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余波之荡漾
一场社会大动荡、大劫难过后，留下的是一片废墟，凄风苦雨，荆棘铜驼。劫后余生，目击惨象，亡国遗民不能不勾起对昔日繁华的追怀。一切残存的碎片旧痕都可能触目伤心，成为梦忆的因由，正如《桃花扇》续四十出《离亭宴》一曲所唱：“残山梦最真，旧境难丢掉，不信这舆图换稿。”尽管季世混乱黑暗，统治集团极端腐败，但万历以来城市与集镇、经济与文化确实出现过前所未有的繁华和繁荣，这是明末士大夫肤受身尝，亲自经历过的，而如今这一切如过眼云烟都已消逝，又何况家国亡于“异族”之手呢？抚今追昔，身世之悲，亡国之痛，民族之恨，兴亡之慨，沧桑之感，千愁万绪缠结在一起，这是产生缠绵凄艳的“诗史”性篇章的心理机制。
在诗人中间，当推吴伟业最善以长歌形式抒写陵谷变迁历史沧桑的感怀，情深思永，哀艳凄丽。例如《永和宫词》：“夜雨椒房阴火青，杜鹃啼血濯龙门。”《琵琶行》：“换羽移宫总断肠，江村花落听《霓裳》。”《萧史青门曲》：“何处笙歌临大路，谁家陵墓对斜晖。”《圆圆曲》：“香径尘生乌自啼，屧廊人去苔空绿。”《楚两生行》：“草满独寻江令宅，花开闲吊杜秋坟。”《茸城行》：“兵火烧残万卷空，大节英声未凋丧。”《九峰草堂歌》：“感旧思今涕泪多，荒鸡喔喔催人寝。”《临淮老妓行》：“老妇今年头总白，凄凉阅尽兴亡迹。”字里行间流露了对旧日繁华的缱
，对失去繁华只剩残破的悲凉空寂情怀，寄托着盛衰兴亡的感慨，故被评者誉为“诗史”。吴伟业又作传奇《秣陵春》及杂剧《临春阁》《通天台》二种，皆借历史题材写兴亡之变、身世之慨，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郑振铎谓《通天台》第一折沈炯之独唱，“悲壮愤懑，字字苦杜鹃之啼血，其感人盖有过于《桃花扇·余韵》中之《哀江南》一曲也”[70]。此外，洪昇《长生殿》敷演唐代天宝遗事，孔尚仁《桃花扇》搬演南明逸事，虽取材有古今之异，而托兴亡之迹、发沧桑之慨则同。历尽沧桑的士人怀有浓厚的历史意识，他们反思历史，修纂历史，描绘历史，串演历史，对近在咫尺的晚明那段繁盛的历史更是一往情深，常常浮现目前，形诸梦寐，挥之不去，驱之复来。特别是经历过大起大落，由富贵变为贫贱，从天堂跌入地狱的人们，更难忘怀过去的荣盛和美好。
张岱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对自己昔荣今枯的身世列举出七大反差：张岱生长世代簪缨之家，过着奢华的生活，后遭国破家亡的惨祸，一贫如洗，饥寒交迫。这仿佛是命运在作弄人，因果报应在起作用，是对纨袴子弟的惩罚。他为之忏悔之情，又觉得迷惘，如同梦幻一般，“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但他还是不能忘怀过去，每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便感到十分亲切、甜蜜，“如游旧径，如见故人，城郭人民，翻用自喜，真所谓痴人前不得说梦矣”。梦中旧事不限于个人遭际，还广涉纷纭世相，所谓“旧径”“故人”“城郭人民”也都进入梦境，对个人的豪华与社会的繁荣的追忆是糅杂在一起的。个人豪华生活丧失固然令人伤心，而社会繁荣的毁灭也令人产生刻骨之痛。这种怀旧心理，不但包蕴易代之际士大夫常有的盛衰兴亡的历史感，而且蕴涵明清之际特有的更为深刻的思想内涵，即时晚明社会出现的生机勃勃郁郁葱葱的人文气息，新人新事新文化新精神的眷顾情思。例如《陶庵梦忆》追摹往日繁华，着重表现晚明时代士夫与市民的情欲、才智、技艺，节日良辰热闹火爆的群众性游乐活动，生动地再现了那个时代城市经济的发展繁荣和文化生活的绚丽丰富，在一幅又一幅令人应接不暇的画面间，处处透发出人性解放人情放逸的文化气息。经受过严寒冰冻的人，倍觉阳光的温暖。在思想文化上感受到被禁锢摧折的人，更加向往自由活泼的天地。在清政权的高压民族政策和文化专制政策统治下，过去那些欢蹦活跳的人物，热烈火爆的场面，丰美优雅的文化生活，并没有从张岱的记忆里消失，相反不时汇聚于脑海，浮现于眼前，令他怦然心动，令他沉迷在繁华的梦境中。在追忆扬州清明节城中男女毕出扫墓踏青的场景后，张岱情不自禁地袒露出自己眷念繁华的心理：“余所见者，惟西湖春，秦淮夏，虎丘秋，差足比拟。然彼皆团簇一块，如画家横披，此独鱼贯雁比，舒长且三十里焉，则画家之手卷矣。南宋张择端作《清明上河图》，追摹汴京景物，有西方美人之思，而余目盱盱，能无梦想？”昔日之繁华秾丽，散发着活泼欢快的人文气息的江南城市风景，如图如画，美好绚丽，令人陶醉，魂牵梦绕。
以笠报颅，以蒉报踵，仇簪履也；以衲报裘，以苧报
，仇轻暖也；以藿报肉，以粝报
，仇甘旨也；以荐报床，以石报枕，仇温柔也；以绳报枢，以瓮报牖，仇爽
也；以烟报目，以粪报鼻，仇香艳也；以途报足，以囊报肩，仇舆从也。种种罪案，从种种果报中见之。[71]
由明入清的文人常常通过妓院的兴废、妓女的命运寄托对盛衰的感怆，对旧日繁华的依恋。明代后期繁荣的城市经济和奢华放纵的世风刺激娼妓业的发展，致使娼妓人口激增。谢肇淛感叹说：“今时娼妓布满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穷州僻邑在在有之。终日倚门献笑，卖淫为活，生计至此，亦可怜矣。”[72]天下妓院以南京最盛，天下名妓多出自金陵，南京妓院又以秦淮一带最著。王士性说：“水上两岸人家，悬樁拓梁为河房水阁，雕栏画槛，南北掩映。夏水初阔，苏、常游山船百十只，至中流箫鼓，士女阗骈，阁上舟中者彼此更相觑为景。盖酒家烟月之趣，商女花树之词，良不减昔时所咏。”[73]所谓“两岸人家”，以青楼妓馆最为显眼，得地之胜，更能招徕客人。秦淮一带诸曲若“和宁院”、“珠市”（又作“朱市”或“猪市”）、“南市楼”、“旧院”，都属高级妓院，以旧院为最。环境优雅，屋宇精洁，设施齐全，水木清华。曲中院内，亦设小肆，茶酒点心，装饰品，乐器等，“精洁殊常”，“香囊云舃，名酒佳茶，饧糖小菜，箫管瑟琴，并皆上品”。余怀《板桥杂记》对此记载甚详。秦淮河风景佳丽，是游乐的好去处，白日有画舫往来，入夜有灯船之戏，士女游人，群聚观之，钟惺有《秦淮灯船赋》，余怀作《秦淮灯船曲》，又作《板桥杂记》云：“秦淮灯船之盛，天下所无。两岸河房，雕栏画槛，绮窗丝障，十里珠帘。主称既醉，客曰未晞，游楫往来，指目曰，某名姬在某河房，以得魁首者为胜。薄暮，须臾灯船毕集，火龙蜿蜒，光耀天地，扬槌击鼓，蹋顿波心，自聚宝门水关至通济门水关，喧阗达旦，桃叶渡口，争渡者喧声不绝。”[74]
青楼中主要角色当然是红粉佳人了。那些名角儿有姿色，有才艺，能歌善舞，会弹奏，会演戏，能画几笔兰花，吟诗作曲。余怀《杂记》说，“入夜而
笛搊筝，梨园搬演，声彻九霄”，“此吹洞箫，彼度妙曲，万籁皆寂，游鱼出听”，“歌喉扇影，一座尽倾”。这种高级妓院也是歌舞戏剧、琴棋书画文艺之场，不同于下三流的“私窝子”。院中狎客除了“勋戚大老”“富商权胥”之外，还有公子哥儿，文人雅士，有文场名流，艺坛高手，而落魄放荡的文人常把青楼当做托迹寄身的安乐窝。公安派与竟陵派挚友著名戏曲家潘之恒（字景升），长期作客院中，与伶人歌儿为伍。友人方孟旋开玩笑说：“景升行乐而忘死，幸而死曲中，令我辈难朝夕往唁也。”他也乐意接受：“其致讽甚微，弟深受之，几为偶中。”[75]闽人余怀流落江南，寓居金陵，流连青楼，征歌选曲，人称“过江风流，应复推为领袖”，所作《板桥杂记》，述曲中事纤悉，自比《梦华录》。南京妓院的兴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晚明江南社会的繁华，正如余怀所说，“真欲界之仙都，升平之乐国也”[76]。兵燹之后，昔日歌舞之场化为荆棘之地矣。由妓院兴废可观天下盛衰，世事沧桑。追怀南京旧院风情成了文学创作的热门题材，产生了不少感人肺腑的名篇，诗歌如吴伟业的《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杜濬的《初闻灯船鼓吹曲》，戏曲如《桃花扇》，随笔散文则推余怀《板桥杂记》，恰如余怀所评，“皆伤今吊古、感慨流连之作”。
红楼圮矣，佳人逝矣，为什么还要不惜笔墨记述下来？“干卿何事”？余怀借用《诗经》中的句子以写衷曲：“彼美人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其人或已长逝，或流落不知去向，“佳人命薄”，但她们的音容笑貌宛然如在，一团“情痴”驱使余怀要为美人写照，“盖恐佳人之湮没不传”，“使媚骨芳魂与草木同腐”，同时“亦足以征江左之风流，存六朝之金粉也”，可充史之一节。余怀追忆秦淮名妓，着笔处注重摹色、摹艺、摹情，其中情是灵魂。《板桥杂记》是一部明末清初秦淮青楼小史，其实也是一部情史。作者笔下的名妓大多容姿绰约，才艺出众，情感丰富，个性鲜明。如李湘真“性嗜洁”，所居“帷帐尊彝，楚楚有致”，爱梅，爱竹，爱梧桐，“晨夕洗桐拭竹，翠色可餐”。“入其室者，疑非尘境”。狎客名士艳羡甚众，湘真“愈自闭匿，称善病，不妆饰，谢宾客”，“惟二三知己，则欢情自接”。刻一印章，易名“贞美”，自称“虽风尘贱质，然非好淫荡检者流”。沦落风尘，犹惜清贞。李香（《桃花扇》中李香君原型）“侠而慧”，能唱玉茗堂“四梦”，“妙其音节”，尤工琵琶。与侯方域相好，阉党阮大铖欲与纳交，李香力谏止，不与通。及方域去，有位下野官僚以重金致香，香辞绝不往，谓“不敢负侯公子也”。董小宛容貌娟妍，天姿巧慧，“针神曲圣，食谱茶经，莫不精晓”。她性格闲静，不喜纷华喧闹，常顾影自怜，“遇幽林远涧，片石孤云，则恋恋不忍舍去，至男女杂坐，歌吹喧阗，心厌色沮，意弗屑也”。后为如皋名士冒襄侧室，伉俪情笃，卒年二十七，襄作《影梅庵忆语》哭之，缠绵悱恻，天下传阅。葛嫩与孙临爱情故事最为惨烈。临字克咸，为桐城翩翩公子，能文能武，与方以智、钱澄之、夏允彝、陈子龙等名士友善。子龙赠诗云：“孙郎历落天下才，龙文手握双玫瑰。自言三卷授黄石，谈兵说剑如风雷。”[77]余怀《杂记》说他“好狭邪游，纵酒高歌”，见葛嫩倾心，一夕定情。葛嫩才艺无双，“长发委地，双腕如藕，面色微黄，眉如远山，瞳人点漆”。如此弱质柔姿，但情贞志坚，临白刃而不屈。孙临入闽，举兵抗清，与嫩同时被俘。主将欲犯之，嫩不从，嚼舌碎，含血喷其面，被主将手刃。临见嫩抗节死，乃大笑曰：“孙三今日登仙矣！”[78]亦被杀。在大动乱中，这些卑贱的风尘女子都难逃劫难，一个个萎折泥涂，埋骨荒丘，个别幸存者也穷困憔悴，向之娇花红蕊已化作枯枝败叶。余怀忆及旧事，或邂逅故人，辄黯然神伤，不胜兴衰之慨，香消之叹。乱后逢昔日所识名妓李大娘，她已“流落阛阓”，“话念旧游，潸焉出涕，真如华清宫女说开元、天宝遗事也”，“余即书于素扇以贻之，大娘捧扇而泣，或据床以哦，哀动邻壁”[79]。作者和他所思青楼女子都坠于情天恨海之中，他和她们都是性情中人，为情而生，为情而死。余怀《板桥杂记》取材远不如张岱《陶庵梦忆》广泛，只取市井青楼一角，折射出时代的盛衰变迁，为诸多风尘女子写照，描绘出她们的花容月貌，多才多艺，尤其注重揭示她们真挚的情感世界和悲惨命运。因此这部青楼小史和《陶庵梦忆》一样，也表现了作者对晚明城市繁华的依恋，洋溢着浓郁的人文韵味。
在清初顺治年间和康熙前期，晚明尊人贵生、崇尚个性、蔑视名教礼法的思潮依然漫衍荡漾而未消歇。虽然李贽异端思想、公安派与竟陵派文学受到各方面的攻击和强有力的抵制，但为之辩护张目者，大有人在。在巨儒名士中，既有极诋晚明新思想新文学的人，也有同情者，服膺者，也有兼致褒贬者。黄宗羲对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多有美词，如说，“先生于眉睫之间，省觉人最多，谓百姓日用即道，虽僮仆往来动作处，指其不假安排者以示之，闻者爽然”[80]。对颜山农、何心隐等不受名教羁络提出尖锐批评，但也指出其人品、学术有可取之处，如谓山农“好急人之难”，“颇欲有为于世，以寄民胞物与之志”[81]。黄宗羲对公安三袁和竟陵钟谭的文学成就基本上是肯定的。其所选评《明文授读》称袁宏道“天才峻发，一洗陈腐之习，其自拟苏子瞻，亦几几相近，但无其学向耳”[82]。又称袁中道：“珂雪之文，随地涌流，意之所至，无不之焉。”[83]他尤其赏识谭元春，引李元仲评语说，“皆一片性地流出，尽洗书本积木之气，栖泊人心腑间，如吞香咽脂，虽欧、苏不能过也”[84]。惟不喜钟惺之文，谓“其文好为清转，以纠结见长，而无经术本领，求新求异，反堕时文蹊径”[85]。批评失之偏颇，未见惺文佳处，但较顾炎武、王夫之客观、公允。至于张岱、傅山、廖燕、张潮、李渔、余怀、陆次云、蒲松龄等清初学者作家都深受晚明思潮余波的涵育。
张岱是明清之际的一位大学者、大文人，他的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与晚明精神一脉相承。在清初，学者们视李贽如洪水猛兽，大肆挞伐。张岱却挺身而出，为李贽辩护，指出李贽之笔之口之胆之精神是难以企及的：
李温陵发言似箭，下笔如刀。人畏之甚，不胜其之甚，亦惟其服之甚，故不得不畏之甚也。“异端”一疏，瘐死诏狱。温陵不死于人，死于口，不死于法，死于笔，温陵自死耳，人岂能之哉？焦漪园步趋温陵，口不逮，笔不逮，人恨之亦不逮。然所以终不逮温陵者，其才力使然，而温陵可易学也哉？[86]
这段评论说李贽思想与文字锋利无比，因而招致统治者及卫道士的嫉恨，而以“异端”罪被迫害致死。张岱认为与李贽交谊深厚的大学问家焦竑，其才力与批判精神，仍然不及李贽。这是对李贽的高度评价，也是对众多诋毁者的回击。张岱对徐渭这位乡贤景仰之至，事事效之，人戏称“文长后身”，是徐渭投胎。他又钦佩袁宏道、钟惺、谭元春、刘侗。从徐渭到张岱，精神文采，先后相映。他赏爱前贤，承认他们对自己的影响，但不回护其缺点，既赏其美，也指其瑕，既肯定功绩，也批评流弊。
康熙间广东廖燕也仰承晚明余风，思想带有异端色彩，著有《二十七松堂文集》。尝作杂剧三种以抒牢骚不平，自称“性喜清狂”，一生炼就了“野性顽情”，识破“腐儒”，“久嫌帖括牢笼，已解头巾束缚”（《醉画图》）。对历代大儒从孟、荀到濂洛关闽皆有非议，尤其厌恶宋儒及其盲从鼓吹者，谓“世之讲学类皆窃宋儒之唾馀而掩有之”。（《自题四书私谈》）廖燕批评道学家们的道理拘执陈腐，文章也蹩脚，面目可憎。廖燕以敏锐深邃的眼光洞见明清统治者推行科举考试的险恶用心，即在“愚天下之心”，使天下俯首帖耳地接受封建君主独裁统治。他把明太祖以制义取士与秦始皇焚书作比较，尖锐透辟地指出，两者本质相同，目的只有一个，“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则一也”。为了实施愚民政策以利统治，秦朝采用赤裸裸的暴力，明朝以爵禄为诱饵，以制义为功课，消磨其志气聪明，明朝统治者的手段更巧妙，更隐蔽，也更毒辣。诱使人只读几本书，尽废他书而不观，不是焚书，实际上等于焚书，而且此焚书的手段更辣，这真是惊世骇俗之论。不仅如此，廖燕还一步揭示出统治者实施科举制度的不可告人的目的：
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夫治天下者，一人而已，其余皆臣与民，而听治于一人者也。使天下皆安心而听治于一人，而天下固已极治矣，尚安使其知之，而得以议吾之政令也哉？故虽以明之制百世不易，可也。[87]
说到底，实施科举制度，推行愚民政策，就是为了使天下臣民“安心而听治于一人”，而不得妄议“吾之政令”，于是天下大治。以制义取士就有这种奇效，所以自明代中叶以来不断有人提出批评，要求修改乃至废止，但是统治者根本听不进去，仍然代代沿用不变。清有天下，把明朝全套科举制度照搬下来，为己所用，直到光绪末年才废除。“百世不易”，兼包明清两代，并被历史验证了。廖燕这篇杰出文章名义上是针对明太祖而发，议论的是明事，实际上是对清初现行科举制度和文化政策的批判，佯作歌颂，而暗藏杀机，揭出帝王心术。
廖燕生于甲申之变，屡蒙困厄灾祸，然而不求荣显，抗节不仕，以布衣终老。治学为文特重实历，提倡读“无字书”。“无字书者，天地万物也。古人尝取之不尽，而尚留于天地间，日在目前，而人不知读，燕独知而读之，终身不厌。其后穷困益甚，涉世愈深，所读愈多，虽仇家怨友皆为吾师，而靡不取益焉，然后知学之在是也。此岂学文而然欤？抑学道也。”[88]答其所谓“道”，乃天地万物之道，自然与人生之道，非儒家之道所能范围。从无字书中学道学文，方能探万物之秘，得性情之真，“以道为学，则文虽未至班、马，亦不失为性情之真也，性情真而文自至，又何多求乎哉？”[89]他重视评点，称赞茅坤、钟惺、金圣叹诸家是批评高手，经其评者，“无不批窾导窍，须眉毕露，殆无余蕴矣”[90]。他善写小品文，隽妙之作甚多，对小品文的价值有精辟的见解，譬之照乘之粒珠、匕首之利器。“照乘，粒珠耳，而烛物更远，予取其远而已。匕首，寸铁耳，而刺人尤透，予取其透而已。大狮搏象用全力，搏兔亦用全力，小不可忽也。粤西有修蛇，蜈蚣能制之，短不可轻也。”[91]论小品功效，注重它的穿透力、杀伤力，较之偏爱闲适性、愉悦性的晚明文人又进一层。“匕首”之喻与鲁迅不谋而合，或鲁迅有以取之。清末李慈铭批评廖燕《二十七松堂文集》：“盖山野声气之士，而议论偏谲，读书无本，不脱明季江湖之习。”[92]不知自己陷于清儒偏见，而指龙象为鸡虫，是非褒贬若是之谬，不过倒也察见廖燕受到晚明风习的熏染。
小说大师蒲松龄与廖燕同时，其思想与创作也深受晚明潮流浸润，带有浓厚的尊情色彩。《聊斋志异·香玉》论赞云：“情之结者，鬼神可通。花以鬼从，而人以魂寄，非其结于情者深耶？一去而两殉之，即非坚贞，亦为情死矣。人不能贞，犹是情之不笃耳。”此种论调与汤显祖、袁宏道、潘之恒、冯梦龙等人十分相似。情之笃之至者，表现为“痴”为“癖”，据此塑造人物，便在《聊斋志异》中出现了一系列生动感人的痴人形象，如“情痴”“花痴”“书痴”“石痴”等等。此类人物在冯梦龙《情史》中随处可见，而《聊斋志异》中的形象更加鲜明，情节更为曲折幽婉、妩媚动人。与当时众多人士攻击、唾弃竟陵派不同，蒲松龄却偏嗜竟陵派扛鼎之作《帝京景物略》，获见此书，喜不自持，如空谷而闻足音，并删其书，节略而成《帝京景物选略》，以便随身携带，以作卧游。他还模仿作者刘侗的笔调，写了一篇小引：
古游记，汗牛马，浩瀚之，
括之，能事则尽。先生之文也否。字为读，句为折，无读不峭，无折不幽，创矣。其所为创，不直学，才也。尺幅耳，花有须，须可数；泡有影，影可捉；鱼有乐，乐可知。凌波微步，步每不咫，一咫一莲生，步步迹，咫咫印，细珊珊，香满尘，几乎坐绣而行锦矣。昔子昂画马，身栩栩然马。疑先生写树，身则梗叶；写花，则便须蕊；写山若水，则又丘壑影、细浪纹也。[93]
天下士知刘侗文章之妙者，莫若蒲先生，文章得竟陵派神韵者，亦莫若蒲先生。竟陵派不可轻，其幽妙处须细心琢磨方能领会。关键还在抛弃传统偏见，换一种眼光，否则凌波仙子在前，亦视为妖精鬼魅矣。
康熙后期，前明遗老俱已零落，雍、乾之世，迭兴文字狱，苟密惨烈，逾于前朝。士生斯世，战战兢兢，倍加小心。学者兼选家李祖陶形容当时知识阶层的心理：“人情望风觇景，畏避太甚，见鳝而以为蛇，遇鼠而以为虎，消刚正之气，长柔媚之风。”[94]学术注重烦琐的考证，文学重弹载道明道、根本六经的老调，于是乾嘉学派大盛，桐城文章流行天下，但晚明余韵不绝。在清中叶诗人袁枚，画家“扬州八怪”的行事和作品中，依稀映现晚明风习余晖，尤其是在《儒林外史》和《红楼梦》这两部伟大长篇小说中表现得更加突出。吴敬梓与曹雪芹两位艺术大师同晚明俊士心灵相印，精神相通。开近代文化风气之先的龚自珍的思想情感与晚明人也有融合的地方。其诗云：“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既壮周旋杂痴黠，童心来复梦中身。”[95]哀乐过人，歌泣俱真，“痴黠”“童心”云云，非晚明人之常语耶？他神慕明代嘉靖及万历之世的文化，以为“风气渊雅”，“闻其逸事而慕之，揽其片楮而芳香恻悱”，向慕留恋之情流注笔端。批评世儒鄙薄嘉靖以来的“江左风气”，以为不屑一顾的偏见：
俗士耳食，徒见明中叶气运不振，以为衰世无足留意。其实尔时优伶之见闻，商贾之气习，有后世士大夫所必不能攀跻者。[96]
龚自珍以“后世士大夫”（实即清儒）与他们最鄙视的明季优伶、商贾相比，认为后者有前者不可企及处，遂令“俗士”颜面扫地。龚自珍是近代肯定和认同晚明文化的第一人。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时，依然有人将现代文学的历史源头追溯到晚明时期的公安派与竟陵派。
明朝二百七十余年统治在甲申之变中实际上已宣告终结。后期涌现的那股充满朝气和活力，洋溢着人文气息的新潮，也随之渐渐退落，但没有消逝，余波仍在荡漾，潜流依旧延淌，滋润着一代又一代文化新人。后世好奇求新的人们，当感受到这一鲜活的历史气息时，总不免怦然心动，契然神往，而作梦里寻索。这也是一种历史文化情结吧？
【注释】
[1]《明史》卷二二六《吕坤传》。
[2]《歇庵集》卷二〇《因旱修省陈言时政疏》。
[3]《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卷三《语录三》。
[4]见《刘子全书》附录《年谱》，清道光刻本。
[5]《一统路程图记序》，见《一统路程图记》卷前自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6]《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学书》，《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
[7]《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三》，《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
[8]《经学历史》八《经学变古时代》，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4页。
[9]《亭林文集》卷六《天下郡国利病书序》，《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
[10]《读史方舆纪要·总序》，《读史方舆纪要》，清光绪廿五年三月上海二林斋属图书集成局校印。
[11]《亭林余集·三朝纪事阙文序》，《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
[12]《日知录》卷一三《正始》。
[13]《论语·泰伯》，见《四书遇》，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14]《霜红龛集》卷三七《杂记二》。
[15]《南雷文定后集》卷三《赠编修弁玉吴君墓志铭》。
[16]《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地学》，科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62页。
[17]《读史方舆纪要·总序二》。
[18]《明儒学案》卷五八《端文顾泾阳先生宪成》。
[19]《高子遗书》卷九《朱子节要序》。
[20]《高子遗书》卷九《朱子节要序》。
[21]《明儒学案》卷五八《端文顾泾阳先生宪成》。
[22]《高子遗书》卷四《讲义》。
[23]《王船山学术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39页。
[24]《礼记章句》卷四二，《船山全书》第四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
[25]《读通鉴论》卷末《叙论三》。
[26]《日知录》卷一八。
[27]《三鱼堂文集》卷二《学术辩》。
[28]《世祖实录》卷九〇。
[29]《圣祖实录》卷二四九。
[30]《尺牍新钞二集》卷一《答友人》，《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本，1935年版。
[31]《夏峰先生集》卷七《柬三无道人》。
[32]《尺牍新钞三集》卷二《示室中诸子》。
[33]《尺牍新钞三集》卷二《与某公》。
[34]《石匮书》卷二〇八《文苑列传总论》。
[35]《张岱诗文集》卷三《读陆放翁剑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36]《尺牍新钞二集》卷一二《与周栎园》。
[37]《归庄集》卷三《吴余常诗稿序》。(https://www.daowen.com)
[38]《愚庵小集》卷八《缬林集序》。
[39]《愚庵小集》卷八《缬林集序》。
[40]《静志居诗话》卷二一。
[41]《夏完淳集笺校》卷九《土室余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
[42]《论语·泰伯》，见《四书遇》，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43]《石匮书后集》卷二〇《甲申殉难列传总论》，中华书局1960年版。
[44]《石匮书》卷二〇六《义人列传总论》，中华书局1960年版。
[45]《归庄集》附录二《传略》，中华书局1962年版。
[46]《虞初新志》卷一一《八大山人传》。
[47]《陈洪绶集》附录二《传记》，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48]《张岱诗文集》卷六《公祭张亦寓文》。
[49]《亭林文集》卷三《与叶讱庵书》，《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
[50]《王船山诗文集》卷一〇《自题墓石》。
[51]《张岱诗文集》卷五《自为墓志铭》。
[52]转引自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卷一，第2、30页。
[53]转引自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卷一，第2、30页。
[54]《树庐文钞》卷八《首山濯楼记》。
[55]《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五》，《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
[56]《亭林文集》卷二《初刻日知录自序》，《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
[57]《张岱诗文集》卷三《征修明史檄》。
[58]《读史方舆纪要·总序》。
[59]《增订晚明史籍考·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60]《亭林文集》卷二《音学五书后序》，《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
[61]《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2页。
[62]《亭林文集》卷三《答汤荆岘书》，《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
[63]《日知录》卷一九。
[64]《日知录》卷二一。
[65]《读通鉴论》卷一七《元帝》，中华书局1975年版。
[66]《夕堂永日绪论外编》，《薑斋诗话笺注》附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67]《明诗评选》卷六，《船山全书》，岳麓书社1996年版。
[68]《古诗评选》卷三《子夜春歌》评语。
[69]《历朝诗集小传》丁集。
[70]《梅村乐府二种跋》，《吴梅村全集》附录三。
[71]《张岱诗文集》卷一《梦忆序》。
[72]《五杂俎》卷八。
[73]《广志绎》卷二。
[74]余怀《板桥杂记·雅游》，《余怀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75]《鸾啸小品》卷一二《寄汤司成》。
[76]余怀《板桥杂记·雅游》，《余怀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77]《陈子龙诗集》卷一〇《赠孙克咸》，陈子龙著，施蛰存、马祖熙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78]《板桥杂记》中卷《丽品》。
[79]《板桥杂记》中卷《丽品》。
[80]《明儒学案》卷三二《泰州学案一》。
[81]《明儒学案》卷三二《泰州学案一》。
[82]《明文授读》卷二七《记四》，清康熙刻本。
[83]《明文授读》卷二七《记四》，清康熙刻本。
[84]《明文授读》卷三四《序四》，清康熙刻本。
[85]《明文授读》卷三七《序七》，清康熙刻本。
[86]《石匮书》卷二〇二《文苑列传总论》。
[87]《二十七松堂文集》卷一《明太祖论》。
[88]《二十七松堂文集》卷九《答谢小谢书》。
[89]《二十七松堂文集》卷九《答谢小谢书》。
[90]《二十七松堂文集》卷一一《评文说》。
[91]《二十七松堂文集》卷四《选古文小品序》。
[92]《越缦堂读书记·集部·二十七松堂文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994页。
[93]《聊斋文集》卷三《帝京景物选略小引》，《蒲松龄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94]《迈堂文集》卷一《与杨蓉渚明府书》，《清代诗文集汇编》本。
[95]《龚自珍全集》第十辑《己亥杂诗》，中华书局1961年版。
[96]《龚自珍全集》第三辑《江左小辨序》，中华书局196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