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文化与中华大统
元朝前身为大蒙古国，开国之君便是威名赫赫的成吉思汗，后世窝阔台、贵由、蒙哥、忽必烈相继嗣大汗位，凡五帝，六十余年（1206—1270）。其间，蒙古统治者的主要战略目标是倾蒙古本部之力，利用被征服国的物力财力人力，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先进的火炮弓弩武器，剽悍善战的草原骑兵，发动大规模的掠夺战争，建立称雄世界的大帝国。其势力范围横跨欧亚，后来受封各汗国逐渐衰弱，疆域日蹙，及至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其幅员之广仍为中国历朝之最。大蒙古国及元朝的武功举世公认。但仅凭武功而缺文治决不可能维持长期统治，若要统治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中国，更无可能。还在蒙古国窝阔台即位时，大臣耶律楚材“时时进说周孔之教，且谓天下虽得之马上，不可以马上治，上深以为然”[2]。太宗六年（1234），蒙古兵围攻金国都城汴京，耶律楚材复上疏“奏遣使入城，索取孔子五十一代孙袭封衍圣公元措，令收拾散亡礼乐人等，及取名儒梁陟等数辈，放燕京置编修所，平阳置经籍所，以开文治”[3]。元太宗窝阁台也允奏照办了。其时距蒙古立国不及三十年，对外扩张用兵正紧，一切制度均属草创，其雄主辅臣已经认识到“文治”的重要意义，并有初步筹划和实施。
元世祖忽必烈是名副其实的元代开国之君，至元元年（1264）定开平为上都，燕京为中都（后称大都，即首都），至元八年（1271）改国号为大元，至元十六年（1279）灭南宋，统一中国。在位三十余年，继续对内对外用兵，同时将经国大业重心逐渐由武功转向文治，加强各项典章制度和思想文化建设。元诗人揭傒斯称：“臣窃惟我国家自太祖皇帝（成吉思汗）至于宪宗（蒙哥），凡历四朝五十余载，天下犹未一，人之学犹未明。世祖皇帝以天纵之圣，继统纂业，豪杰并用，群儒四归，武定文承，化被万国，何其盛欤！”[4]歌功颂德，自是难免，但世祖文武并用，留心文化教育，用儒臣，兴学校，开启了文化建设的新局面。世祖以后几朝，文化事业代有兴举，降及文宗天历二年（1329），诏命修撰《皇朝经世大典》，至顺二年（1331）成书。此书材料“悉取诸有司之掌故而修饰润色之”，又“询诸故老，求诸纪载”，“旁观载籍之传闻”[5]，体例仿照《唐会要》《宋会要》，分门别类，凡十篇，即《帝号》《帝训》《帝制》《帝系》《治典》《赋典》《礼典》《政典》《宪典》《工典》，八百八十卷皇皇巨典，汇集了蒙古国和元代自世祖以来百余年文献记载，涉及政治、军事、法律、外交、经济、财税、文化、教育、宗教、祭祀等经世治国大政和制度，集有元一代“典制之大成”，可称一项重大文化工程。文宗皇帝钦命修典并御题书名，命太师、丞相、达剌罕、太平王燕铁木儿总监其事，奎章阁大学士、中书平章政事赵世延及其副奎章阁侍书学士虞集任总纂，与学士院、艺文监官属分局修撰，又命礼部尚书巙巙“择文学儒士三十人，给以笔札而缮写之，出内府之钞以充用”[6]。择人审慎周到，经费充足，“供给无匮”，为大典的修纂创造了优越的条件，体现了朝廷对这项文化工程的高度重视。可惜这部典籍盖在元末已亡佚，其零简碎篇尚存于《永乐大典》残卷中。清代四库馆臣慨叹：“而《元经世大典》又久已散佚，其散见《永乐大典》者，颠倒割裂，不可重编，遂使百年掌故无成书之可考。”[7]幸好赵世延、虞集等所撰《经世大典序录》尚存，实为大典十篇之提要，被元人苏天爵所辑《元文类》完整地收录下来，使后世得以窥见元代典章制度之涯略，文化实绩之一斑。
《元经世大典》关于元代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记录，无不蕴含文化元素，其中第七篇《礼典》所述“进讲”“御书”“学校”“艺文”“贡举”“进书”诸目，皆属文化范畴，而兴学成绩尤其突出。窝阔台既灭金国，平定中原，采用耶律楚材建议，在燕京建学，地方列侯也相继兴学，皆属草创，不成气候。及忽必烈统一天下，典章制度及文化教育便提上议事日程，“世祖皇帝既定大统，人文聿兴，学校之设，为急先务”[8]。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置国子监学，为全国最高学府。教学内容以儒学为主，生员多择自蒙古贵族及高官显宦子弟，“以孔子之道教近侍、国人子弟，公卿士大夫之子，其书则《书》《易》《诗》《春秋》《礼记》《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其说则周、程、张、朱氏之传也”[9]。北方大儒许衡为首任祭酒，又设司业、监丞、典簿、博士、助教诸官。其初生员名额才十余人，后增至“五百六十人”[10]。路、府、州、县各级行政区皆设学校，并设提举司掌其事，体制略仿国学。“今自天子之都，施及四海之际，凡郡县莫不有庙学”[11]。庙指宣圣庙即孔庙，学指各级儒学，“夫庙所以崇祀，学所以施教也”[12]。“崇祀”旨在对儒家“至圣先师”孔子的尊崇和信仰，“施教”旨在对儒家人格精神、经典知识的培育和传授，二者功能稍有侧重，而基本目标、核心思想一致，故庙与学建于一处，不可分割。此种建制由来已久，蒙元继承了这一文化传统。元代又承南宋讲学余风，扶植书院，鼓励私人讲授四书五经，宋儒周、程、张、朱之学。“世祖令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出钱粟以赡学者之家，并立为书院，故一时书院遍于各处”，“书院虽有官立私立之分，而书院之师皆由官授，路、府、州、县其称不一，有教授、学正、山长、学录、教谕之名”[13]。朝廷及地方官，社会贤达宿儒名士，有兴学的愿望和热心，公私联手，促进了书院的发展，教育的普及，私人讲学的流行。当南方平定之初，“郡邑方内附，学校多废”[14]，书院对教化所起到的起衰救急作用尤其明显。儒学以外，又设蒙古字学、回回学，乃至“医药卜筮之流，亦皆有肆习之所，则名一艺者咸精其能矣”[15]。元代官办各级学校（儒学）的昌盛，既受到本朝人士的赞颂，如云：“列圣相承，百年之间，幅员万里，黉舍相望，何其胜也！”[16]也获得明朝史家的推许，“元世学校之盛，远被遐荒，亦自昔所未有云”[17]。如果说设置国学和郡县儒学是承袭传统教育体制的话，那么，重视技术技能培训使受教育者掌握一技之长，则是元代教育的一大特色和创举。医学尤其受重视，奉伏羲、神农、黄帝三皇为医学之祖，各地遍立三皇庙，与社稷之神、孔子之庙并为天下“通祀”，“祭仪略仿孔子之庙，岁以春秋二季行事，而以医者主之”[18]。三皇庙与医学是元代特设的一种重要的祀典制度和特色教学体制，“三皇庙者，祠伏羲、神农、黄帝之神，自国都至郡县皆立诸医者之学，我国家之制也”[19]，“我国朝始建三皇之庙，以祀伏羲、神农、黄帝，自国都至于郡县，通祀为三矣。祭于春秋之季月，有司守令行事，医诸生执礼致拜告享，仿于儒学，而器服、牲币亦视以为法，我圣朝之制也。”[20]医之师及其弟子平时讲习医术于讲堂，春秋二季届时祭拜三皇及历代名医于殿堂。庙与学合二为一，政府主管机构为医学提举司，其制与儒学仿佛。元代医学发达，名医名著迭出，学者文人也往往精于医理，此与国都及各郡县遍设医学，形成一套完整医学教育行政体系，朝野重医尊医蔚成风气不无关系。自宋室偏安一隅至蒙元混一天下约一个半世纪，南北分裂，战争频年，生灵涂炭，人命危浅，丧乱的现实唤起社会惜生护生的意识，从而引发对医者医学的重视、尊敬，当国家统一寻求太平之道治安之策时，统治阶层和精英人士不能不顾及这一社会愿景。“天下既已治安，遐尔一家，仁德所被，兵息刑措，而万国生聚之众，其痒疴疾痛，不得不以为忧。”[21]
元代工匠文化，气象恢宏，大放异彩。发达的手工业是蒙元维持强大军事实力，发展农工商贸各类产业，营造宫殿官府、城池宫苑、道路桥梁、学校书院、寺观祠庙等各种建筑，满足王公贵族奢侈生活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因而受到统治者的特别关注。工部“掌天下营造百工之政令”[22]。其下机构庞杂，所管手工业门类繁多，有“诸色人匠总管府”，下设“梵像提举司”“出腊局提举司”“银局”“镔铁局”“玛瑙玉局”“石局”“木局”“油漆局”等。又有“诸色人匠总管府”“诸司局人匠总管府”“诸路杂造总管府”“大都人匠总管府”等。地方也视情况设置官营手工业的专门机构，有“所”“司”“局”等名目，如“通州皮货所”“深州织染局”“朔州毛子局”等。将作院“掌成造金玉珠翠犀象宝贝冠佩器皿，织造刺绣段匹纱罗，异样百色造作”[23]，“秩正二品”，官阶比正三品的工部还要高一级。其下官署有“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其下设“金银器盒”“玛瑙”“玉局”等提举司，又设“鞓带斜皮”“瓘玉”“浮梁磁”“大小雕木”等局。另有“异样局总管府”“大都等路民匠总管府”，其下也分设司局，掌管各业。例如“铁局”，“掌诸殿宇轻细铁工”；“成鞍局”，“掌造御用鞍辔、象轿”；“刀子局”，“掌造御用及诸宫邸宝贝佩刀之工”；“旋局”，“掌造御用异样木植器物之工”等；“采石局”，“掌夫匠营造内府殿宇寺观桥牐石材之役”[24]。蒙元时代在官办手工业局院服役的工匠群体是个庞大的阶层，其来源在蒙古国大规模战争时期，主要罗自俘虏，窝阔台既破金，“括其民匠，得七十二万户”[25]，数量惊人。元世祖忽必烈统一天下，百废待举，大批民间工匠被征收至大都，至元十六年（1279），“籍人匠四十二万，立局院七十余所，每岁定造币缟弓矢甲胄等物”[26]。
被收编进入朝廷和地方官府有关手工业机构的工匠，经核准取得“匠籍”（谓之“复其户”），有了合法的身份，用自己的技能和繁重的劳动换来个人的温饱，勉强维持一家的生计，若有幸遇到轻徭薄赋的年岁，匠户还可以免除一年苛捐杂税。“国家初定中夏，制作有程，乃鸠天下之工，聚之京师。分类置局，以考其程度，而给之食，复其户，使得以专于其艺。故我朝诸工制作之精巧，咸胜于往昔矣。”[27]个别有绝活有发明的工匠还被提拔为匠官。孙威，原为金兵，后附蒙古，善制甲，所制蹄筋翎根铠，太祖成吉思汗亲射之，不能彻，大喜，授河南平阳诸路工匠都总管。他还是最早建言攻城勿横屠百姓，“辄以搜简工匠”，“而全活之”的一位官员[28]。其子拱，巧思如父，善制甲盾，袭封怀州河南等路甲匠都总管，后迁大都路军器人匠总管，升工部侍郎[29]。刘元，河北宝坻人，尝从尼泊尔著名佛像工艺家阿尼哥学艺，亦称绝妙，“至元中，凡两都名刹，塑土、范金、抟换为佛像，出元手者，神思妙合，天下称之”。得君宠爱，赐宫女为妻，官至昭文馆大学士、正奉大夫、秘书卿[30]。庞大的工匠群体（包括官属的和民间的）在国家各项事业和社会生活中显示出巨大能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的创造力和手艺得到社会的认可和赞赏。朝廷还特为“医药卜筮之流”建立“肆习之所”，使之“名一艺”“精其能”，“艺能”是此类学校的必修科目。官修文书典册《经世大典》屡屡赞美百工技艺之精巧，并以此歌颂本朝之盛德。如赞石工：“而我朝攻石之工，制以花卉鸟兽之像，作为器用，则务极其精巧云。”赞皮工：“而柔治之方，裁制之巧，则又非昔人之所及也。”又赞织像工、塑像工：“而织以成像，宛然如生，有非采色涂抹所能及者。以土像形，又其次焉。然后知工人之巧，有夺造化之妙者矣。”最后总赞：“故我朝诸工制作精巧，咸胜往昔矣。”[31]在民间各行各业也涌现出众多能工巧匠，如制墨名家潘元谷、胡中文、林松泉、於材仲、杜清碧、魏学古等十余辈，皆江南人。斫琴名手严清古、施溪云、施谷云、施墨舟。著名银匠朱碧山、谢君余、谢君和、唐俊卿，皆浙西“精于手艺表表有声者”[32]。元代手工业发展从总体看，无论是生产规模、匠人数量、行业种类，还是管理体制、技术工艺等，都达到历史的新高度，工匠的生活境遇和社会地位也有一定改善提高，社会崇尚技艺渐渐形成一种风气，轻视工匠的所谓君子不齿于“巫医乐师百工之人”，贬低技艺的所谓“奇技淫巧”等传统观念受到强烈的冲击。元代天文、数学、地理、航海、农业、水利、医药、火器诸科技成就，书法、绘画、建筑、雕塑、戏曲、小说等文艺创获，和社会推崇工匠精神、工匠文化都有一定关系。
元代文化不是游离于中华文化之外的异族文化，而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脉的历史延续，为时不过百年却是精彩的一段。中华文化由多民族文化长期融会而成，其构成要素以汉族文化为主体，自汉以来儒家学术思想居主流地位。蒙古人崛起朔漠，从成吉思汗至蒙哥五十年间，起初对儒士是轻视的贱视的，在攻城掠地中，将俘获当作奴隶以至屠杀，儒生也难幸免，后渐渐引起重视，稍稍任用之。频年战争，一切制度建设尚属草创，未免粗疏，对中夏传统典章制度缺乏系统梳理研究和完整采纳，至元世祖乃延纳诸儒参酌古今，制定各项朝典礼制，仍有蒙古和色目权贵表示疑义、反对：“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何如？”[33]至元十年（1273），“权臣屡毁汉法”[34]。所谓“遵用汉法”，如辅臣刘秉忠所说，就是遵循尧舜禹三王开创的“典章、礼乐、法度、三纲五常之教”，“汉兴以来，至于五代，一千三百余年”，圣主贤君皆由此道，说到底，蒙元必须继承中华五千年文化传统，才能在中华大地上站稳脚跟，维持长期统治，“遗大宝于子孙，庶传万祀，永保无疆之福”[35]。积蒙古国五十年和历代入主中原少数民族政权治国经验，根据诸多大臣和儒士的建议，元世祖忽必烈自即大汗位以来，加强各项重大制度建设，大胆采用汉法，并取《周易》，“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之义，改国号曰“大元”，标志正式入继中国大统，成为绍缵历代王朝的新主，认同中华文脉。史称：“世祖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使，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成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36]元世祖能“以夏变夷”，接受中华文化并以之教化蒙古和其他少数民族，建立起规模宏远的国家体制。元世祖及其西域“华化”诸臣，辽、金旧臣，还有北方儒士，对汉法的推行和中华文化的弘扬均起到重要作用，在民族斗争激烈的时代意义尤其重大。
辽、金旧臣及其后裔华化较早，汉文化修养较高，例如耶律楚材本是辽国契丹贵族，后事元太祖、太宗三十余年，官至中书令，屡次建言开文治，用儒士，认为“三纲五常之教，有国有家者莫不由之，如天之有日月星辰”，乃是“万世常行之道”，不可“独见废于我朝”，时值立国之初，其所建议“见于设施者十不能二三”[37]。元西域华化名臣高智耀，西夏国人，登进士，国亡于蒙古，事元宪宗、世祖两朝，任翰林学士、中兴等路提刑按察使。尝入对宪宗言：“儒者所学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自古有国家者，用之则治，不用则否。”又与世祖反复辩论，“力言儒术有补治道”。大兵征淮、蜀，士遭俘虏者，皆没为奴。智耀奏言：“以儒为驱，古无有也。陛下方以古道为治，宜除之，以风厉天下。”[38]获释者儒士千余人。廉希宪，畏吾儿人，幼习儒书，年十九宿卫世祖王邸，爱读《孟子》，世祖呼之“廉孟子”。尝拜中书右丞相、平章政事，赐甲第一区，时年仅三十。志在致君尧舜，而以古贤臣皋、契自许，“赞辅治化，以致雍熙”，“荐大儒许公衡提举儒学，辟智仲可参综府事，扁所居堂曰‘止善’。公退，即与诸儒讲求事君立身大义，评品古今人物，是非得失，焚香鼓琴，夜分乃息”。在战争中留意保护儒生，尝从世祖伐宋，下鄂城，“因请军士所俘儒生以官钱购之，脱五百人隶”。世祖尝劝其受佛戒，“参内典”，对曰：“臣幸蒙圣训，久受孔子戒矣。”帝问：“孔子何戒？”廉曰：“臣也尽忠，子也尽孝。”[39]愈见其笃信孔子之教之坚定不二。陈垣先生评赞其人：“元色目人中，足称为理学名臣者，以希宪为第一。”[40]
汉族儒者最先得到蒙古统治者接纳的是北方学者，还在忽必烈为藩王开府金莲川时，已留心收揽金朝儒士，为之出谋划策，后来有些人成了大元名臣近要，对向以皇帝为首的蒙古统治集团灌输儒学思想，向天下推广尧舜文武周公孔子之教，制定礼乐刑政等典章，在国家制度、文化教育等各项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确立了以汉法为基础的政治文化体制，维护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如刘秉忠，邢州（今河北邢台）人，自称“吾家累世衣冠”，先世仕辽、金，父润为蒙古都统。秉忠志气英爽，博学多才艺，少隐于僧，后随海云禅师觐见忽必烈，应对称旨，遂留藩邸，“参帷幄之密谋，定社稷之大计”。世祖即位，营建大都（今北京）城，奏建改国号为大元，“他如颁章服，举朝仪，给俸禄，定官制，皆自秉忠发之，为一代成宪”[41]。官至光禄大夫，位太保，参预中书省事。又如许衡，河内（今河南沁阳）人，世为农，幼有异质，嗜学如饥渴，慨然以道为己任，尝与姚枢、窦默等在苏门山讲习程朱理学，至于经传、子史、礼乐、名物、星历、兵刑、食货、水利之类亦无所不讲。忽必烈出王秦中，以姚枢为劝农司，教民耕植，召衡为京兆提学，秦地郡县皆建学校，民大化之。世祖登帝位，命姚枢为大司农，窦默为翰林侍讲学士，许衡为国子祭酒。学生由世祖亲择，皆蒙古贵族子弟，衡请征其弟子王梓、刘季伟、姚燧、耶律有尚等十二人为伴读。其为教以启发学生自觉向善为宗旨，读经之外，也学书算，习礼仪。对这些蒙古少年既爱护又严格要求，“时所选弟子皆幼稚，衡待之如成人，爱之如子，出入进退，其严若君臣”。教学成绩显著，“久之，诸生人人自得，尊师敬业，下至童子，亦知三纲五常为生人之道”。“衡善教，其言煦煦，虽与童子语，如恐伤之。故所至，无贵贱贤不肖皆乐从之，随其才昏明大小皆有所得，可以为世用。”[42]许衡向蒙古子弟灌输孔子之教，培养了一批有用之才，推进了元朝教育和政治的汉化，确是元初一位大儒、大教育家。明初理学大儒薛瑄对许衡非常敬佩，“诚实仰慕”：“其质粹，其识高，其学纯，其行笃，其教人有序，其条理精密，其规模广大，其胸次洒落，其志量弘毅……朱子之后，一人而已。”而此与许衡得君礼遇有关：“世祖虽不能尽行鲁斋之道，然待之之心极诚，接之之礼极厚，自三代以下，道学君子，未有际遇之若此也。”[43]言外之意，反见得本朝诸君特别是明太祖朱元璋之不诚不厚了。纵观元明两代，元世祖以下诸帝较之朱明王朝所实施的文化政策，对儒士文人的态度，要宽松多了，厚道多了。(https://www.daowen.com)
在南北对立处于战争状态时期，蒙元对南宋治下的儒生名士也留心访求。宋理宗端平二年，元太宗七年（1235），蒙军大举伐宋，连克光、随、郢、复诸州，及襄阳、德安（今安陆）二府，时杨维中于军前行中书省事，诏姚枢于俘籍中甄别儒、道、释、卜之士脱之以归，得名儒赵复等数十人，收宋儒理学名臣著作送至燕都，又建太极书院，延儒士赵复、王粹等讲授其间[44]。从学者百余人，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赵复始，世祖尝在藩邸召见，问曰：“我欲取宋，卿可导之乎？”复对曰：“宋，吾父母国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世祖悦，因不强仕[45]。南方士人或仕元，或以布衣进言以助文治，或恬然隐于山林从事学术、文艺等文化活动。南宋文化基础深厚，士群庞大，及国亡，出于民族情感民族大义，对赵宋故国的依恋，又受元朝不平等的民族政策的歧视和迫害，及对新朝各项举措的诸多不习惯，宋士多隐伏山林，不愿出仕而与之合作。而元廷并不追加压害，却能体恤其情，委派了解民情、通晓儒术、与宋士有联系的官员，乃至僧道之流，访求流落在民间的逸士遗民，召之出山，授以一官半职，或直达殿前帝座。对于拒绝征召，或既应召复求辞，亦有屡召屡应屡辞反复无常者，朝廷均不加之罪，听之而已，还有受到表彰和加奖的。
元朝既灭南宋统一天下，特别重视收罗南方名儒名士。江西抚州大儒吴澄与北方大儒许衡齐名，世称“北许南吴”。年方弱冠，以继承尧舜孔孟之道、濂洛关闽之学自任，宋亡，教授乡里。至正二十三年（1286），侍御史程钜夫奉诏起遗佚于江南，至抚州，荐澄至京师，以母老力辞。成宗元贞间，以江西行省左丞董士选奏荐，除江西儒学副提举，仅三月以疾去官。至大元年（1308），召为国子监丞。皇庆元年（1312），升司业，一夕谢去。俄拜集贤直学士，行至仪真，病作不果行。英宗即位，超迁翰林学士，修《英宗实录》，既毕，即移疾归，不复出，时年七十七。吴澄屡进屡退，“稽其立朝之日，未尝有三年淹也”[46]。其志尚以斯文自任，著书立说。“故出登朝署，退归于家，与郡邑之所经由，士大夫皆迎请执业，而四方之士不惮数千里，蹑
负笈来学山中者，常不下千数百人。少暇，即著书，至将终，犹不置也。”[47]所居草屋数间，程钜夫题曰草庐，学者称草庐先生，终年八十五岁。先生学通天人，行足师表，著述等身，精明简洁，卓然成一家言。钱穆先生论元代儒者：“然论学问著述，惟草庐堪称巨擘。”[48]若无元廷之优容，任其自由进退，则不能致此。
程钜夫，江西建昌（今南城）人。父飞卿为本城通判，以城降元。钜夫以质子授千户，召见，世祖奇之，历官翰林修撰、集贤直学士、侍御史、翰林学士、肃政廉访使，颇得世祖赏识、重用。执政大臣提出异议：“钜夫南人，且年少。”帝大怒，“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台院，必参用南人”[49]。至元二十三年（1286）[50]，以江南诸道行御史台奉诏求贤于江南，首荐大儒吴澄，“又荐赵孟
、全恁、万一鹗、张伯淳、胡梦魁、曾晞颜、孔洙、曾冲子、凌时中、包铸等二十余人，帝皆擢置台宪及文学之职”[51]，皆南士，彬彬称盛。钜夫临行，世祖特谕，“此行必致叶李”。叶李，杭州人，南宋太学生，尝集合同舍生八十三人伏阙上书，弹劾奸相贾似道，似道知稿出于李，嗾其党诬李下狱，窜漳州。宋亡，李归隐富春山，元朝地方官争辟之，署苏、杭、常等郡教授，俱不应。世祖习闻其直声谠论，至元十四年（1277），授浙西道儒举提举，二十三年召见京师披香殿，询以治道，帝大悦，自是益奇之，每罢朝，必召见论事。明年，特拜御史中丞，兼商议中书省事。二十五年，升平章政事，李固辞，许之。二十九年，复遣使召之为平章政事，“佐丞相完泽治省事，李上表力辞。未几，卒，年五十一”[52]。世祖于叶李可谓知之深，爱之切，用之重矣。元朝对汉人、南人实行民族歧视政策，选士任官及科举考试亦然。按常规旧制，中央与地方行政长官及下属重要官吏皆由蒙古人或色目人充当，汉人南人鲜有问津。元世祖带头打破陈规旧法，不顾保守势力反对，超拔程钜夫为侍御史、肃政廉访使等中央和地方要职，又破格拔擢叶李为御史中丞（最高监察长官）、平章政事（副丞相），其胆识和魄力非庸常君主可以比得。
元代自世祖及其以下历朝诸帝有“进讲”的传统，向老儒宿学咨询经术治道、礼乐教化，并作为国家的一项重要制度载于典册。《经世大典》云：
国初尝求儒者于兵间，已有问道考治之意。世祖之在潜藩也，尽收亡金诸儒学士及一时豪杰知经术者，而顾问焉，论定大业，厥有成宪。在位三十余年，凡大政令、大谋议，诸儒老人得以经术进言者，可考而知也。历朝因之。[53]
老儒宿师进讲不限于说经论道，还对“大政令”“大谋议”建言献策，对增益、修正朝廷重大决策很有意义。这一“进讲”“顾问”举措，由世祖创设、牵头，“历朝因之”，形成一种制度，“厥有成宪”。世祖诸帝又利用召见名士儒者的机会随时征询政治教化问题，择善从之。至元二十三年（1286），帝于披香阁召见叶李，“询以治道安出？”叶李历陈古帝王得失成败之由，“世祖首肯，赐坐锡宴，更命五日一入议事”。叶李建议恢复各道儒学提举及郡教授，此举关乎风化所系，又请“凡儒户徭役，乞一切蠲免”[54]，皆被采纳。同年，程钜夫奏陈“御史台、按察司，并宜参用南北之人”，触及民族忌讳政治敏感问题，然而“帝嘉纳之”，并擢钜夫为御史中丞，破了此官不用南人的旧格[55]。元朝还对臣民广开言路，言有不当，或抨击时政，亦不加罪。士人有著述以裨世教，可以呈献，朝廷予以收纳。浙江金华儒生张枢博学能文，屡征不起，著有《续后汉书》，经临川危素推荐，“朝廷取其书置宣文阁”[56]。史称：“又屡诏求言于下，使得进言于上，虽指斥时政，并无谴责，往往采择其言，任用其人，列诸庶位，以图治功。其他著书立言，裨益教化，启迪后人者，亦斟酌录用，著为常式云。”[57]并将“求言”与“进书”两项作为政策法规固定下来，要求各级政府遵照执行。典册也有记载：“昔者刍荛之言，圣人择焉。我国家来言者以达下情，言苟不当，亦不加罪，著在令甲。”又云：“能文之士，以其所作，来献朝廷，许之。”[58]观乎有元一代载籍，未见有因文获罪，大兴文字狱之事，而明清两代此类事频发，以至酿成大祸惨案。元廷对于那些屡不应召出仕甘愿伏处草野的名士，也很宽容，并不强迫他们出山，《元史·隐逸传》所载多位学者文人，没有一个因朝廷征召不起而受迫害的，他们均获善终，得遂其志，潜心著述，各人皆有所建树创获。这对统治者、隐逸者双方都有利，两全其美，正如《元史·隐逸传》小序所说：“盖其得时则行，可隐而隐，颇有古君子之风，而世主亦不强之使起，可谓两得也已。”元初北方大儒刘因，河北保定人，世为儒家，天资绝人，博综经史百子，精熟宋儒濂洛关闽之学，而性恬静，不乐仕进，以诸葛亮“静以修身”之语名其居室曰“静修”，家居教授生徒，因材施教，皆有成就。集大儒、硕师于一身。朝廷屡征之，始以母疾辞，复以己病重辞，世祖皇帝也不强求，表示理解，曰：“古有所谓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欤！”[59]元世祖忽必烈比明太祖朱元璋对待士人宽厚多了。在朱皇帝治下，士人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仕也不可，隐也不可，跋前疐后，动辄得咎，而被杀被窜被囚者不计其数。他还引经据典为自己辩护：“呜呼！‘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成说其来远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60]元世祖与明太祖待士，前者大度、宽厚、能容，后者忌刻、苟严、难容，胸襟气度大相径庭。
南宋遗民有“九儒十丐”之说[61]，以为元代儒士社会地位极低，几乎落到乞丐的地步。其说误人不少，学者已有辨正，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此说不但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思想观念谬误。首先，传统主流价值观以科举得失、仕途显晦来评判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获取高科
仕者地位就高，感到非常荣耀，反之名落孙山、沦于群庶者地位就低，觉得毫无脸面。元代取士选官对汉人南人有许多制约，欲取朝廷卿相之位极难，地方路、府、州、县官吏，正职必须由蒙古人色目人充当，汉人、南人只能担任副职。元代科举制度不健全，国初曾局部试行，至仁宗延祐间始正式全面推行科举考试，又设置种种附加条件，有利于蒙古人和色目人，而不利于汉人和南人。这样汉族士人出仕获得高官显要者寥寥，也可以说地位下降了。但元代取士选官途径杂多，不限于科举一条，“然当时仕进多歧，铨衡无定制，其出身于学校者，有国子监学，有蒙古字学、回回国家，有医学，有阴阳学。其策名于荐举者，有遗逸，有求言，有进书，有童子……捕盗以功叙，入粟者以赀进，至工匠皆入班资，而舆隶亦跻流品……凡若此类，殆所谓吏道杂而多端者欤”[62]。如许衡、叶李等大儒名士就是通过荐举而获得世祖赏识重用的。普通小儒无名之士只要有真才实学也可谋得一官半职，进而按功逐级迁升，“亦往往由是跻要官，受显爵”[63]。也有宿儒名士经多次推荐，或偶出仕，或高蹈长隐并受朝廷礼遇。因此谈论元代士人阶层社会地位须要全面考量。再则，长期以来，士农工商四民排位士居第一，社会地位最高，农工商等而下之，士人自视甚高，瞧不起农夫、手艺人、商贾。在元代，士农工商都受重视，工匠的地位不降反升，其他医卜星相杂流人等，若有长技，同样受到重视。这是一个看重实事实功的社会。学校仍以儒学为主，又增设蒙古字学、回回学、医学、阴阳学（天文历算），卜筮杂学也有“肆习之所”，学成以后凡精于一技一能者皆可为世所用，非止于儒术文章而已。“当时仕进多歧”，“儒医卜筮，通晓天文历数”之流，皆在推荐之列。士流未遇科举考试机会，或从科场败落下来，失业无靠，为了求生存多有侧身商贩、工匠、医卜、吏胥乃至仆役者，“贡举法废，士无入仕之阶，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64]。这是社会关系的一大变局，未必就是坏事，能自食其力，获得更多实际经验，经历艰难磨砺，对于造就优秀人才还是有益的。传统四民高低排位次序打乱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流行观念动摇了，是社会状况和文化观念的一大变局。其三，观察元代儒士地位，不能仅从汉族立场出发，还要顾及少数民族杰出人士，广大西域地区华化的色目人，其为显官名臣、文化精英者甚多。陈垣先生引清初文坛巨子王士禛语，称其人“事功、节义、文章，彬彬极盛，虽齐鲁吴越衣冠士胄，何以过之”[65]！故先生得出结论：“九儒十丐之说，出于南宋人之诋词，不足为论据。”[66]
陈先生对于元代文化的总体评价极高：“以论元朝，为时不过百年，今之所谓元时文化者，亦指此西纪一二六〇年至一三六〇年间之中国文化耳。若由汉高、唐太论起，而截至汉、唐得国之百年，以及由清世祖论起，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而不计其乾隆二十年以后，则汉、唐、清学术之盛，岂过元时！”[67]确实，元代文化在物质层面、制度层面、精神层面，在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学术思想诸领域，都取得巨大卓著的成绩。由于固守华夷之防，严分华夷之辨，不少学者论及元代文化往往诋之贬之而失去公允，虽贤者亦或不免。元朝自世祖一二六〇年即位建元“中统”即宣告入继中国政治文化统绪，诏告天下“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68]，一二七一年改国号为“大元”，重申“盖取《易经》‘乾元’之义”，确认蒙元统治继承中国“古制”，“奄四海以宅尊”，“绍百王而纪统”[69]。元代学者好谈正统、道统、文统，从国初一直谈到末世，意在从理论上证明本朝政治、学术、文章都继承了中国历朝传统，不能因为蒙古族入主中国而否定其传承中华文化的合理性合法性。《元文类》中议论正统问题的文章有杨奂《正统八例总序》、赵世延《南唐书序》、姚燧《国统离合表序》、修端《辨辽宋金正统》等。延祐间国子司业、翰林直学士蜀人谢端以性理、文章著称，尝与苏天爵同著《正统论》，“辨金、宋正统甚悉，世多传之”[70]。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杨维祯因官修宋辽金三史“正统未有所归”，进呈《正统辨》，“痛排浮议，力建公言”，驳斥辽承唐统，金承辽宋统，元承金统诸说之谬，坚称元取代南宋以续正统之“实出于人心是否之公”，合乎“天数”“天意”“天数之正”“华统之大”。“华统”即“中华之统”，“正而大者”。元入华统，“承乎有宋，如宋之承唐，唐之承隋，承晋，承汉也”。光明正大，合义合理，应天应人。元人以本朝能继中华大统为当然，辽人金人也未尝不自认为归属华统，虽然杨维祯将二朝排斥在外。应当承认，辽金元三朝皆属中华之统。杨维祯为元朝争正统值得肯定，而将辽金排斥华统之外则不足取。维祯又论道统，“道统者，治统之所在也”。治道主要讲朝代的盛衰，政权的因革，人心的向背。道统主要讲中国主流学术思想儒道的传承演变，它与治道有着密切联系，得治统者也得道统。道统因人而传，孔子居于中心地位，孔子上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下传孟子，孟子没，不得其传千有余年，至北宋，濂洛周程诸子传焉，及于南宋朱子，元初许衡。这些议论没有多少新意，前人之述备矣，唯将道统结穴于元，并落到许衡（许文正公）身上，算是他的发明，目的在于论证宋以后治统与道统合归于大元，又都与辽金无关。“然则道统不在辽金而在宋，在宋而后及于我朝，君子可以观治统之所在矣”。杨文凡二千六百余言，全文载于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宗仪评论此文：“可谓一洗天下纷纭之论，公万世而为心者也。”[71]《正统辨》尽管还存在疵病、偏见，却以雄辩的力量论证元代百年统治是中华大统的赓续，其观点得到元人的普遍认同，反映了天下之“公心”，其高扬“华统”“中华之统”的思想言论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元代文化延续了中华传统文化的血脉，同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注入了新鲜血液，富有鲜明的时代和民族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