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忙的后方文工团
在两千多公里的川藏公路上，几乎每公里路、每座桥梁、每个隘口，都埋葬着人民解放军的烈士。西南军政大学第八分校文工队演员朱锡忠、邹敬燊、陈德昶就长眠在了这条路上。
“我敢说，这是文工团历史上少有的远距离徒步演出。”每当谈起豫剧队在川藏公路施工现场演出时的情景，宋香蘅，这位当年豫剧队的“台柱子”，就难以掩饰那骄傲的神色，“创造这一奇迹的就是我们这些被称为‘娃娃班’的豫剧队小演员们。”
由于普遍年龄太小，根据上级安排，豫剧队没有跟随十八军文工团先期入藏，而是从甘孜留下来为后方部队演出服务，后来便加入了十八军后方部队文工团。
1951年10月，康藏高原早已进入严冬，冰雪遍地，寒风刺骨。当时，雀儿山至达马拉山一线，筑路大军云集于此，气势恢宏。将士们高呼着“雀儿山再高，没有咱们的信心高！修路困难再大，没有咱们的决心大”的口号，战风雪，斗严寒，啃冻土，炸顽石，工地上热火朝天，令人鼓舞。豫剧队的小演员们从甘孜出发，经玉隆、马尼干戈赶往海拔5300多米的雀儿山顶。
当时，从马尼干戈到雀儿山之间的旧路已断，新路又尚未修成。每到一个演出点，总要来回绕道。更为严重的是，愈向前走，地势愈高，氧气愈少，呼吸更加困难。豫剧队小演员们在困难面前，没有一人退缩。
10月12日，当“娃娃班”的小演员们登上雀儿山顶时，筑路部队的官兵们望着那一张张被风雪吹烂的小脸蛋，不少指战员抱着他们失声痛哭。可在雀儿山筑路一线，豫剧队一演就是六场，给筑路官兵奉上了《北京四十天》《九件衣》等拿手好戏！
1952年，与昌都德格村老乡耍坝子(宋戈摄)
随后，豫剧队的小演员们跨过金沙江，经德格、江达、青泥洞、妥坝，先后翻越达马拉、加皮拉、矮拉、宗拉、依拉等一座座高山，最后抵达昌都。
凡有筑路部队的地方，都要让每名官兵看上演出。有的部队居住地相对集中，场地条件较好，他们就选择一个较合适的地方挂起幕布，围成舞台，一连演上好几场。如果部队驻地分散，不易集中，他们就到一个个点上去，单独为每个分队演出。常常要走上三五里路，才能演上一场戏，然后再走再演。
一次，从156团驻地出发，到158团驻地演出，全队人人背着数十斤重的背包，在达马拉和加皮拉两座雪山之间，从早到晚，终日跋涉，行程90余华里。由于连续在雪地里爬滚跌撞，个个都变得像雪人一样。有的同志手脚被冻肿冻烂，有的脚底也到处是冻疮血泡。有一个叫王辛的小演员，快到宿营地时，实在走不动了，就一步步往前爬行。有些小演员还得了雪盲症，造成短期失明，承受了极大的痛苦。
最特别的演出恐怕得算怒江边的那一次了。临江之处全是陡峭的山坡，找不到一块像样的平地，只好在坡度稍小的地方，挖高填低，平整出一块长宽各三米多的地方，作为舞台。舞台面向山坡，背后就是波涛汹涌的怒江。舞台前面则是逐渐伸延向上的高坡，构成了天然的阶梯式观众席。在这种观众在上、舞台在下的演出环境中，小演员们头顶蓝天白云，下临怒江波涛，仰望列坐高坡的观众而倾心演出，真可谓别具一格。演出开始以后，官兵们都在专心致志地看戏，无暇顾及其他。但在后台活动的演职人员，却得小心翼翼，稍不注意就可能滑下陡坡，落入怒江。
宋香蘅在很多戏中都担任了主角，与官兵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她在《花木兰从军》中饰花木兰，在《北京四十天》中饰红娘子，那都是有文有武的戏。在这种高寒缺氧的荒山野岭又蹦又跳，有时连气都喘不过来。可是，每到一个演出点，她还得动手帮着搭帐篷、打柴草、垫床铺，有时因地下是冰层，还要下到河里捞石头垫底，然后再铺上树枝茅草，大家劳累了一天，在石头和树枝上照样也能香甜入睡。正像一首歌中所唱：“树枝铺在雪地上，好像钢丝床！”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走一路演一路，徒步上千华里，为沿线筑路官兵演出200多场（次），胜利完成了慰问筑路部队的光荣任务，创下了一年内西藏军区文艺团队演出场次最多的纪录。
1953年，豫剧队参加了十八军后方部队文艺汇演。他们演出的剧目《白蛇传》《刘海砍樵》等获得优秀节目奖，宋香蘅、王莉、李军、王婷等获得优秀演员奖。
在茫茫的川藏公路施工现场，十万筑路大军从四川雅安至西藏拉萨一线摆开，二郎山、雀儿山、达马拉山、矮拉山……凡有筑路官兵的地方，就活跃着十八军后方部队文工队演员们的身影。
1951年3月，新组建的后方部队文工队在队长劳奇、协理员刘修宇的带领下，从四川新津出发，沿邛崃、雅安、天全、烂池子，翻越二郎山到泸定桥，为筑路部队、运输部队、兵站以及当地党政机关慰问演出。10月底，文工队抵达甘孜。相距不到一个月，高原上第一个机场正式落成，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文工队担负了搭建彩门、布置会场和搭设舞台等庆典准备工作，并和豫剧队、西南军政大学第八分校文工队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联合演出，出色完成了机场落成庆典和欢送修建机场部队等重大演出任务。
应十八军后方部队陈明义司令员要求，1951年11月，西南军区贺龙司令员欣然同意，从西南军区文工团抽调28名文艺骨干，充实到十八军后方部队文工队。12月，在新建的甘孜大礼堂，举行了十八军后方部队文工团建团大会。西藏军区成立后，十八军后方部队文工团改编为西藏军区后方部队文工团，徐镕任团长，立兵任副团长，刘修宇任协理员。在原有建制的基础上，将十八军豫剧队编为文工团二队，新成立了文工团创作组。
1952年3月，充实扩编的西藏军区后方部队文工团近百名演创人员，沿绒坝岔、玉隆演出后，来到雀儿山下的马尼干戈。经过短暂休整后登上雀儿山，为正在紧张筑路的部队演出。
时序已是暮春，可雀儿山依旧银装素裹，让人一点也感觉不到春的气息。整座山大雪纷飞，寒风怒吼，兽绝迹，鸟无踪。汽车带上防滑链，气喘吁吁地沿着盘山公路向上爬行，开不了多远，水箱就咕噜噜地开了锅。到达山顶，完全进入了一个令人窒息的雪雾世界。创作员郭牧予头痛欲裂，胃也跟着翻江倒海。她赶紧拿出几颗水果糖放在嘴里，可是一点作用也没有，只得闭上双眼，任凭高原反应折磨。
“你患有心律不齐，雀儿山海拔5300多米，你的身体不适合上山！”临行前，体检医生告诉郭牧予。
郭牧予一听自己心律不齐，如当头棒喝，一下惊呆了！若上不了雀儿山，这不就意味着自己只能留在后方？那自己怎么深入生活，怎么去反映筑路部队的精神风貌？她一遍遍地告诫自己：“不！我不能留下！我要闯过雀儿山！”
“我还年轻，相信自己能支撑得住！”郭牧予当即找到带队的立兵副团长，表明了自己上山的决心，“我坚决要求上山，作为一名创作人员，死也要死在雀儿山上！”
或许是被郭牧予执拗的热情感染了，立兵副团长竟同意了她的请求。也许在今天的人们看来，生命只有一次，没必要冒这个险。可在当年文艺兵的眼里，进军西藏是毛主席下达的命令，谁能轻易退缩！
到达山顶时，天已昏黑。一名维护道路的战士说：“前面雪下得很大，扫雪机一时无法扫清道路，不能再往前了。”
“今晚就在雀儿山顶宿营！”立兵副团长当即决定。
“我们部队的文艺兵有战斗的传统，枪林弹雨都闯过来了，还怕这区区风雪吗？”立兵副团长激情难抑地鼓舞着大家，“我们的困难再大，也没有筑路官兵的困难大。我们要向把热血洒在雀儿山上的筑路英雄张福林同志学习！今晚，我们就在这风雪雀儿山顶，为这里的筑路护路英雄们演上一场！”
同志们热血沸腾了，立即进行演出准备。虽然观众只是留在山顶护路的十多名官兵，但各项准备仍然一丝不苟。风太大了扯不起幕布，冰冻的路面一步一滑，气灯也因高山缺氧点不着，怎么办？大家将四块方形雨布铺在冰雪路上，解决了滑的问题。没有幕布不要紧，皑皑雪山就是最好最大的背景，映衬着文工团员们的热血红心。汽车灯亮起来了，照得“舞台”通明。一场别开生面，让官兵倍感亲切的演出开始了。
“面对山顶的十多名护路战友，如同面对十万筑路大军。”每当谈起这次演出，老艺术家郭牧予都会激动不已，“在雪雾弥漫之中，我感到心胸特别的宽阔，好像能容纳整个世界，自豪之情油然而生。演唱时，明显比平常多了一种内涵、一份情感。”
演员们的歌声压住了呼啸的寒风，化作一股热流温暖着雪山之巅这些护路官兵的心。战友们披着雨布坐在雪坡上，被纷飞的大雪变成了雪人，但他们的手不停地为文工团演员鼓掌，他们的心也激烈地和文工团演员们一起跳动。
演出结束，文工团演员们支起帐篷，扫清地上的积雪，露出冻得凸凹不平的石块。虽然没有了“树枝铺在雪地上，好像钢丝床”的福分，大家却享受了“冰冻疙瘩按摩床”的滋味。
进军路上的后政文工团演职员们
第二天早上，风停雪住，依旧无法前进。立兵副团长眼看不少同志面色苍白，难以支持，决定立即下山。举目四望，茫茫雪海，哪里有路！大家两人一组，从陡立的山坡上，从雪窝和乱石堆里开辟道路，探路下山。郭牧予和陈述一组，他们找来两根树枝，一人一根当拐杖。郭牧予让陈述先抱紧一棵小树，一只手拉着她当“保险绳”，另一只手拿着树枝慢慢地向前探索，探实了才向下走一步，然后接陈述下来。同志们就是这样互相照应、互相帮衬，安全抵达山下西台站的。
张国华曾经说过：“进藏部队的艰苦程度，不亚于长征。”这不仅指进军西藏的先遣部队，也包括修筑川藏公路的十万筑路大军。
在这条长达2000多公里的天路上，几乎每公里、每座桥梁、每个隘口，都埋葬着人民解放军的烈士。西南军政大学第八分校文工队演员朱锡忠、邹敬燊、陈德昶就长眠在了这条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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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分校文工队腰鼓队进军甘孜途中
西南军政大学第八分校的前身为十八军随营学校，由豫皖苏军区干部学校与开封的建国学院合并组成，随后组建了十八军随营学校文工队。1950年初，十八军进驻乐山后，随营学校更名为西南军政大学第八分校。此时的文工队，已有80多人，20世纪50年代流行的名曲《金蛇狂舞》《雨打芭蕉》《步步高》，歌剧《刘胡兰》《王秀鸾》，就是该文工队创作排练的。十八军参谋长陈明义还特地发给文工队每人一双蓝色的海绵底运动鞋，在那个年代，这已算是不小的奖励了。
1952年初，在机场竣工后，经过短暂排练，西南军政大学第八分校文工队便奉命参加慰问筑路部队的巡回演出。在雀儿山工地，演出了老舍的名剧《龙须沟》。零下10摄氏度的寒夜，扮演《龙须沟》中程疯子的演员章冰，身着单衫冷得浑身颤抖，仍若无其事地说着数来宝式的台词。扮演剧中“狗子”的演员王光寿冷得脸色发青，仍按剧情需要横卧在尚有薄冰的台上。
在这样的舞台上，女演员身着丝缎彩衣，翩翩起舞。她们不畏寒冷，坚持演出的吃苦精神，让身着皮大衣观看演出的官兵感动不已。157团柴洪泉团长每晚都坐在前排，带头为文工队的演出喝彩。
然而，没过多久，不幸的事发生了。这天，文工队完成演出后宿营在某工兵团的简易俱乐部里。说是俱乐部，其实就是栽上几根柱子，周围夹上树枝的简易场所，里面四处漏风，屋顶搭上横木，上面铺上土坯，不时往下滴水，地面十分潮湿。队员们经过一天的行军和演出，早已疲惫不堪，大家丝毫顾不得这些，在临时铺垫的小树枝床上和衣一躺，便呼呼大睡。
不久，外面突然刮起大风，下起雨来。风越吹越猛，雨越下越大。睡梦中，女队员王瑞云被一种异样的声音惊醒，便起床察看。她意识到屋顶不稳，正要高喊，忽然“轰隆”一声，屋顶坍塌，土坯坠落，接着便是战友们微弱的呼救声。
这时，王瑞云来不及多想，拔腿便向附近一个连队驻地跑，去向该连队紧急求援。连队官兵闻讯赶到，在忽明忽暗的火光照射下，紧急展开施救。先用工具把土坯挖掉，然后用手扒土，抬开木棍。救助官兵的喊叫声，被埋战友的呼救声，挖土工具的碰击声，来来往往的奔跑声，响成一片。
最先被救出的队员邹各士顾不得痛，也立即投入抢救工作。接着被救出的是张家俊，一根横木压在他的大腿上，正是由于他的支撑，其他几位队员才免遭重压，而他却永远失去了这条大腿，成了终身残疾。
谢正芳被压在几根交叉木棍的缝隙里，不能动弹，战士听到她的呼救声，迅速将她救出。很快，一个个队员被接二连三地救出来……
“点名！”天黑人乱，无法知道救出了谁，下面还有谁？不知是谁出了这个主意，接着就有人高喊着点起名来：“徐队长！游青淑！黎秀实！董荣！……”一声回应，便使大家的心头放下一份担忧。
然而，当大家多次喊到男队员朱锡忠、女队员邹敬燊的名字时，却一直没有回应。大家顿时急慌了，赶紧继续呼喊，继续搜寻，然而，除了山谷的回响，再也听不见其他声音。
当大家将朱锡忠、邹敬燊从泥土里挖出来时，他们早已停止了呼吸。全体队员在极度的悲痛中，将两位烈士整容入棺，安葬在雀儿山下，献上用松枝做成的花圈，含泪痛别。
后来在庆祝西藏和平解放五十周年的时候，曾一同参加此次演出的熊观庆为怀念两位牺牲的战友，感怀作诗：
相逢五十一年前，志愿从戎两青年。为酬壮志入西藏，千难万险只等闲。也曾共饮山泉水，也曾分食糌粑面。也曾工地舞翩跹，也曾台上弄丝弦。行军共尝军旅苦，卸妆共享夜餐甜。万恶天公夺君寿，不幸罹难雀儿山。青山有幸埋忠骨，皑皑白雪伴君眠。高山为碑云作幛，百里松杉是花圈。忠魂今看金光道，车如流水藏汉间。九泉有知当自笑，何须美酒奠墓前。
这是一场筑路的硬仗，也是一场演出的硬仗。执行这次演出任务的，就是西南军政大学第八分校文工队。
1952年夏，川藏公路延伸到横断山脉海拔4600米的矮拉山下。
矮拉山不算很高，但山势陡峭，人迹罕至。夏季，这里气候多变，昼夜温差悬殊。时而晴空万里，骄阳似火；时而电闪雷鸣，暴雨倾盆；时而大雪纷飞，寒风刺骨；时而乌云压顶，冰雹袭人。一会儿让人汗流浃背，一会儿又让人瑟瑟发抖。衣服经常是湿了干，干了又湿，分不清是淋湿的还是汗湿的，就这么在身上交替着。
“尽快打通矮拉山，把公路修到昌都去！”这是执行该段筑路任务的52师156团的口号。
筑路部队的文艺生活，1954年康藏公路东线（佚名摄）
“吃点苦算不了啥，同志们就是想多看几场文艺演出。”1952年9月，156团领导在向陈明义司令员汇报工作时，提出了这样一个请求。
“这个要求不过分，我尽快安排！”陈明义司令员爽快地答应了。没过几天，西南军政大学第八分校文工队便奉命向矮拉山进发。
“文工团的同志来了！”156团一名战士大喊了一声。
“要看戏了！要看戏了！”另一名战士也跟着喊起来。于是，战士们都跟了出来，热烈鼓掌，迎上前问寒问暖，欢呼着奔走相告，那场面让文工队队员们非常感动。
“今晚就演出！”徐队长一声令下，全队人员立即开始忙碌起来。他们从战士那里借来工具平整地面，栽上柱子，挂上幕布，雨布铺在地上摆上油彩，扯个绳子搭上演出服装，道具有序放好，汽灯灌满煤油，一个简易舞台很快便搭成了。
当然，最费劲的要数装置组，在风大缺氧的高山上，栽柱子挂幕布可不轻松，挖坑要出大力，拴绳要搭人梯，大风吹来要及时检查加固。文工队人少，哪里需要哪里上，就连女演员游青淑，也干起了劳动强度最大的装置组工作，同男队员一样爬上爬下。
舞蹈《藏民骑兵队》
天还没黑，部队就提前收工，指战员们整整齐齐地端坐在背包上。接着，拉歌声此起彼伏，热闹异常，大家全然没有了劳动一天的疲惫。
战友们的豪情感染着文工队队员们，大家劲头十足。徐队长下令：“趁天气好，演出马上开始！”
当报幕员走到台边还没张嘴，台下便已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接着，男女声合唱《开山炮》，洋琴独奏《将军令》，舞蹈《小车舞》《采茶扑蝶》等节目，一个接着一个有序上演。
突然，台下爆发出一阵大笑。女队员谢正芳从侧幕看到，一位跳《骑兵舞》的男演员因用力过猛，
断了裤带，不得不一手提着裤子，一手仍坚持做着动作。见此情景，队员们在后台也笑了。这些男演员越是认真演，战士们越是哈哈大笑，台前台后笑成一片。
演出正在进行，忽然刮起大风，掀起了幕布，吹灭了汽灯。队员们立即拉住幕布，点上备用的酥油灯继续演出。一会儿，雨雪又夹着冰雹一起袭来，而且越下越大，演员脸上流着水，湿透了的演出服紧紧地粘在他们身上。台上特别滑，连站稳都困难了，酥油灯光也更加暗淡了。
“怎么办，是停还是演？”台下的官兵们丝毫没有散场的意思，个个端坐在自己的背包上，两眼期待地望着台上。演员们异口同声地对徐队长说：“官兵们坚持看，我们就坚持演！”
演出继续进行，风更猛，雪更大，演员的劲头也更足了，官兵们的掌声也更响了。台上台下情感交融，抗严寒，斗风雪，直到演出胜利结束。
在以后的几天里，队员们晚上演出，白天到修路工地和部队官兵一起劳动，帮他们洗衣服、包伤口。还挤出时间，教战士唱《筑路歌》、跳《青年舞》，办墙报，与筑路官兵亲密相处。第五天，文工队整装出发，一位队员高声朗诵起了自己的即兴诗作：“矮拉山，高万丈，人迹罕至多荒凉，战士修路不怕苦，甘洒血汗保边疆；文艺兵，登山岗，慰问部队演出忙，阶级兄弟情如火，我们永远记心上！”
由于此前的53师文工队已一分为三，组建了昌都、丁青、波密3支新的文工队。54师文工队配属52师行动后，已归建西藏军区文工团。根据任务需要，1952年8月，西南军政大学第八分校文工队又奉命一分为二，改编为53师和54师后期文工队，继续战斗在川藏公路的舞台上。演员陈德昶，就是在54师后期文工队的一次演出途中，不幸遭遇泥石流而光荣牺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