不会为”，是对新常态问责的不适症。
其三，面对“新期待”问责的不适应。
“发展起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的时候少”，邓小平20多年前的预见已变为今天的现实。现阶段人民群众对关系到自身利益的民生问题表现出高度的关注，对各级政府及官员能否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使社会公众拥有更快速、更便捷、更安全的教育、就业、医疗、社保、环保等公共服务，有着更高的“新期待”。正因为这种“新期待”，人民群众对政府的庸政、懒政、怠政等不作为、慢作为、小作为便会有更强烈的追责问责的动力，每年的“电视问政”绝大多数问的都是突出的民生问题。面对公众的“新期待”所形成的问责压力，许多官员表现出畏惧、躲闪、抱怨和无奈的情绪，群众认为干部“不像话”，干部则认为群众“不听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