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文之坚实
明清易代之际，天崩地解，社会陷于大动荡、大劫难之中。此次社会震荡，不仅仅是封建王朝再度更迭，历史的重演，而且是中国社会的一次历史性的大转折，思想文化的一次深刻的转型，也是对士大夫人格的一次严峻的锤炼。
动乱之秋，血与火的年代，生与死，荣与辱，贵与贱，富与贫，天堂与地狱，仅在咫尺之间，全看当事者如何抉择，而人格之崇卑由此以分。有的人苟且偷生，软弱无骨，有的人奸诈惨刻，荒淫凶暴，若马士英、阮大铖之流则成了士林的渣滓，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而志士仁人经过血与火的洗礼，生与死的考验，或临刑而神气扬扬，或自殉而拒降，或亡命草莽，或弃家为僧，或饥寒交迫，潦倒以终，民族气节大发扬，人格风范照千秋。他们之中，有黄道周、刘宗周、祁彪佳、王思任、张煌言、陈函辉、曹学佺、黎遂球，陈子壮、黄淳耀、侯峒曾、陈子龙、夏允彝、夏完淳等死义之士，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方以智、屈大均、朱之瑜、陈洪绶、魏禧、归庄、傅山、谈迁、张岱、朱耷、石涛等守节之士，或以鲜血与生命，或以松柏凛凛的高风亮节，谱写中华民族的正气歌，奏响苍凉悲壮的交响乐。烈火焚毁了瓦砾，炉锤击碎了烂铁，同时也锤炼了真金和纯钢。
天崩地坼，血溅火燎，冶铸了坚贞峻卓的人格；高伟的人格又成就了一批大学问家、大文学家、大艺术家，造就了一批文化巨人。人格的提升需要经过艰难困苦的磨炼。著名学者孙奇逢劝导一位不耐贫苦的友人：“来教以贫为苦，古来圣贤一流人，皆从此一字磨炼而出。君如信得，及只当下立清愿外之想，便是蔬食簟瓢嫡派也。”[30]又说自己“少历经于贫贱，老困踬于流离”，体会到“士不长饥长寒，不知一饱一暖之乐”[31]。南京大报恩寺、栖霞寺住持高僧觉浪道盛教导自家子侄要能像乞丐那样，无依无靠、无牵无挂，忍受各种痛苦和屈辱，“却似个避难英雄，潜机奇杰，又似个参惮慕道，舍身命学行、菩萨行底汉子”，“能行如此丐儿行，则又无事不可为，无厄不可度，无蕴不可破，无法不可行矣”，“然后大事可成”[32]。时值“世界极坏，人心极坏”的崇祯末世，有人问菩萨将以何种“慈悲方便而救济之”。觉浪答：“必须一并付与大炉火烹炼一番，使那铜铁铅锡都销尽了，然后还他十成本色也。”又说：“不下毒手，则造物者不仁亦无功，而天地之心皆亡矣。”[33]他意识到，社会的污泥浊水，积重难返的病症，须要通过剧烈的阵痛，甚至是一次社会的大劫难，“造化须下毒手”，才能予以涤荡祛除。这对社会良心的重建，群体人格与个体人格的重塑，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但又必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承受巨大的痛苦。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几经风霜乃有寒梅一段清香，只有经过困境逆境特别是时代“大炉火”的“烹炼”，才能铸造坚贞峻伟的人格。由崇高精神、坚强毅力所鼓荡支撑的人格力量，一旦发露于文章，往往会产生一种河岳之象、松柏之气，产生一种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
明清之际重人格人品，重历练磨难，以及“穷而后工”“愈穷则愈工”的文学思想得到加强和发扬。张岱在《石匮书·文苑列传》中反复强调这样一个观点：“诗文一道，非经挫折，其宝色不酣。”[34]作者必须经过艰难困苦的生活实践的打磨锤炼，使人格精神上升到更高的境界，创作始能放射出耀眼的光芒，更加深沉老到，“正如龙泉太阿，新出于匣，屡藉磨砻，始敛锋锷”。他以柳宗元、苏轼为例，“河东、巴蜀，砥砺于儋耳、钴
，其得力岂浅鲜哉？”又举本朝前七子首领李梦阳，以为也得力于遭际的困厄颠连，“然奇祸坎
，贫病夭折，造化者故抑之以昌其文”。初唐四杰王杨卢骆，诗圣杜甫，莫不如此，“诗人遭乱称作手，杜老天宝剑门走”[35]。宋代大诗人陆游亦然。黄国琦评说落魄才士王猷定：“竟以穷死，然其所为诗文，亦竟得力于穷中。何也？诗文有生境，古今人所不到，不开于跳跃叫笑，庸庸得意之人，而攒眉蹙额，几不能自存者，反得以一往之气，而犀利其锋。”[36]文学艺术贵能别开生面，独辟蹊径，其人往往为穷困愁苦之士，而非一帆风顺、志满意得之人。一个作家仅仅为个人不幸命运而悲鸣哀叹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与时代的厄运、国家的艰危、民众的疾苦联系起来，使一己之情与天下之情交融，方能创作出不朽之作。归庄指出：
故自古诗人之传者，率多逐臣骚客，不遇于世之士。吾以为一身之遭遇，其小者也，盖亦视国家之运焉。诗家前称七子，后称杜陵，后世无其伦比。使七子不当建安之多难，杜陵不遇天宝以后之乱，盗贼群起，攘窃割据，宗社臲
，民生涂炭，即有慨于中，未必其能寄托深远，感动人心，使读者流连不已如此也。然则士虽才，必小不幸而身处厄穷，大不幸而际危乱之世，然后其诗乃工也。[37]
建安七子和诗圣杜甫将个人的“小不幸”与时代的“大不幸”糅合在一起，荡漾于胸，从而产生了内容深广、感动人心的不朽诗篇。注重作家与时代的联系，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的结合，这是明清之际文学思想的一个特点。
沧桑巨变的时代，艰难困顿的境遇，能造就伟大的作家，产生不朽的著作。明遗民朱鹤龄说：
夫剥落者，充实之因也；
藏者，菁华之府也。不剥落，则秋气何以凝？不
藏，则寒晖何以发？屈宋之骚些，不至于江潭憔悴则不成；子美之诗，退之、子瞻之文章，不至于夔州流落、潮惠贬窜以后，亦不能奇且变若是也。[38]
坎坷跌挫，颠沛流离，恰恰玉成了伟大的作家，铸造出“琅琅照耀天地”的千古伟词。秋冬肃杀之气，霜雪严寒之威，扫除了弱不禁风的娇花败叶，留下了坚挺耐寒的碧树丹葩，而将寒山霜林妆点得分外妖娆。朱鹤龄对秋冬肃杀景色又作如下描绘：冻树丹青，经霜红叶，胜于夭桃弱柳、娇花柔木，这是明末遗民的审美趣尚，对人格理想和人生、学术、文艺境界的追求。
华实敛藏，结为绚烂。鸭脚、枫桕，经霜作花，红叶翠阴，参差绮缛，当之者神寒，望之者目眩，此亦天下之壮观绝采也。使非秋气
，寒威砭肌之后，其何以得此哉？吾怪夫今之人徒知夭桃弱柳献媚春畦，而不知冻树丹青、寒山锦锈尤为可观而可乐也。[39]
人格是由心理特征和行为准则内外表里两种要素聚合而成的。心理对人格的形成至关重要，并对主体文化创造活动产生深刻影响。烈士与遗民的内心世界积压着大悲大愤，其来有自：来自个人的沦落、困厄、屈辱、九死一生；来自家庭的破碎、没落、由显而衰；来自亲戚师友的被笞掠、囚禁、放逐、杀戮；来自广大民众的饥寒交迫，流离失所，命如草芥，朝不保夕；来自故国沦亡，山河破碎，荆棘铜驼；来自民族的被歧视、欺凌、压迫；来自城市的残破，满目疮痍，赤地千里；来自清朝统治者的屠城、圈地、清海、薙发，禁止集社，大兴文字狱，种种倒行逆施；来自明代末世天启朝、崇祯朝、南明小朝廷的腐朽、黑暗，病入膏肓，不可救药。其忧愤哀愁既深且广，浃心入骨，抱憾终生，易代之际，士心每如此，而由明入清为甚。
天才少年夏完淳，十四随父从军抗清，十七被俘，不屈殉节。十六岁，败绩奔窜，作《大哀赋》，成千古绝唱。朱彝尊亟推其人其赋：“存古（完淳之字），南阳知二，江夏无双，束发从军，死为毅魄。其《大哀》一赋，足敌兰成。昔终童未闻善赋，汪踦不见能文，方之古人，殆难其匹。”[40]完淳被捕系南京狱中，作《土室余论》，痛陈短暂的一生备尝人世艰辛：
淳之生也，十有七年。昊天不吊，宇宙祸盈。生之不辰，非我先后。先文忠投渊殉节，便尔无家。湖海飘零，于今三载，风胼霜胝，捉衿短衣，备人世之艰辛，极君亲之冤酷。穷途歧路，断梗飞蓬，日既如流，天犹共载。呜呼！淳固知生不如死久矣！[41]
死不足惜，但恨“国难家仇未能图报”。既已被擒，但求“成仁一死”，死亦不灭其志，浩气长存，“万岁千秋，不销义魄，九天八表，永厉英魂”。夏完淳小小年纪便承受了个人的、家庭的、国家的、民族的、时代的苦难、忧愤，并自觉地承担起抗清复明、济世救时这一极其艰难甚至希望渺茫的历史责任，并终于为此献出短暂而宝贵的青春，洒尽最后一滴血。时代太苛求于这位少年了，然而他还是以幼龄弱质担荷起一般硕儒壮夫难以承受的心理重压和历史重任，成为激扬民族气节、社会正义的一个光辉代表。其他抗清死难节士如陈子龙、张煌言等也都有一段可歌可泣的壮烈事迹，也都以满腔的仇与恨，以泪水和鲜血，谱写了令人感泣的不朽诗篇。个人与民族的大悲大哀流注于笔墨丹青，映照天地之间，可与日月争光。
志士仁人历经磨难，备受各种煎熬，坚持活下来，去完成未竟的事业。他们并不怕死，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但不愿轻易地去作无谓的牺牲，像平庸无能的大臣当国家危急时束手无策，徒然自裁以塞其责，以成忠义之名，这样的死轻于鸿毛，是不值得的。张岱说：“事之不成，以臣头为殉，直一鼠首耳，何益于国家社稷？”[42]又批评那些在甲申之变中殉死的大臣：“以将相大臣，事权在握，安危倚之，乃临时一无所恃，而徒以鼠首为殉者，君子弗取也。”[43]但在新朝的统治下以前朝遗民的身份活下去，不改变节操，还要从事与新朝统治者意志相违背的文化事业，那是十分困难的。政治迫害，贫困折磨，白眼与笑骂，种种困扰，如影随形，撩扑不开，都会在心灵留下深深的创伤。张岱这样剖白自己和所有遗民的内心痛楚：
余一生受义之累，家以此亡，身以此困，八口以此饥寒，一生以此贫贱。所欠者，但有一死耳。然余之不死，非不能死也，以死而为无益之死，故不死也。以死而为无益而不死，则是不能死，而窃欲自附于能死之中；能不死，而更欲出于能死之上。千磨万难，备受熟尝，十五年后之程婴更难于十五年前之公孙杵臼，至正二十六年之谢枋得更难于十九年之文天祥也。[44]
死有死的惨痛，生有生的艰难，皆系于大义，重于泰山。
大悲愤长久积压于胸而不获宣泄，则郁闷欲死，若得以泄，行为举止又往往表现为颠狂怪诞。例如顾炎武的挚友归庄：“既遭家难，遂弃儒冠，浪迹江湖间。尝南渡钱塘，北涉江淮，所至遇名山川，凭吊古今，辄大哭。见者惊怪，而公不顾也。与顾炎武齐名，时有归奇顾怪之目。诗仿香山、剑南，而豪逸过之。善擘窠大字及狂草墨竹，醉后挥洒，旁若无人。”[45]又如八大山人朱耷，甲申国亡，病喑哑，失声口不能言，后弃家为僧，“未几病颠，初则伏地仰天大笑，笑已，忽跿跔踊跃，叫号痛哭，或鼓腹高歌，或混舞于市，一日之间，颠态百出”。性嗜酒，善书画，“攘臂搦管，狂叫大呼，洋洋洒洒，数十幅立就”[46]。画家陈洪绶也以狂著称：“于甲申变后，绝意进取，纵酒使气，或歌或泣，其胸中磊落之概，托诸诗文，奇崛不凡。翰墨淋漓，绘事超妙，颇自以为狂者，较之颠米，又何让焉。”[47]张岱称其友张亦寓，“百折不回之性，一往不挠之气，则自少至壮而老，实未尝纤毫少变也”。及亦寓抑郁而死，张岱为文祭之：
盖亦寓具用世大才，生不逢辰，贫病相寻，赍志以老。其胸中真有一段不可磨灭之气，巨鱼失水，老骥伏枥之悲，不能如祢衡之挝鼓，灌夫之骂座，范亚父之撞破玉斗，曹孟德之击碎唾壶，徒厄塞终身，胸怀莫吐，以致磊块郁结，安得不昏昏闷闷鲠咽以死也！呜呼痛哉！[48]
张亦寓具大才而不获用，穷困潦倒，胸中磊块郁结不能宣泄，终于闷死，像他这样不幸的遗民是很多的。个人与时代的大悲愤搅和在一起，在胸中激荡翻腾，行为举止，为颠为狂，为迂为呆，发为文章，施诸丹青，见于学术，能达到相当的广度、深度、高度、力度，产生巨大的震撼力、感染力。(https://www.daowen.com)
这种大悲愤如熊熊炉火在胸中燃烧，一日在世，一日不灭，化为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永不枯竭的原动力。志士仁人的情感世界如洪炉烈焰，如大海巨涛，峡谷急流，如雷震山崩，又如一泓秋潭，一团寒冰，既有炽热、激动的一面，又有冰冷、平静的一面，大热大冷大动大静融合成一个宏深奇瑰的心灵世界。在文艺和学术上要有重大发现取得杰出成就，须有一种矢志不移的定力，百折不回的毅力，长途跋涉的耐力，坚持到底的恒力，要能抵制各种诱惑，耐得寂寞，守得贫困，数十年磨一剑。这是明清之际文化精英和大师们所共具的心理素养。
经过血与火、生与死考验的志士仁人，身家性命都能得弃置不顾，则富贵荣华自然不难割舍，因此能够抵制清廷的引诱和威逼，拒不出仕，在清贫中以度余生。清廷屡征顾炎武，皆遭拒绝。康熙十年（1671），大学士熊赐履邀他修《明史》，即遭坚拒。后又拒绝应征博学鸿儒科，再次表明宁死不赴的决心：“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49]黄宗羲两次被征召，均以老病辞。王夫之早年参加抗清斗争，后亡命湘西，改姓名，变服饰，称瑶民，晚年归隐衡阳石船山，专事著述。其子王敔《大行府君行述》说，“自入山以来，启瓮牖，秉孤镫”，“虽饥寒交迫，生死当前而不变，迄于暮年，体羸多病，腕不胜砚，指不胜笔，犹时置楮墨于卧榻之旁，力疾而纂注”。病笃，自题墓铭：“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丘，固衔恤以永世。”[50]以忠于晋室的名将刘琨和献身学术的北宋大儒张载自期，将气节与学术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和归宿。他们坚决反对清政权，期望明室中兴，曾经为此呼号过，战斗过，待到天下既定，大势已去，志节不改，遗恨无穷，遂隐伏草莽土室，功名富贵早已抛弃九霄云外，乃将满腔悲愤仇恨，对昔日的依恋和对亡国的反思，倾全部身心、情感与智慧，寄托于学术、文学和艺术。在他们，文化创造便是生命，便是使命，便是人生价值惟一的承载，甘愿为之献出一切。张岱自陈他是为完成历史巨著《石匮书》而活着的：“陶庵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
为野人，故旧见之，如毒药猛兽，愕窒不敢与接。作自挽诗，每欲引决，因《石匮书》未成，尚视息人世。然瓶粟屡罄，不能举火，始知首阳二老，直头饿死，不食周粟，还是后人妆点语也。”[51]
研究或创作成了他们生命的支点，激励他们继续生存和奋斗下去的动力，因而能够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长期劳作，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实现远大的目标。每一部伟大的著作都经历了几度寒暑乃至数十春秋，留下作者艰辛的印记。张岱《石匮书》历时二十七年，中间遭国破家亡之变，“携其副本，屏迹深山”，艰苦备尝，“甫能成帙”。另一部纪传体明史《罪惟录》经二十九年始成书，作者查继佐在自序中道出其中艰辛：
此书之作，始于甲申，成于壬子中，二十九年，寒暑晦明，风雨霜雪，舟车寝食，疾痛患难，水溢火焦，泥涂鼠啮，零落破损，整饬补修。手草易数十次，耳采经数千人，口哦而不闻声者几何件，掌示而不任舌者几何端，以较定、哀之微词，倍极辛苦。兼以他诖误而连狱，方椟藏而无山。[52]
谈迁撰述编年体明史《国榷》长达三十余年，是书始创于天启元年（1621），顺治四年（1647）间竟遭遇意想不到的奇祸，书稿被窃，二十余年心血付之东流。作者在《国榷》“义例”中诉说失稿的悲怆：“丁亥八月，盗胠其箧，拊膺流涕曰：噫，吾力殚矣！”但他没有灰心，又重头做起。“居恒借人书，缀集二十余年，虽尽失之，未敢废也”，“始竟前志”[53]。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也淡泊名利，厌弃浮华，孜孜矻矻，穷年累月，二十载乃成巨著《读史方舆纪要》。魏禧在是书卷首序中称祖禹“沉敏有大略，为人奇贫而廉介，宽厚朴挚，不求名于时”，称其作“此数千百年所绝无而仅有之书也”。
学究天人通古今之变的方以智，当崇祯末世和南明小朝廷时期，屡被诬陷、迫害，后又饱尝清廷劝降、追索的苦难，后半生三十年间，亡命奔窜，漂泊不定，不得已在梧州出家，以缁衣为掩护，且示决绝于新朝。友人彭士望对他一生奇节奇行奇祸奇灾作了如下的记述：
且夫老人自庚辰（崇祯十三年）为劳人穷子，为刀環上人，为羁囚，为孤旅，为逋客，为僧，为老病，以至于死。展转于破巢垒卵，蛮烟瘴雾，天荒丐食，僵骨腐胔，鼎俎风涛，口语文章之重渊曲阱，曾不能一日安其身，以有生人之乐。近十年托迹青原，勤开示，为《炮庄》《烹雪》，出入儒释之际，辨晰微茫，以徜徉于山水泉树之间，稍自陶写，犹与僧徒同食盏头饭，甘糒糗，非人所堪。乃蜚语中之，自天而下，怡然行素，不为恇挠。而卒以疽发于背，血肉崩溃，言笑从容，触暑载驰，终焉致命。[54]
时在康熙十年（1671），享年六十有一。方以智早年即感愤时艰，筹划经国大计，在政治斗争与民族斗争的风浪中，迭经险恶，备尝苦难，仍坚持著述；在漂泊奔亡中，文稿或散失无存，或荡为灰烬，犹笔耕不辍。六十年生涯，著作等身，在哲学、科学、文学、音韵、诗文、书法、绘画诸领域皆有独创的成就。
明清之际大师们的文化心胸恢宏渊深，他们能够站在历史的制高点，审视历史与现实，探讨宇宙、自然、人生、社会、思想、文化的重大问题、基本规律。研究社会历史及各种学问注重探究演变的原因、内在的规律，而不屑把精力花在毫无意义的烦琐的章句上面。他们治学，力求博究天人，综贯古今，会通中西，重视学术与事功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历史与现实的联系，既注重当世之用，为现实提供指南，又能高瞻远瞩，着眼于未来，注意探究社会深层次的问题。黄宗羲说：“儒者之学，经纬天地。”他对那些不关心国家大事，瞧不起经济文章的鼠目寸光不学无术的道学家给予尖锐的批评。
明清之际的学者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意识，强调学术发挥明道淑世、化导风俗人心的作用。顾炎武说：“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55]他著《日知录》的目的，即在“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56]。经世致用的色彩很浓。作为文化人特别是博大精深的学者，不能不考虑到文化本体的特征、价值及演变的规律，不能不对有明二百七十余年文化学术成果作一番清理，明确当代人的学术作为和努力方向。于是，清理、总结、继承和发展明代乃至中国历代文化传统，作出新创造新贡献的历史任务便落到了这一代学人身上。他们深明自己肩负的这一崇高文化历史使命，并为之倾注全部的身心，饱尝艰辛和磨难，数十年孜孜矻矻，不达目的，死不罢休。这是明清之际思想学术体大思精的又一重要原因。
其时出现多部卷帙浩繁私家修撰的明史巨著，这与史家为文化历史使命驱动，明代史学内在发展逻辑有着密切关系。隆、万以来，编纂本朝历史已经引起学者普遍的关注，而且出了不少大部头的成果，如郑晓《吾学编》、何乔远《名山藏》、尹守衡《史窃》、王大纲《皇明朝野纪略》、王世贞《弇州史料》、朱国桢《史概》、焦竑《献征录》、过庭训《直省分郡人物考》等，皆是巨制。这些著作在史料、史纂、史识诸方面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再则作者修史时明朝还在延续中，不断有新的史实需要续补，可以说在当时还没有一部完整的系统的明代通史。但是前人已经做了大量前期准备工作，为后人修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与经验，并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学者为完成这一宏伟的学术工程而作不懈的努力。有些士大夫之家几代人都有修史的心愿，世传其业，如山阴张氏即是。张岱说：“吾先太史有志，思附谈、迁，遂使余小子何知，欲追彪、固。梅花屋书积如山，宛委峰笔退成冢。”[57]张氏一族从张岱高祖天复、曾祖元忭到祖父汝霖，三代人皆精史学，不过真正立志要修一部明史则自张岱始，其工程发轫于崇祯元年（1628），其著作即《石匮书》。他博涉诸家所修明史，发现存在不少问题。有鉴于此，他立志要修一部完整的明代通史，随着国破家亡厄运的降临，史料的大量散失，他的这一志向愈益坚定、迫切。谈迁也认为明代史学成就不高，是由于史权专属馆阁，史臣要讲出身资格。隆、万以来私家所修史籍渐多，但受种种限制，成就也不高，有待于后来者。晚季修史之权旁落，布衣如谈迁、张岱也有志于修一代通史。谈迁《国榷》创始于天启元年（1621），仅先于张岱《石匮书》七年。常熟顾祖禹先世谙舆地之学，尤精边疆地理，高祖大栋当嘉靖间好谈边徼利病，跃马游塞上，著有《九边图说》。其父柔谦当革除之际，率子躬耕虞山之野，穷困无聊。临终时叮嘱儿子祖禹继承祖业，修撰一部地理巨著，“发舒志意，昭示来者”。祖禹“匍伏呜咽”以对：“小子虽不敏，敢放弃今日之所闻！”[58]这光景与太史公父子授受修史遗命的情形十分相似。张岱修《石匮书》的动因也相仿佛。在这里，家学的承传与文化历史使命的递接是一致的。在明清易代之际，这种文化使命感又和兴亡之慨民族之情交织在一起，谢国桢先生说：“盖当时人士迫于清军之入关，痛统治者之朘削，积愤于中，不能不吐，因之发为文章，冀以警策将来，此群众之义愤，人民之心声也。”[59]着眼于警策当世，昭示来者，自觉地担荷起文化承传和创新的历史使命，均体现了博大恢宏的文化心胸，也是当时大学者共具的素养和品格。
这一时期的大学者具有博大恢宏的文化心胸，高瞻远瞩的学术眼光，同时在考察、研究具体问题的时候又十分小心审慎，态度严谨，做到了宏观视野与微观考察、理论与实证的结合。他们辛勤耕耘，精益求精，写一部书往往耗时多年，上面提到几部巨著《石匮书》《罪惟录》《国榷》《读史方舆纪要》等，都在二十年以上。方以智《通雅》凝结着作者三十年心血。顾炎武纂辑《音学五书》三十余年，“凡五易稿而手书者三矣”，深知“著书之难而成之不易”[60]。《日知录》为顾炎武一生精力所著。梁启超深深叹服此书：“亭林精心结撰的《日知录》，确是一种精制品，是篝灯底下纤纤女手亲织出来的布。亭林作品的价值全在此。”[61]学术精品就是这样穷年累月精心编织出来的。
大学者都重视材料的搜集、鉴别工作，搜之欲博，鉴之欲精。顾炎武云：“搜罗之博，裁断之精，是在大君子而已。”[62]他尤其强调对原始材料的挖掘、钩稽，比之为“采铜于山”，批评有些学者裁割别人的著作，掇拾缀集成篇，不肯下工夫发掘第一手原始材料，仅仅用成品或半成品翻制为己作，此之谓“买旧钱”，以“废铜充铸”，这样搞出来的著作粗恶低劣毫无价值，又损害了原著的面貌，“岂不两失之乎？”这种著述方法实际上带有盗窃的性质，“凡作书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书改窜而为自作也”，“至于今代，而著书之人几满天下，则有盗前人之书而为自作者矣”。古今一揆，天下通病。有鉴于此，故提倡抄书，以为“著书不如抄书”。他辑《肇域志》阅方志一千余部，手自笔录，历二十余年犹未成帙。
与大师们崇高的风范相比，那些靠抄袭拼凑，粗制滥造，自我吹嘘，故意贬低他人成就来抬高自己等行为，就显得十分卑陋和渺小了。学行文行的低下，由于人格的卑委，心理出了毛病。垂涎于禄利，汲汲于虚名，导致心态的浮躁，失去科学的态度，背弃应有的学术规范；心态失衡，学术失范，只能炮制出伪劣粗陋的文化产品，何有精品力作？顾炎武一针见血指出，其人“皆躁竞之徒，欲速成以名于世”。士大夫的浮躁心态往往由名利鼓动而起，这对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是非常有害的，“今世之人，速于成书，躁于求名，斯道也将亡矣！”浮躁乃是学术的大敌，而静笃则是文化创造不可缺少的心理素质。
这期间，在文学领域也兴起崇实的潮流。推崇实录，要求反映动乱时代的社会现实和生灵涂炭的惨象，“以诗补史”；提倡抒发天下之情，表现坚贞不屈的气节和昂扬磅礴的民族精神；强调有益于世，发挥移风易俗、感化人心的功能；重视作家的节概、学养、历炼。这些思想在作家中间广为流行，并体现在创作实践中。但也存在轻视文学本体价值，忽视文学审美特性的倾向。顾炎武在他的诗文中说：“一切诗赋铭颂赞诔序记之文，皆谓之巧言，而不以措笔。”“故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他主张“文须有益于天下”，但所谓“有益”仅限于“明道”“纪政事”“察民隐”“乐道人之善”四项[63]。绝口不谈娱情悦性的审美功能，显得太直接，太狭隘，太注重实用性。他论绘画，重写实而轻写意，认为古代最有价值的作品“皆指事象物之作”，“未有无因而作”，因而可资考证，“使观者可法可戒”，“空摹之格”则不足法，“实体难工，空摹易善”[64]。因此他最欣赏真切描摹历史故实的画作，而不喜“白描山水”，更不必提翎毛花卉了。王夫之对经史与文艺作品所能产生的心灵共鸣，怡情悦性的效应，颇存戒惧之心，认为抱着娱乐的目的、赏玩的心理去阅读，是十分有害的，一旦为作品中的情感所鼓荡而神摇志夺，就可能被“异端邪说，流俗之传闻，淫曼之小慧”所俘虏，“大以蚀其心思，而小以荒其日月”，这样书读得越多越有害，“则读书万卷，止以导迷”[65]。此之谓“玩物丧志”。王夫之看到在经史中的不少作品具有很强文学性，极富感情色彩，因而富有艺术感染力，能抓住读者的心灵，令其喜，令其悲，甚至“神飞魂荡而不自持”。这正是艺术的魅力，艺术功能得到充分发挥的表现。不过王夫之又担心会产生消极作用，使读者不明大义，丧失平素所持志向，而流连琐屑之事，儿女之情，因此无益于身心。读史读经皆“博文之事”，亦“复礼之实功”，根本目的在于克己复礼，加强道德修养，而不是为了欣赏艺术，代古人悲喜。阅读经史重德育而轻美育，重礼义而轻情感，一笔抹杀晚明人张燧、钟惺、贺祥、屠隆、陈继儒、李贽等人重视愉悦的美学思想，表明王夫之的文艺观又回到儒家传统的旧轨道。当时巨儒硕士鼓吹“文必本之六经”，“文章不离乎经术”，还有“文以明道”“文以载道”之类呼叫，声浪很高，都是老调重弹，毫无新意，却也以为这是实学应有之义，必修之功。
晚明时代，人的觉醒和解放，促进了文的觉醒和解放，文艺欣欣向荣，迎来了一个烂漫的春天。但易代之际的士大夫对晚明文学往往带有成见，辉煌的成就被一笔勾销，富有创新精神和鲜明个性的作家被骂得狗血喷头，这种偏见就是一些大师也不能免。顾炎武骂李贽，骂钟惺，王夫之抨击李贽尤烈，凡受李贽影响的作家、流派若公安若竟陵，都不少挨骂。夫之说：“自李贽以佞舌惑天下，袁中郎、焦弱侯不揣而推戴之，于是以信笔扫抹为文字，而诮含吐精微、锻炼高卓者为‘咬薑呷醋’。故万历壬辰以后，文之俗陋，亘古未有。”[66]晚明新文学的辉煌成就被全盘否定了。对袁宏道之诗尚有美言，如谓：“中郎之病，病不能谋篇，至于作句，固其所长，洒落出卸，如白鸥浴水，才一振羽，即丝毫不挂，李、何、王、李、钟、谭皆所不能也。”[67]所论实含具眼。对钟、谭诗作与诗评则讲得一无是处，排诋不遗余力。钟、谭十分赞赏南朝民歌、情歌，《诗归》中采录甚多，评语隽妙，大悖儒道。如评《子夜歌》：“女郎有极夸口语，有极谦让语，总之遇有情人，夸口亦妙，谦让亦妙”；“写出娇懒”；“真儿女性情，儿女口角”；“情中影语”；“卖弄得妙”；“家常语，写出情态”。又评《读曲歌》：“字字谐，字字深”；“柔媚到家”；“狎昵缠绵，俱在言外”；“妙在屑屑要人知”。这些评语，在道学先生看来简直是胡说八道，不堪入目。王夫之对此大为恼火，斥骂道：
《子夜》《读曲》等篇，旧刻乐府；既不可登诸管弦，虽下里或讴吟之，亦小诗而已。晋宋以还，传者几至百篇，历代艺林，莫之或采。自竟陵闰位以登坛，奖之使厕于风雅，乃其可读者一二篇而已。其他媟者如青楼哑谜，黠者如市井局话，蹇者如闽夷岛语，恶者如酒肆拇声，涩陋秽恶，稍有须眉人见欲哕。而竟陵唱之，文士之无行者相与敩之，诬上行私，以成亡国之音，而国遂亡矣。竟陵灭裂风雅，登进淫靡之罪，诚为戎首。而生心害政，则上结兽行之宣城，以毒清流；下传卖国之贵阳，以殄宗社。“凡民罔不
”，非竟陵之归而谁归耶？推本祸原，为之眥裂！[68]
对南朝民间情歌的评价竟是如此悬殊，一个爱之若宝，一个恶之若涕唾，反映了新旧文艺观的对立。王夫之硬是把文艺批评扯到政治问题上去，把亡国的罪名强加到富有创新精神的文人头上，甚至认为竟陵派的盛行是酿成马士英（“贵阳”）、阮大铖（“宣城”）祸乱的根源，实在太离谱了。发出同样诅咒的还有许多名人，其中钱谦益是叫骂最凶的一个，诋毁钟、谭诗歌如“鼠穴”“鬼国”，是“兵象”“诗妖”，是亡国的“征兆”[69]。公安与竟陵是晚明时代具有广泛影响的两个文学流派，自然也有缺点、流弊，但是往往遭到极其粗暴的批评，而批评者的重点又恰恰是两派最具创意的方面。竟陵派起于公安之后，在晚季“家户传习”，影响远过公安，因而成了被攻击的主要目标。
鼎革时期相当多的士大夫包括一些大学者大文人，对王学信徒、泰州学派、李贽之徒，对公安派与竟陵派如此憎恶，为之眦裂发竖，排抵不遗余力，主要因为李贽、钟惺等人学术、文章、思想、行为太出格太放肆了，非圣讥贤，离经叛道，甚至公然蔑弃礼法，“赤手搏龙蛇”，自称“名教罪人”。其学其文，流布天下，导致士心纵恣，人心昏乱，道德沦丧，世风颓下，以至党争无休无止，“流寇”肆虐中夏，清军铁骑长驱直入，大明社稷终于倾覆。谁之罪哉？李贽之徒也。这便是一部分清初士大夫从思想学术上寻找明室衰亡根源而作出的推论。他们对晚明新思想新文学的批判，往往站在维护名教礼法、封建秩序的立场上，在倡导实学以治虚症的口号下进行的，并为清朝统治者所利用，作为加强文化统治、钳制思想自由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