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由虚返实
自万历后期，朱明统治日趋腐朽，摇摇欲坠。统治集团从上到下，从朝廷到地方，腐化现象十分严重。神宗皇帝怠于政事，长年不上朝，致使朝政几陷于瘫痪；又挥霍成性，指派矿监税使四出搜刮民脂民膏，天下骚动。大官小吏，贪墨成性，卖官鬻爵，行贿受贿，滔滔皆是。统治集团内部党派纷争愈演愈烈，到天启年间，以魏忠贤为首的腐朽势力控制了政局，正人君子斥逐殆尽，国家元气大伤。直到清兵南下时，南明小朝廷内部依然存在派别斗争。内耗大大削弱了朱明统治的力量。明代后期，东北少数民族政权后金崛起，对明朝构成极大威胁。万历四十七年（1619），兵部侍郎杨镐率师四十余万，分兵四路，欲与后金努尔哈赤进行决战，以解除辽东边患，结果被各个击破，兵员与钱粮损耗巨大，从此便无力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只有处于守势了。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民众忍无可忍，民变、奴变、兵变不断，各地流民饥民纷纷揭竿而起，终于酿成崇祯元年（1628）陕西农民大起义。对万历后期以来的腐朽衰败、天怒人怨的时局，有识之士深表忧虑，吕坤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上《忧危疏》，告诫统治者说：“今民生憔悴极矣，乃采办日增，诛求益广，敛万姓之怨于一言，结九重之仇于四海，臣窃痛之！”[1]袁宏道好友陶望龄也上疏陈时政阽危：“方今之势，如漏舟泛江海。”[2]东林党人姚希孟在致友人书中也痛切指出，统治集团已患重病，难以救治。总之明代后期的政治局势患了“虚症”，而且是严重的“积虚”，已是人命危浅，朝不保夕了。疗治国家虚症，须行实政，办实事，讲实学。
思想学术也患了虚症。王学作为明中叶以后的学术主流派并非轻视实事实功，王阳明也重实行而薄虚文，所建事功颇为世称道。但王学的宗旨和重心在于致良知，而良知不假外求，只在心体自会自悟。学生问如何致知，阳明答道：“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的）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他这里何等稳当快乐。此便是格物的真诀，致知的实功。”[3]这种工夫虽然稳当简便，却容易引入堕入空谈性命的重雾之中，空疏浅薄者便之。当隆庆、万历间王学盛行时，已有学者对王学表示不满，提出了批评。
导致明末思想学术失实向虚的原因，与明代科举制度的日益败坏也有很大关系。明初取士尚有荐举等途径，后来专用科目，考试惟取四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文章悉遵八股程式。起初应试者尚能熟读经书，后来专取捷径，丢弃本经不读，只要揣摩名家的程墨范文就行了。一般士子对经书尚不肯用功钻研，对国计民生大事、兵农钱谷实务更是不闻不问，一窍不通。加之科场中弊端百出，让不学无术、投机取巧之徒钻了空子，甚至“目不识字者可为郡邑博士”。
明末思想学术的虚浮，与佛教禅风的盛行也有密切关系。宋元以来，佛教禅宗对知识界思想界影响很大，理学家们往往援佛入儒，明号拒斥，而暗为吸纳。理学大师程、朱、陆、王诸家学说都含佛学的因子。王门学者及晚明士大夫大都喜禅好佛，吸取其舍身饲人、超度众生、勇猛精进的处世精神，呵佛骂祖、敢于佛头着粪、蔑视权威和经典的学术气概，以及“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的艺术旨趣等等，同时也染上了所谓“狗子矢橛”抹煞一切的狂妄粗豪作风，只重当下顿悟的浅薄弊病。当时士大夫鲜有不好禅者。刘宗周云：“自文成而后，学者盛谈玄虚，遍天下皆禅学。”[4]
思想学术既已患了虚病，有何良方救治呢？自应提倡实学，以实补虚。自嘉靖以来，不断有人呼吁弘扬实学。到明末清初，以实救虚、由虚返实的呼声越来越高，响震整个学坛，进入实学思潮的兴盛时期。学术上由实返虚、由虚返实的转化过程有其必然之势。朱子之学偏于实，实极则病，须以虚泄之，因而为阳明心学所取代。阳明之学偏于虚，虚极亦病，须以实补之，于是实学代兴。
明中叶以来农业与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商业与贸易的兴旺，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促成实学思潮的高涨也起了推动作用。生产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内忧与外患的加重，促使许多学者关注国家民生的大问题，潜心研究实用之学，在兵学、农学、医学、天学、地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杰出的著作，成果辉煌。兵书如戚继光《纪效新书》《练兵纪实》，俞大猷《韬铃续篇》《剑经》，茅元仪《武备志》；农书如徐光启《农政全书》，邝璠《便民图纂》，王象晋《群芳谱》；医书如李时珍《本草纲目》，王肯堂《证治准绳》，张介宾《景岳全书》；地理书如徐弘祖《徐霞客游记》，王士性《广志绎》，张燮《东西洋考》，严从简《殊域周咨录》；总结工农业生产技术的书如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这些著作都和国家富强、民生日用紧密相关，讲究科学性、实用性，与那些修身养性之书以及各种不切实际的空谈迥然不同。值得一提的是，明末还出现了一些商业交通书，如《一统路程图记》（刊于隆庆年间）、《士商类要》和《士商要览》（皆刊于天启年间），其书多出于商业家或与商人有密切关系的知识分子之手。这些书主要为了适应经商的需要，根据自身的实历，经过调查研究，广采闻见记载，为商旅之指南，能派实际用处。《一统路程图记》，徽州人黄汴撰。弱冠随父兄行商南北各地，后侨居苏州，“与二京十三省暨边方商贾贸易”，得其路程图数家。“于是穷其闻见，考其异同，反覆校勘，积二十七年始成帙，分为八卷，卷有所属。俾一展册而道路之远近，山川之险夷，及风波盗贼之有无，靡不洞其纤悉，九州地域在指掌间矣”[5]。其有功于世亦大矣。不论是经商，还是务农、做工、治病、作战，一切实事实务，都来不得半点空谈和虚假，否则便会在实践中碰壁。明末实用之学的兴盛和商人的务实精神大大推动了实学思潮的高涨。
明清之际，西学东渐，也促进了实学的发展。利玛窦等耶稣会士来华，主要任务是进行传教活动，传播天主教教义，同时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门类颇多，含有天文、历法、数学、物理、生物、医药、地理、水利等学科。在中国学者看来，凡此皆属实学。西方的这些科学技术引起正在谋求治平之道的士大夫的极大兴趣，并且积极加以介绍和利用。有识之士摒弃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和文化保守主义，以开阔的心胸，清醒的头脑，批判的态度，承认本国的不足，大胆吸收别国的长处。对待西学，他们强调“会通”。当时的许多学问家都受到西学影响，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等固不必说，其他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诸大儒，张岱、张燮、何乔远、陈继儒、袁中道、张瑞图、李日华等学者文人，或与教士往来，或受西学浸润。西学经过改造、吸收和利用，遂为中国实学思潮的一脉。
实学这一概念的内涵非常丰富，与实学相近的词还有“实事”“实务”“实政”“实行”“实功”“实践”“实习”，等等。综观明清之际学者的论点，取其普遍认同的看法，实学思潮的基本精神、主要内涵，盖有三点：一曰博学，二曰致用，三曰实测。博学是根基，致用是目的，实测是手段。
清初学者十分强调博综多闻，这是对宋明理学特别是王学末流空疏浅薄的反拨。早在嘉靖间著名学者杨慎就批评理学末流“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这种病症渐渐蔓延，遂形成空疏的学风。学风一坏，士风世风也随之变坏，以至导致明朝的灭亡。清初学者多有这种看法。救治之道在于博学多闻。顾炎武论学特重“博学”与“有耻”二端：“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6]有耻是讲做人，博学是讲做学问。学问也不仅限于书本知识，一切实际问题，“自一身以至天下国家”都在研究范围之内。吾生也有涯，而学也无涯，明清博学家们也不同于那些但求泛览而无专精的所谓“两脚书橱”，其为学既重淹博，又有侧重和专精。顾炎武曾反复强调应将治学的重点放在“六经之旨，当世之务”上面[7]。经学是儒家的必修之科，基础之科，也是有汉以来中国传统学术之根，由它而派生出许多分支学科。儒者以为经学包含了修齐治平的大道理，为立身立国之本。经学盛行于汉代，流衍至宋代变成理学，即所谓“新儒学”。宋人说经不守注疏，多矜新义，注重对性理的研究，往往“改经、删经、移易经文，以就己说”[8]。南宋以来，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哲学，朱子与孔孟并尊，思想学术因之日趋僵化。明中叶阳明心学打破了朱学的垄断局面，学者承风而靡。王门学者治经较之宋儒背离汉人传注更远，而贵乎自疑、自悟、自得，自由发挥，独抒心得。又由于科举制度的败坏，士子多醉心功名富贵，弃经不读，惟研八股，又有几个皓首穷经的人？明代后期是经学“积衰时代”。为了扭转宋明理学带来的空疏风气，恢复古人朴实的治学精神，清初儒者特别提倡读经，重视研究汉人传注。顾炎武提出的“经学即理学”的口号，是思想学术出现转型的一个标志。清儒又十分重视史学。史与经有密切关系，经以明理，史以征事，《春秋》是经也是史，出经入史乃儒者根本学养。明朝灭亡的惨痛使故国遗民时时回首往事，深刻反思历史，总结国家治乱兴亡的经验教训，以求长治久安之策，为后来者作鉴，并寄托故国之思。清初著名学者几乎无人不治史，巨著迭出，成就辉煌，各有建树。黄宗羲为学术史之开山，王夫之为史论家之高标，顾炎武长于考核典章制度。浙东史学传统最为深厚，一时明史巨著，查继佐《罪惟录》、谈迁《国榷》、张岱《石匮书》、万斯同《明史稿》，都产生于浙东，此是史学史上的一桩盛事。明末清初的学者大多嗜好地理学，名家辈出，杰构迭现。地学原为经学与史学的附庸，在明代后期这个格局被打破了，逐渐向独立的学科发展，而且地理学的各个分支都蓬勃兴起，自然地理、风俗地理、经济地理、交通地理、商业地理、边疆地理、域外地理等等，呈现出一派繁茂的景象。其中徐弘祖对于自然地理，王士性对于人文地理，张燮对于海外地理的研究，成绩非常突出。清初学者深痛神州陆沉，山河易主，推究其故，与当政者不明地理形势、山川险易有关，而一般士大夫也不通舆地之学。因此，顾炎武“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于是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9]，而作《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也叹“四海陆沉，九州鼎沸”，因作《读史方舆纪要》。祖禹认为，舆地之学是一门大学问，是“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战争攻守、废兴成败、利钝得失之迹，以迄耕屯盐铁、经国阜民诸大政”；他的著作于经世治国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世乱则由此而佐折冲，锄强暴；时平则以此而经邦国，理人民，皆将于吾书有取焉耳”[10]。其书最重山川形势，关塞险要，着意国家兴亡、战争成败与地理的关系。清初地学研究也以政治地理、军事地理成就最高。除经、史、地学之外，其他一切关乎经世济民的实务和学问，都在“实学”研究范围之内。顾炎武引述其祖父教诲说：“士当求实学，凡天文、地理、兵农、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11]明清之际学者的学术视野非常开阔，远远越出了心性的狭隘域界，不仅重视古今典籍的搜集与考核，而且重视与治国利民相关的一切实际问题的研究，在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诸多领域均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是中国文化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https://www.daowen.com)
处于“天崩地陷”（顾允成语）、“天崩地坼”（刘宗周语）、“天崩地解”（黄宗羲语）时代的学者，大多怀有经世之志，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有些人并无高官厚禄，甚至连一名小吏都不是，仍然以天下为己任，以救世济民为职志，匹夫而怀天下之志，布衣亦具豪杰之气。顾炎武云：“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12]张岱素有“补天”之志，在《四书遇》中赞颂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期望天下读书人以范文正公为榜样，担荷起历史的重任：“使世间士子无此胸襟，则读书种子先绝矣，更寻何人仔肩（义同担荷）宇宙！”[13]傅山亦云：“排难解纷，济人利物，是大丈夫本分事。”[14]儒家积极用世的精神与明清之际特殊的现实，铸就一代知识分子坚实、峻洁、贞亮、弘毅的人格范型，其热力与光芒对后世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斗的志士仁人鼓舞极大。明清之际学者治学的根本目的也在经世致用，挽救时艰，济民水火，正人心，兴太平，而鄙视把做学问当做博取功名富贵、沽名钓誉的途径和手段。学以致用，是他们的目的和落脚点，是他们实现经世济民崇高理想的具体实践。不管是治经、治史、治地理、治兵农，还是研究别的什么学问，都是为了益世利民，而不是为了其他。为了发挥学术的经世致用功能，学者特别注重探讨国家兴亡、民族盛衰的原由和经验，研究一切与国计民生攸关的实事实务，又重视思想学术和社会风气问题。顾炎武将经世之学归结为两点：“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宋明理学家有重知轻行的倾向，以致养成一种高谈阔论而不切实用的疲软习气，黄宗羲感叹：“一旦有士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蒙然张口，如坐云雾，世道以是潦倒泥腐，遂使尚论者以为立功建业别是法门，而非儒者之所与也。”[15]最糟的是那班伪道学，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口谈道德，行若狗彘，临到国家危难民族存亡之际，便丧失气节，腆颜事敌。明清之际的实学家们对这些恶劣的士习深恶痛绝，奋力加以扫除，并积极从正面倡导实修实行。顾炎武论学特重“行己有耻”，黄宗羲、王夫之诸遗老皆尚风节重廉耻。
实学思潮又含科学方法，重视实证、实测、实验。明代后期王士性、徐弘祖等地理学家已开实地考察之风，弘祖最为奇绝，足迹几遍天下，对西南边陲山川地貌考察尤其深入详细。他克服千难万险，坚持写考察日记。李约瑟称赞说：“他的游记读来并不像是十七世纪的学者所写的东西，倒像一位二十世纪的野外勘测家所写的考察记录。他不但在分析各种地貌上具有惊人的能力，而且能够很有系统地使用各种专门术语，如梯、坪等，这些专门术语扩大了普通术语的含义。”[16]其勘察地形地貌之精细超过当时西方学者，已步入近代地理学的边缘。徐霞客以后的一位大地理学家顾祖禹亲历之地甚少，他编《读史方舆纪要》侧重文献的搜集与考订，自云：“余作是编，单词只字皆考核再三，而广稽博采”，但也不放过可以作实地考察的一切机会，“至于舟车所经，亦必览城郭，按山川，稽里道，问关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与从容谈论，考核异同”[17]。因此其书能经得起事实的检验，致令当地故老也觉得所载“一一如目见而足履之者”。顾炎武治学也重视实地调查，他研究金石文字之学，不但从典籍中搜“逸字”，网“坠文”，还在旅行中寻访残碑断石。实学家们一种极可贵的精神在于真正的不耻下问，抛弃“上智下愚”的偏见，虚心向有实践经验的人学习，向普通老百姓请教，举凡士兵、农夫、渔父、樵子、商人、工匠等，都是询访的对象，谁有真知就向谁学习，而不问地位高低、出身贵贱。徐光启研究农学，编《农政全书》，征引文献多达二百余种，尤其难得的是，他身居显位，还亲自种试验田，推广水稻、甘薯等良种。宋应星研究农业与手工业生产技术，深入田间和作坊，实地考察各种生产过程和物质变化，又亲自试验，重视数据的统计。
实学思潮广渐于明清之际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文学创作与文学思想也有崇实黜虚的倾向。在清初文坛，“文须有益于世”，“文必归于有用”的呼声很高，乃是对整个思想文化界“致用”浪潮的回应。所谓“益世”“有用”的内容包括：要求加强文学的教化功能，发挥移风易俗、转变世道人心使之向善的作用；要求文学贴近现实生活，反映与国家民族命运攸关的事件，具有深广的现实感与历史感，有如“信史”与“实录”。对于作家本身智能结构的要求，侧重点已由“性灵”“灵慧”转向学识，强调多读书，出入经史子集，尤其要通六经之旨，作家也由“才子型”向“学者型”转变。易代之际的作家经受沧桑之变、家国之痛，深切体认到生活实践、人生磨炼对创作至关重要，只有经过忧患的砥砺，作家的人格及其作品才能闪现耀眼的光辉。对于文体范式则重雅而轻俗，强调遵循古典作家传统，向唐宋八家学习。这些文学主张和创作风气，与学术思想上重视博学通经、崇尚实行实修等倾向是一致的，共同汇于实学思潮之中。
但是，提倡实学的人们包括那些学术大师和文坛宗伯，常常是以反对晚明新思潮、新文学的姿态出现的，又常常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阳明心学尤其是颜山农、何心隐、李卓吾等王学激进派人物，极诋公安派与竟陵派，对钟谭诋毁尤甚。其所攻击的重点正是晚明新思想、新文学中最具活力、最有价值、蕴涵革新意义的所谓异端邪说。在他们眼里，这些东西犹如洪水猛兽，可怕极了，危害极大，是导致明朝灭亡的一大祸根。有人认为，明朝不亡于“流寇”，不亡于清兵，不亡于宦官，不亡于党争，而亡于王阳明、李卓吾云云。清初实学思潮的兴起，推动了思想学术的发展，但也掩盖着另一种思想倾向，即在反对“虚病”的名义下，将晚明新思想新文学当做异端邪说而予以挞伐。
由虚返实的思想文化转变当明代晚季已现征候，代表人物便是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学派诸君子。顾、高论学，颇具卫道的色彩，竭力维护孔孟之道、六经之旨，程朱理学，天理和名教。顾宪成说：“道者，纲常伦理是也。”[18]高攀龙说：“是六经者，天之法律也，顺之则生，逆之则死，天下所以治而无乱，乱而即治者，以六经在也。”[19]又大捧特捧朱熹：“圣人之道，自朱子出，而六籍之言乃始幽显毕彻，吾道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流地，非独研穷之勤，昭晰之密，盖其精神气力真足以柱石两间，掩映千古，所谓豪杰而圣贤者也。”[20]顾宪成认为王学的流弊，颜山农、何心隐、李卓吾之流的祸害，就在于离经叛道，破坏名教礼法，把世道人心搞坏了，“坐在利欲胶漆盆中，所以能鼓动人”，“一切解脱，无复挂碍”，“以仁义为桎梏，以礼法为土苴”，“以任情为率性，以随俗习非为中庸”，“猖狂无忌”，“顽钝无耻”[21]。究其思想、心理病源，在于“空”“混”“虚”。救治之道，惟有以实补虚，由王返朱。对于明代学术思想的变迁，高攀龙认为，前期大儒薛瑄等皆尊朱子，重视“人伦庶物，实知实践”，中期王学流行，崇尚“灵明觉知，默识默成”，“两者递传之后，各有所弊，毕竟实病易消，虚病难补，今日虚症见矣，吾辈当相与稽弊而反之于实”[22]。明初学术惟朱子是尊，其弊在“拘”，中期王学流行天下，其弊在“狂”，拘是“实病”，狂乃“虚症”。到明末，虚症日深日重，应当以实学补之，当此“士习浮诞”之时，“方之以朱子可也”。顾、高二人论明代学术思想由实而虚、由虚返实的演变过程，含有某种规律性的认识，但由于站在卫道的立场上，将晚明新思潮一概斥之为“虚症”，未免偏激。
东林君子的气节、思想乃至社事在明清之际影响深远，为广大志士仁人所景仰和继承。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诸大儒与东林党人有着师友渊源关系。顾炎武早年与同里归庄同入复社，复社领袖张溥原属东林派人物。王夫之的父亲王朝聘为东林名流缪昌期所赏拔，有知遇之感。王夫之本人则受知于高攀龙之子高汇旃，以师礼事之。嵇文甫先生说：“船山不仅在学风上，砥砺节行，反对王学，和东林派气味相近，而且实在有师友渊源的关系。”[23]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在东林君子中以“謇谔敢言”著称，为阉党陷害，死于诏狱。宗羲十九岁时，袖长锥，草疏入京，为父讼冤。经历了易代之际的社会大动荡，经过痛苦深沉的历史反思，志士仁人越发钦重东林君子的骨气节概和崇实黜虚的学术思想。其中有些人如黄宗羲等仍然推尊王学，充分肯定良知之学对解放思想所起到的巨大作用。但许多人包括王夫之、顾炎武等大儒在内都对王阳明的良知理论、“无善无恶”之说深恶痛绝，痛加驳斥，王夫之指出：“废实学，崇空疏，蔑规模，恣狂荡，以无善无恶尽心意之用，而趋入于无忌惮之域。”[24]要害在于使人“恣狂荡”“无忌惮”，蔑弃封建礼法名教。李贽之徒，还带上一个钟惺，更是大逆不道，其灾害比洪水猛兽还要可怕：
闻其说者，震其奇诡，歆其纤利，惊其决裂，利其呴呕。而人心以蛊，风俗以淫，彝伦以
，廉耻以堕。若近世李贽、钟惺之流，导天下于邪淫，以酿中夏衣冠之祸，岂非逾于洪水、烈于猛兽者乎？[25]
顾炎武抨击阳明心学与泰州学派同样激烈，他将阳明良知之学与晋代王衍之“清谈”，宋代王安石之“新说”相提并论，有害世道人心，是社会“祸乱”的根源，批判王学，“拨乱世反之正”乃是“后贤”义不容辞的责任。他极诋李贽：“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又援引诬词，诋毁钟惺：“公然弃名教而不顾，甚至承亲讳而冶游，疑为病狂丧心，岂止文人无行？”定钟惺之罪：“其罪虽不及李贽，然亦败坏天下之一人。”[26]陆陇其以为学风士风之沦夷，明代天下之覆亡，完全由于王学的流行：“其弊也，至于荡轶礼法，蔑视伦常，天下之人，恣睢横肆，不复安于规矩绳墨之内，而百病交作。”“故至于启、祯之际，风俗愈坏，礼又扫地，以至于不可收拾，其所从来，非一日矣。故愚以为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盗，不亡于朋党，而亡于学术。学术之坏所以酿成寇盗朋党之祸也。”[27]还有些学者虽能尊重王守仁，却不容泰州学派和其他激进人士，以为他们是导致明室灭亡的罪魁。顾炎武、王夫之、彭士望等硕儒大都认为王学特别是泰州异端之学的流行，导致人心逸荡，人欲横行，行为放肆，人伦丧失，世风败坏，对封建礼法起了极大的破坏作用，都是“名教罪人”，是祸乱之源。
以周程张朱之学为“正学”、“正道”，以陆、王心学为谬论，以泰州学派为异端邪说，以守正去邪、尊朱辟王、崇实黜虚为己任，区分思想学术是非正邪的标准，即是纲常名教，合之者为是为正，就应当遵循维护，违之者则为非为邪，就必须坚决予以抨击摒斥。实学思潮中的这一思想倾向是晚明叛逆精神人文精神的反动，是旧思想旧传统的回潮。尽管明末遗民严分华夷之辨，坚守民族气节，与清廷抗争到底，不做二臣，但他们对程朱理学的尊崇，对纲常名教的敬畏和守护，所表现出的一副卫道士面孔，在客观上恰恰适应了新朝统治者钳制思想文化的需要。清人入关不久，天下初定，即将“崇儒重道”定为一项基本国策。顺治十二年（1655），帝谕礼部：“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28]朱熹及其学说的地位日渐隆盛。康熙五十一年（1712），帝褒美朱熹说：“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今经五百余年，学者无敢疵议。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巨。”[29]并特表尊崇，配享孔庙，由两庑先贤之列升祠大成殿十哲之次。清初统治者与明初统治一样，在思想文化上，都标榜以理学开国，独尊朱学，从明初到清初，三百年间，学术思潮曲折流衍，又回到了起点。在明清之际实学大潮流下，衍生出许多支流派系，包含各别的观点和主张，既有恢宏坚实的一面，又含复旧倒退的一面。激荡于十七世纪的个性解放思潮与实学思潮互相撞击，又互相渗透。实学潮流的代表人物，不可能一点不受晚明新思潮的浸润，有些实学大师尽管在著述中大骂王学信徒，痛斥李贽、钟惺等人，但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与其所攻击的对象常有一致的地方，仍见受王学影响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