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一
学术变迁，潮起潮落，气象万千，其所含藏的时代文化精神映射于社会意识形态诸多领域，乃至士人群体和广大百姓的心灵世界，文学艺术作为社会感应的神经、心灵的脉搏，与学术思潮更是息息相关。文学思潮与学术思潮之间的运动，其升降起伏吞吐翕张有着直接的联系，文学观念与理论，文体样式，艺术风格，创作方法等，也都受学术思潮波动的影响。学术与文学属于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学术研究不能代替文学研究，但是学术思潮的演变常常影响、规定文学发展的基本态势。以学观文，还有助于纵览特定时代文学的整体风貌而收其“全相”，洞见发展脉络而得其“变相”，避免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抓散钱忽略串联的弊病。如此纵横交织便构成文学史的学科体系，“而文学史者，则所以见历代文学之动而通其变，观其会通者也”[1]。因此，探讨、把握学术思潮与文学流变的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对于文学史学研究和文学史编撰具有重要意义。
以学论文，用学术眼光观察文学这一历久弥新的文学研究方法，受到古今学者的重视。文论家王元化倡导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的“综合研究法”，指出“文史关系难以分割”，“任何文艺思潮都有它的哲学基础”[2]。哲学家张岱年曾主编“中华学术与中国文学研究丛书”，这套丛书共分八册，每册之前载有张先生所撰总序，对全书内容和宗旨作简要说明：“主要研究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以及近代西学东渐对于各时代文学思潮、文学风格和文学流派的形成发展等方面的影响，阐释各时代文学的特色及其发展过程，这是有重要意义的。”[3]丛书实属“重写文学史”的一种大胆创构，自二十世纪末陆续问世以来，至今尚未见到性质类似的文学通史著作。而能深入探究特定时代学术思潮与文学流变的互动关系，系统梳理一代文学演进历程和源流脉络，以见一代文学整体特征和变化律动，从而结撰而成断代文学史者，亦不可多得。这是中国文学史研究工作需要用力打造的重要一环。
有明一代学术思潮众流纷出，交融碰撞，盛衰起伏，更迭频繁。纵观自元明之际以迄明清之际三百年间学术变迁史，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
第一期，元明之际，自元顺帝至正元年（1341）迄明洪武十二年（1379）[4]，近四十年。理学渐盛，朱熹学说最受尊崇，陆九渊心学也颇流行，诸子百家之学方兴未艾，元代文化学术多元化的局势还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是为各家并存期。
第二期，明代前期，自洪武十三年（1380）迄英宗八年（1464），八十余年。宋学弥漫文化领域，朱子定于一尊，子学思潮退落。是为朱学独尊期。
第三期，明代中期，自成化元年（1465）迄嘉靖四十五年（1586），一百二十余年。古学与心学并兴，前者由子学衍生而来，后者由宋学分化而出（始有陈献章江门学派之蚕破，继有王守仁姚江学派之雷震），形成对宋学、朱学夹击之势。是为振衰起弊期。
第四期，明代后期，自隆庆元年（1567）至天启七年（1627），六十年整。植根于市民文化的百姓日用之学，及其所孕的俗学与情学，突破理学藩篱，喷薄而出，盛传士林里巷，代表明代文化学术的标志性创新性成果，也是宋元以来社会历史曲折发展、思想文化艰难探索的结果。是为创新繁盛期。
第五期，明清之际，自明崇祯元年（1628）迄清顺治十八年（1661）[5]，三十余年。家国破灭之惨痛，天下兴亡之沉思，致使士习由放逸而趋收敛，学风由轻脱而趋沉实，于是实学以兴。是为反思总结期。
以上所列七种学术思潮，其中古学与心学可合称反宋学思潮，俗学与情学可合称百姓日用思潮，这样七种思潮缩为五种，正与五个时期相应，分别成为各期学术主流。五大学术思潮之间相革相因、相替相禅、相撞相容、相离相合的复杂关系、辩证运动，促使有明一代学术的变化和演进，也给文学发展以巨大深刻的影响。明代文学多变，波诡云谲，实与学术思潮之涛涌浪翻息息相关。下面分别对元明之际与明代前期，明代中期，明代后期与明清之际的学术与文学之要点做一些阐述。
二
元代自世祖忽必烈取《周易》“大哉乾元”之意，改“大蒙古国”为“大元”之日起，即宣告蒙古统治归于中华大统，认同中华文化统绪。元代文化具有开放多元的特点，对东西文化如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都予吸纳，对中国传统文化尊儒术、宋儒理学，又兼用佛教、道教，尤尊藏传佛教，于儒家之外兼容诸子百家。子学复兴与科技进步代表元代文化的两大特出成就，子学的兴盛，还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元明之际，学者文人多喜以“子”称名号，题书名，如宋濂自号“龙门子”，名其书曰《龙门子》；刘基自号“郁离子”，称其书曰《郁离子》；叶子奇之别号与书并称“草木子”；苏伯衡之别号与所著也并称“空同子”。《龙门子》《郁离子》两部子书学术与文章并茂，隆庆、万历间著名学者胡应麟盛赞《郁离子》后来居上，可超越唐宋两汉：“奇气瑰藻，绝唐宋，越两都，翩翩然用末抗衡焉。”[6]元明易代之际，士人“各奋私智”，以成一家言自励，子学精神张扬，推动学术与文学并盛。钱穆先生据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统计，共得三百八十六人，因赞道：“士群之胜，文风之畅，实历代革命之际所未见。”[7]
其时诸儒对儒学内部朱、陆之争，多持调和折中态度，尊朱学而不排斥陆学，但是朱子及其他大儒在他们心目中的学术地位远高于陆子。宋濂云：“天生濂、洛、关、闽四夫子，始集白日于中天，万象森列，无不毕见，其功固伟矣，而集大成者，唯考亭子朱子而已。”[8]在他们看来，儒学自孟子以后，遂湮没而不得其传，至唐韩愈乃上接孟氏之绪，又经宋代诸大儒阐扬，而孔孟之道始昌明如“白日”。宋代理学大盛，文亦因之，“道有升降，故文有盛衰”，论宋代文章，“其所成就实有出于千百世之上”[9]。与宋濂同时的朱右如是说。他曾编《唐宋六先生文集》，“六先生”指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和三苏，实为唐宋八家，凡十六卷三百二十篇，从选文数量看，曾文居首六十四篇，其次为韩文六十一篇，第三为欧文五十五篇，三苏文共五十七篇，尚不及曾巩一人之数，由入选作家及选文多寡可窥朱右衡文标准，即重宋文轻唐文，重曾欧轻三苏，而以曾巩独冠群伦，如此轻重失衡，有背公允，显露了选家不太重文章造诣而特尊宋儒理道的文学观念。尔后理学对文学的影响越来越深，愈益得势，而子学渐微，文学也因之衰微。
洪武中后期君主专制与文化统治日益强化，学风文风发生根本性转变，由多元而趋一统，由兼容诸子百家而独尊朱子与宋儒。宋濂高弟方孝孺的思想言论便是当时学术与文学转变的一个风向标。他高抬宋学的地位，“求学术于三代之后，宋为上，汉次之，唐为下，近代有愧焉”[10]。又亟扬宋代诗文：“前宋文章配两周，盛时诗律亦无俦。今人未识昆仑派，却笑黄河是浊流。”[11]求三代以后学术文章当以宋为极致，属“超一流”。诚然，宋学宋文自有许多好处，然而明人根据朱明统治的需要，经过选择和改造，未必取其精华，反得其糟粕了。永乐朝思想文化统治仍在加强。饶州（今江西上饶）老儒朱季友上京献所著书，指斥宋儒，帝闻之大怒，敕令解押原籍，召会地方各级官吏及乡绅，“明谕其罪，笞以示罚，而搜检其家所著书，会众焚之”[12]。对一个年过七旬的普通儒士不惜动用严刑峻法，惩处之，羞辱之，令天下儒生闭嘴，不准对宋代理学大儒说三道四，以维护其学术尊严。为了以理学统一学术思想，便于士子科举考试，永乐皇帝又敕命内阁大臣杨荣等编纂《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书成，刊布各级学校，被总纂吹嘘为：“诚万世之宝也。”[13]严惩“异端”，颁布《大全》，一手硬，一手软，都是统治术，施之思想学术似亦有效，却阻碍了它的发展。以后政治与文化环境虽渐宽松，但膜拜宋儒拘守理学的文化倾向、心理状态，仍然遵循故步，积习积弊已深，殊难扫除。明中叶学者总结洪武以来百年学术，多数批评者谓：“学者视诸大儒之说，有如法家律例，一字既不得轻有出入，又必一一求合于异同之间，以为按据，否则人且以为杜撰谯之。”[14]个别维护者则谓：“成化以前，道术尚一，而天下无异习，士大夫视周、程、朱子之说如四体然，唯恐伤之。”[15]二者立场、观点不同，都指认出一个普遍的文化风习，就是极端崇拜小心维护程朱理学，有如法律、体肤，不敢稍有损伤。“道术尚一”，学术一统，天下无歧见异习，致使思想学术失去创造的活力而趋僵滞，也拖累了文学前进的步伐，由元季之盛而转为后来之衰。其衰象标志便是台阁体的风靡，而其风之来是由明初政治专制、翰林官制、道术尚一、文学倡导、文化心态等多种因素促成的。台阁文体的思想灵魂汲自宋儒理学，笔墨法度步趋欧曾故辙，学术文章均恪守宋人矩矱，此为台阁体之基本特征。台阁体主要出自馆阁清要大臣，如“三杨”诸公，故多粉饰应酬肤廓虚浮之制，间有逸出阁体，发于真情实感者，但论总体成绩不及由元入明诸家远甚。
三
明代前期末段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天下多事，政局动荡，“土木之变”“夺门之变”给明室以巨大震撼，迫使统治者欲有所更张，以挽救危机。及至中期成化年间，与民休息，“蠲赋省刑，闾里日益充足”[16]。孝宗继位，励精图治，任用贤臣，开放言路，“优容成全之意，过于惩创之威”，廷臣大都“宁为肮脏以穷，不欲以媕婀而进”[17]，渐显中兴气象，士气因之舒张。成、弘以来，士风士习与前期殊异，昔日之畏葸胆怯、恭顺驯服一变而为今日之大胆狂肆，敢说敢为。其雄俊之士大多有一种凤凰高翔千仞的气概，挽狂澜于既倒、唤醒一世痴聋的文化担当精神，陈献章、王守仁、杨慎、祝允明、李梦阳、何景明等莫不如是。他们觉悟到，本朝百年学术世风之所以颓靡不振，是由于宋儒理学长期主宰着思想文化领域，其流弊积习甚有害于世道人心，国家安危，因而深表忧虑，亟盼豪杰之士起来整顿一番。较早表露这种心理诉求的是心学先驱陈献章，他曾致书友人：“此学寥寥，世间无人整顿得起，士习日见颓靡，殊可忧也。”[18]随后以整顿学术自任者接踵而起，王守仁宣示：“今天下之不治，由于士风之衰薄；而士风之衰薄，由于学术之不明，由于无豪杰之士者为之倡焉耳。”[19]他呼唤天下志士共同担起“明学术，变士风，以成天下治”的重任。这群先觉者的呼声代表弘、正时期广大士人的文化诉求，于是，由起初少数士人对宋学的微弱责难到众人的强烈发声，由潮起一线到雪浪千堆，一股波澜壮阔的反宋学大潮就此形成。在反宋学大潮中，两支实力最为强劲，分别对理学的两大弊端进行攻击：一支以杨慎、祝允明等为代表，打着“古学”的旗号，志在继承振兴宋元以前先秦汉唐博大精深的悠久传统文化，着重从知识体系上矫正宋代理学“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流弊。另一支以王守仁为魁首，高揭“心学”的大旗，旨在唤醒人们心中的良知，着重从主体自觉上救治宋儒“割裂支离”“舍心逐物”的积染。一内一外，首次给予宋学余习以大面积、深层次的清扫，打破了宋儒理学大一统的局面，重现各家各派畅抒己见自由论争的多元化格局，为后来晚明思想文化的大繁荣、创新性发展作了廓清和铺垫。
弘治、正德、嘉靖三朝，古学与心学互动，形成强劲持续的反宋学潮流，文化领域广受濡染，文学也改变了前期沉寂衰飒的状态，出现了万物苏醒草木荣发的蓬勃生机。一是文学的自觉。在反宋学思潮中，宋儒重道轻文、“作文害道”、“作诗无益”的文学观念受到很大冲击，加之阳明心学张扬人的主体意识，促进了人与文的新觉醒。操觚之士十分希慕古代文学名流，立志追寻其芳踪美名。李梦阳歌咏曹植与李白：“流光耀千古，不与日星陨。”[20]又谒韩愈祠：“冕服前朝貌，文章百代名。”[21]徐祯卿仰慕战国虞卿为人，不重万户侯卿相之印，穷愁著书，而成《虞氏春秋》以自见，又感司马迁遭惨祸，发愤著《史记》，成一家之言，扬名于后世，乃寄书李梦阳以抒抱负：“聊希子长之风，庶几虞卿之志。”[22]身陷穷困的唐寅致书好友文徵明：“若不托笔札以自见，将何成哉？譬若蜉蝣，衣裳楚楚，身虽不久，为人所怜。”[23]古文名家茅坤也向友人明志，耻与“腐草同没”，而欲“自勒一家，以遗于世”，“自著文采，以表见于世”。[24]欲借文章、文艺以自见文采，彰显才情学识，以扬声当代垂名后世，这是当时文坛艺林的一种很流行的意识，也是文学自觉的一种生动表现。二是文心的解放。从长期在宋儒理学羁锁下挣脱出来的学者文人，深觉“自由”“自适”之可贵，向往之至，羡慕陶醉自然山水，草木鸟兽，自比“海鸥”“麋鹿”，自称“野人”“闲人”，而怀“野性”。心学大师陈献章《题应宪副真率卷》诗云：“今古一杯真率酒，乾坤几个自由身？”王守仁《游雪窦》诗云：“平生性野多违俗。”古文古学倡导者李梦阳《钟钦礼山水障子图》诗自叹：“人生有形贵自适，我今胡为尘埃中！”落魄文人画士唐寅《惜悔赋》也叹惜此身不自由：“虽物性之自适，揆人意而非有。”其文心亦活泼自由，少有拘束禁忌。当时文坛各抒己见，各言其是，互相驳唯，辩论成风，甚是热闹，虽同门同派也有不同意见，通过谈话讲学、书信往来进行交流讨论，和而不同。一时文派林立，社事繁兴，标榜之习亦盛，若“前七子”“后七子”“吴中四才子”“金陵三俊”“嘉靖八才子”，层出不穷。三是文风的盛炽。文学自觉和文心活泼大大激活了文学的创造力和作者的积极性，自元明之际后相隔百余年再现繁荣景象。对此，当日名流多高调赞叹。例如李梦阳云：“诗倡和莫盛于弘治，盖其时古学浙兴，士彬彬乎盛矣，此一运会也。”[25]顾璘云：“弘治以还，作者翩起，挺望南北，承学翕然向风。”[26]袁袠谓弘治文坛：“奇英妙哲，方轨并驰，文体复苏。”[27]陆深谓明代建国百年诗歌于斯为盛：“明兴百余年矣，而诗道盛于弘、正之间。”[28]黄省曾述及中叶文风之盛云：“迨至弘治，鸿化洋畅，延于嘉靖，则法模姬、秦，彬彬乎文质备矣。故以文章名家者，接耀于天下，虽林曲草牖穷栖之士，亦能高善铅椠。”[29]以上诸家都是活跃于当日文坛的名家，其言论很有代表性，他们怀着欢欣雀跃的心情欢迎文学新时代的来临，赞美名家辈出作者纷起虽民间“穷栖之士”也好文善文的盛况，又见到文学之盛与古学兴起有关，而文风由衰转盛的时间节点则在“弘、正之间”。胜概之下也潜伏着弊端，产生了模仿效颦之习。当李、何七子崛起时，秦汉派内部对如何学习秦汉、六朝、盛唐经典作家的问题就存在分歧和争议，许多人并不赞成尺寸模拟刻板效样，而主张有所变通，灵活学习。如七子成员康海就有一段关于文学创作的精辟议论：“古人言以见志，故其性情、其状貌，求而可得焉，此孔子所以于师襄得文王也。故昔人陶则陶，杜则杜，韩则韩，柳则柳，咸自成家。今或不能自立，傍人门户，效颦而学步，志意性情略无见焉，无乃类诸译人也耶？君子不凤鸣而鹦鹉言，陋矣哉！”[30]但既成积习就难改了，而为世所讥。
大量史实表明，明代中叶成、弘之间，江南苏州等城市已改变了元明易代战乱留下的残破景象，经济渐渐恢复繁荣，南北各大都会、交通枢纽、水陆码头也相继兴起，及至后期蒸蒸日上矣，晚季国势衰黯，江南繁华不减曩日。经济、贸易的发展，都市、乡镇的繁兴，对社会关系、生活方式、文化心理、价值观念以至学术思想都有深刻影响，引起一系列新变化。例如，由于商业、手工业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士农工商四民结构、关系、地位发生变化，在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中的影响增强，社会地位也有提高，士人与商贾、工匠及其他市民的关系日益密切，彼此混杂，身份互换的情形屡见不鲜。这些新变化必然在思想学术上有所反映，于是所谓“百姓日用之学”应运而生。“百姓日用”四字连用最早见于《周易·系辞上》：“百姓日用而不知。”那还是一种偶然巧合，而非一个不可分割的完整概念。“日用”一词每见于宋明理学家著述，朱熹、陆九渊、陈献章、王守仁等都曾引用，意在教导学者在日常生活起居应酬中体认“天理”或“良知”，未见将“日用”与“百姓”直接挂钩，也未形成一种学术概念。将二者联结在一块，并赋予新意的是王门高弟王畿。畿言：“良知在人，百姓之日用，同于圣人之成能，原不容人加损而后全。”[31]他将“百姓之日用”与“圣人之成能”等量齐观，给学者留下想象发挥的空间，虽然未离师门“良知”说教。能跳出宋明理学家思想窠臼，创立“百姓日用之学”的，是王门另一位卓异弟子、泰州学派开创者王艮。艮言：“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条理处。”[32]百姓的生存、生活、生计、生理，他们的合理诉求和美好愿景，合乎尧、舜之道，孔、孟之学，乃是天经地义，大道常理。百姓日用之学经泰州学派颜钧、梁汝元、罗汝芳、李贽等俊杰大力提倡和尽情发挥，在士流和民间影响越来越大，思想内涵也更加丰富。其中广为流行并蔚成思潮的是两种密切相关的思想倾向：崇俗和尊情。有关论述很多，且带理论色彩，可称“俗学”（“俗学思潮”）和“情学”（“情学思潮”）。俗学之要义是：讲究世俗生活的意义，强调穿衣吃饭诸基本生存条件的重要性，肯定追求富裕、享受的合理性。认识到“治生”是人生不可或缺的大问题，不可轻视，必须妥善解决；发现在世俗人等、普通百姓尤其是市民大众中蕴藏着许多优秀人物，热情赞美他们的巧艺、才能、聪明、智慧、深情、卓识、美德、秀质，高度评价他们的社会价值；士林贵俗，随俗、趋俗、融俗的习尚靡然成风，甚至高呼：“打倒自家身子，安心与世俗人一样”[33]，“大同于俗”[34]。震聋发聩，闻所未闻。情学之要义是：人生而有情，人有情则生趣盎然，世界灵活，人无情则如行尸走肉，虽生犹死。“人，情种也，人而无情，不至于人矣。”[35]所谓情主要指人所具有的普遍同情心，怜悯关爱之心，又常指男女爱情，因为“情始于男女”，“流注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间，而汪然有余乎”[36]。又推而广之，对世间美好事物的爱好以至成痴成癖，对自然界山川、草木、鸟兽、虫鱼一切生命的热爱。要之，晚明尊情者所倡之情是一个大写的情字，既讲私情，更重公情，希望“无情化有，私情化公”[37]。而公情每指民情、大众之情，要求为政者必须顺乎民情而不可逆其情：“夫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是以民之情为矩，安得不平？”[38]非但人类有情，天地万物皆有情，“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是情的引力将天地万物与人类众生连结在一起，“万物如散钱，一情为线索，散钱就索穿，天涯成眷属”[39]，于是人与天地万物共生并育，构成休戚相关的和谐世界。时人关于情论的种种说法、观点可以归结到一点，世界的本质，世界的统一性，是情，从而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确立起真正的情本体论，动摇了长期统治、束缚人们思想的宋儒哲学基础——理本体论，对宋代理学的打击无异于釜底抽薪，对宋学流弊习染作了一次更深刻更彻底的清理和扬弃。“理学——心学——情学”，是宋明哲学逻辑发展的三个阶段，情学不像之前的理学高悬天上主宰一切显得那般威严森肃，也不像心学植根心上任人自悟显得那般虚浮恍惚，它滋生的社会土壤是市民众生，学术根源是百姓日用之学，因而带有浓浓的世俗味，人情味，易被士庶大众接受，其宏旨在于借“情教”构建“天涯成眷属”的和谐社会，人与天地万物和谐共生的理想世界。我国尊情思想萌芽甚早，晋人有云：“情之所钟，正在我辈”[40]，“终当为情死”[41]。然而晋宋世族名士率尚一己私情而远离世情民情，自视甚高，如风尘外之物，其品藻人物则云，“云中白鹤”“瑶林琼树”“森森如千丈松”；又云，“龙跃云津，凤鸣朝阳”，“九皋之鸣鹤，空谷之白驹”，等等，他们对情的感知和认识还远未达到晚明人“大同情”的水平，远未形成情本体世界观。晚明情本体论的建立不但是宋元明哲学史也是中国思想史的重要变革和创新。
俗学思潮与情学思潮泛滥，渗透于文学领域的角角落落，从思想观念到创作实践都受影响。从隆万之际的徐渭（1521—1595）到明清之际的张岱（1597—1684），以及其间诸多文坛俊杰人士，如李贽、汤显祖、潘之恒、陈继儒、袁宏道、钟惺、施绍莘、王思任、李流芳、谭元春、冯梦龙、徐弘祖、刘侗等，每每自称“有情人”“痴情人”，又多趋俗尚俗。晚明文明思想和创作也存在两种倾向：尊情和尚俗。在尊情者眼里，情是文学的本质、本源，是文学的母胎、命脉。一切文学不管是抒情文学还是叙事文学皆生于情。诗、词、曲固然生于情，如汤显祖所云，“世总为情，情生诗歌”[42]。冯梦龙亦云，“从来性情之郁，不得不变而为之词曲”[43]。戏曲、小说又何常不酝于情呢？汤显祖自题其《牡丹亭记》：“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44]又谓其《南柯记》与《邯郸记》：“因情而梦，因梦成戏。”[45]张潮评明代三部长篇小说也着眼于情：“《水浒传》是一部怒书，《西游记》是一部悟书，《金瓶梅》是一部哀书。”[46]他的见解与诸家有别，却暗合冯梦龙《情史》自序“情教”之说。冯氏编《情史》的宗旨在于以情立教，“教诲诸众生”；张潮以为《水浒传》等三部小说都是情书，以情教诲众生，唯三书用情各有侧重，故有“怒”“悟”“哀”的区别。王思任赞叹汤显祖《牡丹亭》戏剧人物塑造之微妙生动：“无不从筋节窍髓以探其七情生动之微也。”[47]不但是汤显祖，其时文学名家妙手皆然，又不但写人，其写一切物也皆赋予七情。公安三袁特别是袁宏道、袁中道都是描摹山水的神工妙匠，宏道知契江盈科称“中郎所叙佳山水，并其喜怒动静之情，无不描画如生”[48]。中道观照评价黄山：“至奇至幻，至灵至活，态穷百物，体具七情。”[49]在诸多名家眼底笔下，天地万物、山川泉石、花草树木、鸟兽虫鱼，都是有情之物，有生命的，故其艺术形象莫不鲜活生动，而与人相亲。
明代文学尚俗的特点也很突出。还在中前期交替的天顺、成化之际，小说、戏曲之类“杂书”在民间已相当流行，读者群包括士农工商各阶层，而以小市民为主，识字的妇女尤其喜读，南北风习大致皆然。昆山人叶盛耳闻其事，有记载云：“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南人喜谈如汉小王（光武）、蔡伯喈（邕），杨六使（文广），北人喜谈如继母大贤等事甚多。农工商贩，抄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痴骇女妇尤所酷好。……有官者不以为禁，士大夫不以为非，或者以为警世之为，而忍为推波助澜者，亦有之矣。”[50]明中叶，俗文学流传愈广，文人雅士好之者愈多。李开先记文坛魁杰李梦阳、何景明酷爱市井艳词如《山坡羊》《锁南枝》等时调，谓其“情词婉曲，有非后世诗人墨客操觚染翰、刻骨流血所能及者，以其真也”。又记崔铣、唐顺之、王慎中等学者文家喜爱通俗小说，至谓“《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51]。文人染指俗文学并取得卓著成绩者当推散曲家陈铎。其散曲集《滑稽余韵》共收小令一百四十余首，大多取材于城市生活，对市井各行各业、市民众生相作了真实生动全景式的展示，堪称绝唱。嘉、隆以降，士林趋俗风气愈演愈烈，“大同于俗”的潮流日益高涨，并化为自觉的意识和行为，素以“严冷”自居的竟陵派首领钟惺也放下架子，思考世俗生活的价值、意义，屡屡发出这样的言论：“通人作俗事，自有深意”[52]，“货殖非小道也”[53]，“货殖非细事，货殖之人非庸人”[54]。他竭力为货殖、经商、治生、俗事辩护，论证其正当性、合理性，通乎经国大业，乃至大文章，此种观念完全合乎“大同于俗”的时代潮流。在这样的文化生态下，通俗文学的空前繁荣，《金瓶梅》、“三言”、“二拍”、“临川四梦”等巨制奇篇的涌现，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滚滚俗流也漫灌于传统诗文领地，出现雅俗文学融会合流的现象。那些喜爱城市繁华，熟悉市井百象的文人雅士，常用新观念、新眼光、新笔墨记录描绘斑斓多彩的市井风情和形形色色的小人物，他们的才艺、风致、品格、隐情，多赞美之词，也讥讪卑污之徒。文体随之俗化，虽是典雅板重碑传铭颂诸体也变得轻灵活泼起来。散文家中如袁宏道、潘之恒、刘侗、余怀等都是这方面的妙手，其冠冕不得不推长期居留游观于江南各大都会名城而深受都市文化熏陶的文学奇才张岱了，其风俗记结集《陶庵梦忆》与南宋张择端风俗画长卷《清明上河图》都是以描绘都会风情为题材的艺术杰作，一则以画，一则以文，二张前后辉映，可以并垂于世。俗学与情学，尚俗与尊情，水乳交融，殊难分离，共同推动了晚明文学的创新和繁荣。小品名家陈继儒论晚明散文之新奇与繁盛：“芽甲一新，精彩八面，有法外法，味外味，韵外韵，丽典新声，络绎奔会，似亦隆、万以来气候秀擢之一会也。”[55]这一评价主要针对小品散文而发，也可视为对晚明文学总体新貌和空前盛况的确切写照。
明清易代之际，是思想学术反思总结时期。在总结明室覆亡的经验教训时，许多学者包括一些巨匠在内都把祸乱的根源归结到思想学术的颓靡，王学末流的空疏，特别是泰州学派的狂肆，蔑弃名教，导致世道人心大坏，国势虚弱不堪一击。思想学术、社会机体既患虚症，救治之道自当以实补之，于是实学以兴。清初建国之始，实学思潮的基本精神是通经贯史，经世致用，重视躬行实践。康熙中叶，在专制与笼络并施的文化政策下，汉族士大夫的民族意识逐渐削弱淡化，实学遂蜕变为朴学，特重训诂考据，创新精神消沉，以致落到“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皆为稻粱谋”的可悲境地。经过天崩地坼易代巨变，血与火的洗礼和实学思潮的浸溉，文学没有枯萎凋零，反而出现了另一番好景，坚实深沉，苍凉峻拔，水落而石出，叶脱而骨见，寒梅吐香，雪竹映碧。此种景象有如明遗民朱鹤龄所形容和赞美：“鸭脚（银杏）枫柏，经霜作花，红叶翠柳，参差绮缛，当之者神寒，望之者目眩，此亦天下壮观绝采也！”[56]实学思潮兴起高涨之时，晚明俗学与情学思潮乃趋衰弱，声势渐远渐沉，余波衍为暗流、细流，直至清末也未消失。有清一代前中后期，文学才俊大家如蒲松龄、金圣叹、孔尚任、洪昇、曹雪芹、吴敬梓、龚自珍等，皆承其波而挹其流，可见晚明新思潮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五
以上所述明代学术思潮演进的五个时期五种思潮，即元明之际子学思潮、明前朝宋学思潮，中期反宋学思潮、后期百姓日用思潮、明清之际实学思潮，若截去“之际”一头一尾，便凸显有明一代前中后三期主潮——宋学、反宋学、百姓日用之学，三大潮流的背景、性质、作用、地位各不相同。以濂、洛、关、闽诸家为代表的宋代理学，继两汉经学、隋唐佛学之后，适应时代和学术新要求另辟蹊径，创立新说，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其中集理学大成、闽学创始者朱熹的学术地位最高，南宋末年被朝廷抬进孔庙，理学也成了官方哲学，以利用其挽救赵宋日见式微的统治。宋学发展的创造潜能至此已发挥殆尽，由“登峰造极之点”而向下滑落，“盖一学派极盛之日，即伏其向衰之机”，“而宋学自朱子而组织大备，亦自朱子而分裂遂显”[57]。学术的发展逻辑要求另觅他途，再辟新境，但朱学既已盛极，尊信者众多，仍被后世统治者奉为“良规”，作为思想统治的工具。元代统治短暂，也崇朱学，而未禁百家异学。明初思想学术宗尚宋人，独尊朱子，排斥“异端”，“成化以前，道术尚一，而天下无异习”[58]，虽至中叶初期，风气如旧，“成、弘间，师无异道，士无异学，程朱之书，立于掌故，称大一统”[59]。学术“大一统”局面延续百年之久，而积弊也尽显，时移事易，反宋学大潮随之汹涌扑来，这便是李梦阳、何景明、杨慎、祝允明等鼓吹的“古学”和王守仁、陈献章等倡导的“心学”，分别从内外心物、“尊德性”、“道问学”两个方面对宋学思想知识体系展开全面充分的批判。一则主张向宋以前博大精深的典藏宝库中汲取知识力量，以矫正宋学空疏浅薄之弊；一则呼唤加强涵养，恢复“道心”而致“良知”，以挽救宋习诱惑世人贪恋科举功名之失。这一声势浩大、席卷南北、震撼人心的反宋学思潮，漫衍于明代中叶，从成化至嘉靖，也达百年之久。它对扫除唯宋人矩矱是遵的积习，唤醒士林的文化自觉，开辟一条文化创新之路，具有重大意义。随后，百姓日用思潮兴起，明代思想学术迎来创新繁荣的大时代，其俗学与情学不但取代了宋学，而且创造了具有本朝特色的“明学”和“明文”，学术再次下移普及民间，雅文化与俗文化进一步合流，并使情与理得到统一，构建起情本体一元论，又由崇俗与尊情衍生出崇尚智巧技艺，拓展深化了古来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将人学理论推向新的阶段，反映了人的新觉醒，这对文化的创新和繁荣至关重要。而文化学术的历史转变和巨大成果是经过几代人艰难曲折的长期探索才获得的，又与特定社会历史条件密不可分。
明代前中后三期所形成的宋学、反宋学、百姓日用之学三大主潮，盛衰起伏，更迭代谢，昔日之支流升为今日之主潮，今日之主潮复降为明日之支流。“盖一学派极盛之日，即伏其向衰之机”[60]。“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61]那么，特定时代有价值之思潮，当其兴盛升为主潮，及其衰而退为支流、旁流、伏流、暗流之后，便失去其价值，而就此泯灭不复影响后世吗？回答是否定的。凡有“相当价值”之时代思潮，虽然由盛而衰，产生种种流弊，受到世人批判甚至唾弃，但不会因此彻底消亡完全失去影响。拿宋代理学来说，在明代中后期曾遭痛击，群起而攻之，但当时学者仍有不少尊崇者，有清一代朱学后劲相当之大。明代古学、心学、俗学、情学的历史命运亦复如是。各大思潮之间是相革相因、相反相成的关系，不是一个灭掉一个，一个吃掉一个，斗个你死我活方才罢休。生物基因的多样性是维持自然生态平衡的基础，环境影响特别是人类活动会改变甚至消灭生物基因，故人类为了维护生态平衡也是为了人类自身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十分小心爱护保存生物基因。对待历史文化基因，对待“有相当价值”的时代思潮，也当作如是观。
特定时代学术主潮还会衍生出支流，又另有别派旁系，前者属于同一主潮下的不同派别，后者属于与主潮并列或对立的异流，主流与非主流及其内部纷繁的支流余裔，“旁衍横溢”“参伍错综”[62]，互相拍击冲撞、渗透融会，形成多元统一的学术格局，共鸣一代文化之盛。以明代中叶学术为例，在反宋学主潮下，衍生出古学与心学，两派都以批判、取代宋学为担当，大方向一致，学术旨趣也多妙合，虽然一主于心性体悟，一主于旧知探求，内外心物，各有偏至。王守仁鼓吹良知之说，也打着先秦时代孟子“良知”和《尚书》“道心惟微”的旗号，复古健将何景明论天下事物之变化，主张不可拘泥于外表形迹，必须“心知其意，毋以迹固之”，“心者天下之至神也”[63]，甚重心智的作用。两派学者也有龃龉，互相驳难，古学大家杨慎既痛批宋儒，也讥阳明心学“束书不观，游谈无根”[64]。在古学内部，李梦阳、何景明两位领袖之间，对复古的认识也有分歧，争论相当激烈。阳明心学内部派系尤多，黄宗羲《明儒学案》将王门学系按地域划分为“姚江”“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粤闽”等派别，其对师说的体会解释并不一致，甚至背离。当明中叶古学、心学两大反宋学主潮兴盛的时代，还存在虽受这两派或宋学影响而另立门户自创一派的学者群体，其中不乏大儒硕学，可称为独立派，如罗钦顺始尊程朱，继而醉心禅学，后归于实学，“成为既非程朱又非陆王学派的独立思想家”[65]，是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及禅学的有力批判者。黄绾早年宗程朱，继为王守仁忠实信徒，晚年经过实践验证和独立思考，幡然醒悔，深知宋儒理学与其师良知之说的空虚误人，提出义利并重、理欲统一、仁心私情相融等新颖独特的观点，侯外庐先生称其肯定人的私心、情与欲的思想，“和王阳明的‘去欲’‘去七情’的相反了，这是带有人文主义色彩的”[66]。又如崔铣当程朱理学衰微之日，犹能收拾其绪余，客观地指出其学术价值，称朱熹造诣“邃探于浑沦，细入于丝毛，发道若指诸掌，辟邪则抉其肺肝”[67]，同时也批评宋代理学诸儒“以禅附儒而道淆矣”的弊病[68]，又批朱子大注群经，被明代统治者利用，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和标准，导致文风、士习、人心卑下。黄宗羲评崔铣学说，“自有真得，不随朱子脚下转”[69]。对于流行当世共同反对宋学的古学和心学，崔铣也以自己的真知独见，给予截然不同的评价。他很赞赏李、何等倡导的古文古学，“陋痿文之习，慨然奋复古之志”“学者尊为宗匠”。又誉其人格，李子“方雅简默，稍饬廉稜”，何子“恬淡温逊，不露才美”[70]。而对阳明心学深恶痛绝，“慨颜后之失传，申象山之独造，创格物之解，剿禅寤之绪，奇见盛而典又微，内主详而外行略矣”[71]。苏州学者黄省曾原来是李梦阳的崇拜者，尝致书愿为弟子，盛誉李氏文学成就与复古功绩，“往匠可凌，后哲难继，明兴以来，一人而已”[72]。他深受古文古学熏陶，“然文体竟自成一家，固未尝承流接响也”[73]；后游王守仁门下，执贽为弟子，王守仁《传习录下》载其师生问答数十条，“往往失阳明之意”[74]。他游移于李门、王门之间，同受古学与心学熏沐，但仍保持独立自主的学术品格，尤其关注、潜心研究经世济民实用之学，著有《鱼经》《稻品》《兽经》《芋经》《菊谱》，而以撰述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西洋朝贡典录》为卓著。明中叶宽松的文化学术环境造就了众多富于创造活力的学者，不管他们属于哪个学派，是主流派还是非主流派，大都具有独立自主的精神，而能吸纳百家，折中群言，志在创成一家之言，这种学术品格、文化风范与前期墨守宋儒矩矱、蹈袭前人途辙的学风大相径庭。明代中后期学术、文学的繁荣和更新，印证了《周易·系辞》“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哲理，与当今学人赞同的“多元化统一”的文化理论相通。而明代前期“道术尚一”“士无异习”的所谓“大一统”文化学术格局，遏制多元思想学术发展的清一色“统一”，只能造成衰微的结局，而非繁荣气象。
明代三百年学术思潮与文学思潮演变历程，其间源流始末、盛衰消长、离合异同、倚伏参伍等，包含许多复杂微妙的道理，虽当世人、明眼人也难窥其究竟。竟陵派创始者钟惺曾论文学潮流转变的契机奥理：“大凡诗文，因袭有因袭之流弊，矫枉有矫枉之流弊。前之共趋，即今之偏废；今之独响，即后之同声。此中机捩，密移暗度，贤者不免，明者不知。”[75]后世有了一定的历史纵深度，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但也有新的困难，历史向后推移愈久，许多旧文遗事也会随之模糊以至泯然消失，颇费寻索考证。而且每个时代特别是当代学人都力求用新的眼光重读重写历史，贵有心得和发现，对于文史哲学科中某个具体问题的研究也是如此，焉有止境？关于中国文学史学中学术思潮与文学流变问题的研究虽已取得相当成绩，仍须拓展、深入，远非几篇文章几部著作能毕其功的。
【注释】
[1]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版，第8页。
[2]《文心雕龙创作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11页。
[3]《中华学术与中国文学研究丛书总序》，见许总《宋明理学与中国文学》，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4]孙正容先生将明洪武朝分为初、中、后三期，初期自洪武元年（1368）至洪武十二年（1379）。见《朱元璋系年要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今参其说。
[5]由万历元年（1573）迄崇祯十七年（1644）明亡，史家通称“晚明”，今将明崇祯朝与清顺治朝合称“明清之际”。
[6]胡应麟《少室山房文集》卷一〇六《题刘青田集后》，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77页。
[8]《宋文宪公全集》卷二六《理学纂言序》，《四部备要》本。
[9]《白云稿》卷五《新编六先生文集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逊志斋集》卷一一《与赵伯钦》，《四部备要》本。
[11]《逊志斋集》卷二四《读诗》，《四部备要》本。
[12]杨士奇《东里别集》卷二《圣谕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杨士奇《东里别集》卷二《圣谕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罗洪先《念庵文集》卷四《谷平先生文集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黄佐《泰泉集》卷三五《眉轩存稿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明史》卷一四《宪宗本纪》。
[17]罗洪先《念庵文集》卷一一《白潭诗集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陈献章集》卷二《与胡佥宪提学》，中华书局1987年版。
[19]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二二《送别省梧林都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20]《空同集》卷一八《世不讲曹李诗尚矣》，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1]《空同集》卷二三《韩文公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2]《迪功集》卷六《重与李献吉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3]《唐六如集》卷五《与文徵明书》，中国书店1985年版。
[24]《茅鹿门先生集》卷一《与蔡白石太守论文书》，《续修四库全书》本。(https://www.daowen.com)
[25]《空同集》卷五九《朝正倡和诗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6]《息园存稿》卷一《严太宰钤山堂集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7]《胥台先生集》卷一四《国宝新编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28]《俨山集》卷四四《梅林诗集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9]黄省曾《唐渔石集序》，见唐龙《渔石集》卷首，《四库四书存目丛书》本。
[30]见李贽《续藏书》卷二六《文学名臣》，中华书局1974年版。
[31]《明儒学案》卷一二《浙中王门学案一》，中华书局1995年版。
[32]《明儒学案》卷三二《泰州学案一》，中华书局1995年版。
[33]《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四《德山麈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34]《焚书》卷三《四勿说》，中华书局1975年版。
[35]张琦《衡曲麈谈》，《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36]詹詹外史《情史序》，见《冯梦龙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37]龙子犹《情史序》，见《冯梦龙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38]《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四《德山麈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39]龙子犹《情史序》，见《冯梦龙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40]《世说新语校笺》卷下《伤逝》，中华书局1984年版。
[41]《世说新语校笺》卷上《任诞》，中华书局1984年版。
[42]《汤显祖诗文集》卷三一《耳伯麻姑游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43]《太霞新奏序》，见《冯梦龙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44]《汤显祖诗文集》卷三三《牡丹亭记题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45]《汤显祖诗文集》卷四七《复甘义麓》，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46]《幽梦影》卷上，清康熙刻本。
[47]《批点玉茗堂牡丹亭词叙》，见《王季重十种·杂序》，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48]《雪清阁集》卷八《解脱集二序》，见《江盈科集》，岳麓书社1997年版。
[49]《珂雪斋集》卷一六《游黄山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50]《水东日记》卷二一《小说戏文》，中华书局1997年版。
[51]《词谑》，《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52]《隐秀轩集》卷三三《阮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53]《隐秀轩集》卷三二《程次公行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54]《隐秀轩集》卷二三《货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55]《白石樵真稿》卷一《文娟序》，《中国文学珍本丛刊》，1935年版。
[56]《愚庵小集》卷八《绮林集序》，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79年版。
[57]钱穆《国学概论》第八章《宋明理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23页。
[58]黄佐《泰泉集》卷三五《眉轩存稿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9]董其昌《容台文集》卷一《合刻罗文庄公集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60]钱穆《国学概论》第八章《宋明理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23页。
[6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62]钱穆《国学概论》第七章《南北朝隋唐之经学注疏及佛典翻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63页。
[63]《大复集》卷三〇《何子十二篇》，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4]《升庵全集》卷五二《邵公批语》，《万有文库》本。
[65]陈鼓应、辛冠洁、葛荣晋主编《明清实学思潮史》第一卷，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16页。
[66]侯外庐《明道编序》，见黄绾《明道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页。
[67]《洹词》卷一〇《晦庵文抄续集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8]《洹词》卷五《答许侍郎廷美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9]《明儒学案》卷四八《文敏崔后渠先生铣》，中华书局1995年版。
[70]《洹词》卷六《江西按察副使空同李君墓志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1]《洹词》卷一〇《太宰罗公七十寿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2]《空同集》卷六二《附书二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3]《明儒学案》卷二五《孝廉五岳先生省曾》，中华书局1995年版。
[74]《明儒学案》卷二五《孝廉五岳先生省曾》，中华书局1995年版。
[75]《隐秀轩集》卷二八《与王穉恭兄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