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魂断达马拉
一座座大雪山横亘在进藏路上，倒下的第一个文艺兵竟然是身强体壮的尹学仁，这个身高1.78米，刚刚度过19个春秋的安徽小伙，被可怕的高原急性肺水肿夺去了宝贵生命。
1951年7月1日，朱子铮团长、陈涛政委带着文工团以及53师、54师文工队，合编成六个队，同十八军大部队一起向昌都挺进。
六百多名演职人员加上骡马，长长的队列，足有两公里多。朱子铮团长走在队伍的前面，成为龙头；陈涛政委在后面压阵，成为龙尾。六个队轮流走在排头，一路上人马嘈杂，尘土飞扬，浩浩荡荡。
几天后，开始有人掉队了，大家都主动帮着扛背包、背粮袋、提乐器、照顾马匹。一路上，条件越差，同志们就越注意情绪调节，行军越苦，就越显得活跃。不是这个区队在“拉歌”，就是那个分队在“碰球”，热烈的场面一浪高过一浪。
善于说快板的“大老肖”常常是大家“热闹”的对象，把他准备好的快板词都“掏”完了，大家仍不肯罢休，急得他只好一个劲地打竹板、挠头皮，无可奈何地宣布“哎，哎……卖完了！”
“谁是英雄汉？谁是软鸡蛋？不是吹牛皮，嗨！同志们战场见！”每次唱起这支歌，大家便觉得浑身有劲，两条腿也轻快多了。
穿过甘孜以西的玉隆原始森林，地势渐高，走完一条漫长而陡峭的坡道，再几经曲折，便到了让人胆寒色变的雀儿山了。大家踩着断层碎石中间的羊肠小道，慢慢向山上前行。越往上爬，空气越是稀薄。
“这里坡陡，每六人一组，拉开距离向上走！”带队的朱子铮团长感到，在陡峭狭窄的岩道上，若遇上暴风雪，必然会导致人畜冲撞，引发危险。不一会，山上果然起了暴风雪。多亏组织严密，大家听从指挥，行动有序，才没有发生事故。
越接近山顶，风雪越大。没有说话声，只有急促粗重的喘气声、牲口的喷鼻声、铁蹄撞击石头的响声。在这长长的行列里，每个人，每匹马，都成了演奏员，奏出了这一曲奇妙的交响乐，回响在这皑皑雪岭之上。
“这个同志不简单，扛着机枪登高山！”刚到山顶，山东快书演员刘立武看到一个扛机枪的战士，立马说开了。
“苦不怕，累不怕，庆功会上戴红花！”肖迎春看到一名准备蹚冰槽的战士，顺口接上了茬。
下山后，沿柯洛洞的溪流穿行，越过无尽的森林、田野和村庄，抵达金沙江的岗托渡口。文工团的同志走在队伍前面，早早地来到渡口，搭起临时鼓动棚，敲起欢快的锣鼓，舞起彩绸扭起秧歌，编起顺口溜给正在渡河的部队加油鼓劲。
渡口的江面不是很宽，但水流湍急，渡河工具主要是一次只能坐四五个人的牛皮船。演员们坐着这种用牛皮绷在木架上制成的“船”过河，很是不习惯。急浪撞击着牛皮筏，水溅到衣服和脸上，随时都好像有被抛出去的危险。因此有人形象地开玩笑说：“牛皮船，像饭碗，我们好比是稀饭。”
最让大家伤脑筋的是，有的上船后还要牵一匹马，人在船上行，马在水中游，像唐僧师徒过通天河似的。面对湍急的河流，不少骡马都不敢下水，有的刚下水就急忙回头逃上岸。船上的人用力拽，后边的人使劲赶，一群一群的牲口才被吆喝着泅到对岸去。也有少数体弱有病的骡马，经不住巨浪的冲击，耗尽体力而葬身江底了。每次发生类似的情形，都会让同志们难过不已。
随部队强渡金沙江
文艺队伍行军，和其他部队还不尽相同。除了衣食住行的必备物资以外，还要带上汽灯、幕布、服装和道具，以及腰鼓和各类管弦乐器，有的还又大又重。这可苦了他们饲养的那些骡马了！每到宿营地，同志们不管多么疲劳，都赶快把东西卸下来，让这些“无声的战友”轻松轻松，抓紧时间饮水吃草。第二天，大家又细心地为骡马备好鞍垫，唯恐磨破了它们的脊背。在泅渡金沙江、怒江之前，还给它们吃些马料增强体力，灌些酥油茶御寒。
在漫长的进军途中，人和牲畜建立起了特殊而深厚的感情。多年以后，詹永祓都还会一次次满怀深情地讲起他和“二骡子”之间那些心酸往事：“‘二骡子’和我很有感情。不管在哪儿，只要听到我一叫它，就会慢慢地向我走过来。我时常在裤兜里装点碗碗糖碎块，爬山疲累时，就掏一点塞进它嘴里。有时部队补给供应不上，每人每天只能喝两顿代食粉糊糊，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喂它了，但它在爬山时，仍不时歪着头用嘴拱我的裤兜，即便每次都是失望，也改不了这个习惯。后来到了拉萨河边，上级通知各单位骡马全部集中上交。这天，我用双手捧了满满的豌豆，呼唤着‘二骡子’，它像从前那样慢悠悠地走到我身旁，用柔软的嘴唇把豌豆卷进嘴里，美滋滋地咀嚼着，吃完后还在拱我的手心，似乎没有满足。我狠着心把它赶走，看着它随着马群远去，我知道今后再也见不到它了，心里难受极了……”(https://www.daowen.com)
经过一路艰辛，文工团终于来到达马拉山脚下，翻过这座山就是昌都了。达马拉山虽说海拔不过4000多米，比雀儿山低得多，但行走路线特别长。翻山前，文工团在达马拉山东边的山坡上安营扎寨，各班都忙着做好常规性的准备工作，争取早吃饭、早睡觉，养精蓄锐明日顺利过山。
天不亮，大家就出发了。开始坡度较缓，后来越爬越陡。或许是因为头天肖迎春的“大骡子”发情，大家追赶牲口被折腾得蔫蔫地打不起精神，没走多久就得停下来喘一阵。
“尹学仁，你怎么了，走起路来像喝醉了酒似的。”班长陈霁一把将他扛的旗杆夺了过去。
詹永祓、肖迎春、邓群阶也立即赶上前，把他的背包抢过去，关切地问：“小尹，你怎么样？”
“没，没什么……”尹学仁痛苦地摆了摆手。
从甘孜出发时，文工团受领了一项艰巨任务：将数十根4米来长的旗杆扛到拉萨，供部队举行入城仪式时使用。尹学仁身高体健，义不容辞地扛了两根。
离开岗托渡口不久，尹学仁就患了重感冒。但他始终隐瞒着病情，扛着旗杆努力朝前走。
开始爬达马拉山后，戏剧分队做起了“碰球”游戏。大家不时地找尹学仁“碰球”，他也尽快地把“球”碰给别人。山越来越高，尹学仁“碰球”的声音越来越弱。他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一步一挨地向上攀登。
一向乐于助人的尹学仁，却要让别人帮自己扛旗杆、提背包，心里很过意不去。好不容易爬到山顶，心中感到了一线希望，哪知向前一看，还有一个更高的山头在等着自己。爬第二个山头时，尹学仁越来越感到难受，两颊绯红，拼命喘气，走不了几步，就得靠在路边的石头上歇一会儿。
下山时，尹学仁一次接一次地吐着淡红色的血水，虚弱的两腿不住地颤抖，他再也跟不上队伍了！拿詹永祓的话来讲，有几段很长很陡的路，大家几乎是小跑着下山的，到山脚时小腿肚子都颠软了，也不知尹学仁是怎样下去的。
到昌都后，文工团住在云南坝昌都解放委员会的两个大屋子里。等到天黑，肖迎春才架着尹学仁赶到。大家急忙帮尹学仁铺好被子，一名助理军医来给他服完药后，就让他早早地睡下了。
1951年10月21日，翻越旦达山（魏克摄）
第二天大家去看他时，尹学仁仰卧着，满口白沫顺着唇角流到枕头上，脸上烦躁不安。大家顿时吓慌了，赶快找来医生，给他吃了些药，情况似乎有所好转。然而，等到大家扛完柴火再去看他时，尹学仁已双目紧闭，停止了呼吸。
一个身高1.78米，魁梧英俊、刚刚度过19个春秋的安徽小伙，一个充满朝气、积极乐观、勇于献身祖国西藏解放事业的革命军人，一个堪称舞台装置行家里手的文艺兵，就这么活生生地被可怕的高原急性肺水肿，一种现在看来并不难治，而在当时却无可奈何的疾病夺去了宝贵生命，永远倒在了这条堪比红军长征的进藏路上。
同志们从山上采来一束束野花，为战友尹学仁送行。他们含着热泪，用尹学仁扛过的旗杆，在昌都解放委员会门前的广场上，挂起黑色的幕布，搭起金色的灵栅，给他穿上准备进拉萨时才穿的草绿色军服，悲痛地把他留在了澜沧江畔。下葬时，大家簇拥着尹学仁薄薄的棺材失声痛哭，然后将他的遗体安葬在云南坝北侧的山脚下，墓前写上了他的名字，只是用木板代替了石碑。
【注释】
[1]晓浩著：《西藏，1951年人民解放军进藏实录》，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