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狂飙上高原
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这么开始了，人们毫无思想准备。西藏军区歌舞团、话剧团、军乐队首当其冲，不可避免地成了这里的“文革”重灾区。
1966年5月的那个上午，西藏军区歌舞团、话剧团、军乐队（以下简称“两团一队”）数百名演职人员被召集到军区大礼堂，在极度严肃的气氛中，聆听了上级传达的一份特殊的重要文件。这便是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1966年5月16日下发的一个《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通知》要求，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五一六通知》的出台，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同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又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又称《十六条》）。该《决定》明确指出：“当前，我们的目标是斗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这就是有名的“一斗二批三改”，有时也被称作“斗、批、改”。
西藏军区“两团一队”及其每一名演职人员的命运，无不受到了这个《通知》和《决定》的强大冲击。“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迅速烧进了“两团一队”的平静院落。
同志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最初感受，是从看“黑电影”开始的。大家必须要做的，就是带个笔记本，到西藏军区大礼堂，接连观看那些所谓带有“封、资、修”流毒的“黑电影”。如国产片《英雄虎胆》《舞台姐妹》《早春二月》《红日》《逆风千里》，苏联影片《静静的顿河》《燕南飞》等，每天看一至四部。奇怪的是，美国、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影片，却一部也没让大家看。
其实，大家内心都明白，这些影片大都是那个时代的艺术精品。不少新招收的学员深受作品感染，情不自禁地边看边哭。可老一点的同志就不敢这样了，他们努力地控制着自己的情感，正襟危坐，在笔记本上工工整整地做着记录，编写着批判提纲，以备开会时发言所用。最令大家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些影片不是一度成为反对“封、资、修”的代表作品吗？怎么一下它们自己又成了“封、资、修”的“黑电影”了呢？
西藏自治区革委会成立之初，军区文工团演员乘彩车游行
李玉玲曾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对那段历史有着真切的记忆。她说：“我于1966年初调到西藏军区话剧团，才20岁，还是一名学员。记得有次看影片《草原姐妹》时，我们这些刚分进来的学员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一边看一边哭个不停，无所顾忌。那些老同志就不同了，好像根本不会受感动，始终无动于衷，边看边认真地做笔记。后来才知道这是个立场问题，怎么能被‘封、资、修’的‘毒草’所感动呢？幸好当时大家都还把我们这些学员当不省事儿的娃娃看。第二天批判这部影片时，老同志们都讲得非常激动，可我们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更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那么说，索性也就懒得听，有的竟在会场里呼呼地睡着了。”
歌舞团演员李朗辉也清楚记得，电影《抓壮丁》是根据四川方言话剧改编的，也曾被作为“大毒草”肆意地批判过。这个影片诙谐幽默，放映不到两分钟，整个观众席就炸开了锅，部队的战士们笑声不断，一浪高过一浪。可“两团一队”的文艺兵们已经学会从“政治”上看问题了，只能将嘴捂上偷偷地笑。西藏军区政治部文化部领导感到这样做，不仅没能进行深刻的批判，反而让这些影片得到了传播。一名领导当即在大会上发起火来：“你们怎能放这样的影片呢？”从此以后，大家就看不到这样生动有趣的影片了。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穿着帽徽领章鲜红夺目的黄军装，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来自全国各地数以万计的红卫兵“小将”。天安门广场上人潮涌动，吼声震天，狂热之极！
然而，就在这天晚上，西藏军区“两团一队”的演职人员正在寝室里准备批判“黑电影”的发言提纲。突然，一个房间里传出了刺耳的哭喊声和尖叫声。原来，有人从参与西藏军区“文革”小组的一名领导那里得知，上级已经将“两团一队”的演职人员划分为左、中、右三派。右派就是所谓的“保皇派”，而左派则是“造反派”。从那天起，“两团一队”便开始了尖锐的派别纷争。
“文革”期间军区宣传队男声小合唱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越烧越旺，“两团一队”的演职人员基本就不再去学业务、搞排练了。他们的生活变成了每天早晨读早报，夜里贴大字报，第二天又去读大字报，或者在一些人的吆喝带领下去冲击西藏军区司、政、后机关。也不需要进行新的创作，大家唱完《大海航行靠舵手》，再唱《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唱了《战士爱读老三篇》，又唱《三八作风歌》：“红旗飘飘军号响，人民战士歌声嘹亮。三八作风是传家宝，毛泽东思想闪金光……”大家唱了一曲又一曲，直唱得热血沸腾，浑身是劲。在“两团一队”的领导和业务骨干中，有的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有的被打成了“反革命”，有的被打成了“叛徒”，大都挨批“靠边站”了。单位成了“无政府”状态，文艺工作完全被荒废了。
“红卫兵旋风”迅速席卷整个中国大地，“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成了当时最豪迈的话语。“文化大革命”一周年之际，西藏军区歌舞团再次受命组建“中国西藏歌舞团”，出访尼泊尔王国。出国前，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出访演出人员。其间，国家对外文化交流委员会的一名领导对歌舞团说：“你们要编排《造反有理》舞蹈，到国外把地板给跳穿了，也有人来支持你们。”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当这个有男有女、人数众多的舞蹈节目，在尼泊尔这个君主王国的舞台上首演之时，当听到舞台上的演员边跳边吼着“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口号时，这些充满着期待和友谊的尼泊尔观众们完全被惊呆了，他们根本搞不懂这是怎么回事，他们还没有忘记，曾于前年来访的中国西藏歌舞团带给他们的是多么美好的艺术和回忆啊！才短短的两年时间，怎么就成了这样？这中国和中国人到底是怎么了？
“山连着山，海连着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随着歌曲《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演唱，台下明显出现了一些近似唏嘘咳嗽的异样声音，演员们清楚地看到了国王脸上显出的不快。演出是在极度的沉闷中进行的，大家明显地感受到他们卖力的表演所遭受的排斥和冷遇，这可是一个文艺工作者最不能承受的莫大耻辱。演出结束后，对方明确表示：“你们的颜色太红了，我们又不搞‘文化大革命’！”之后，尼泊尔再也没有安排歌舞团去其他较大的地方演出。
难能可贵的是，在这次出访中，也有少数的节目给尼泊尔人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如独唱女演员孟玲同尼泊尔国家电台台长一道，用尼泊尔语演唱的一曲《勇士之歌》，便以其高亢清丽的歌声征服了尼泊尔观众。
(https://www.daowen.com)
“文革”中演出《北京有个金太阳》
孟玲是西藏这方艺术沃土哺育成才的西藏军区文艺战线又一颗璀璨明星。平津战役的硝烟还没散尽，孟玲就参军进入了部队文工团，并以其铜铃般的歌声，在官兵们中赢得了“小玲儿”的亲切称谓。1959年，孟玲以天津十三中学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四年后又考入世界著名声乐教授布伦巴洛夫声乐班学习。1964年7月，孟玲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时，恰逢西藏军区文化部朱流部长陪同军区政委任荣、副司令员陈明义前来挑选演员，她被顺利选中并如愿成为西藏军区歌舞团的一名独唱演员。
1965年夏，歌舞团完成第一次赴尼演出回拉萨后，组织上将所有人员下放到农牧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孟玲也不例外，被下放到堆龙德庆县一个农家，同藏族群众一道放牧收青稞，在浓浓的酥油味中体会博大精深的藏族音乐，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砺坚韧意志。1968年底，“两团一队”到成都办“斗、批、改”学习班结束，孟玲调入成都军区战旗歌舞团。尽管在西藏的时间不算太长，但这段经历，却为她今后在艺术上的不懈追求，并最终成长为著名声乐教育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她自己所说：“在唐古拉山口唱过歌，珠峰脚下留过声，樟木口岸合过影，还有什么不能吃的苦呢？”1979年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从事声乐教学后，孟玲结合多年教学实践，摸索总结出了独到的“孟氏教学法”，注重为每个学生量身定做学习方案，之后再引导学生逐步进入“佳境”。孟玲为部队和社会培养了大量知名的声乐人才，先后在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中荣获金奖的王宏伟、刘和刚等，便是她的得意门生。
就在“两团一队”正遭受方兴未艾的“文革”运动猛烈冲击的时候，军区一支由新招学员为主体的文艺分队，却开始了在藏东南历险式的慰问演出。
让时光回溯到1964年9月，西藏军区文工团正在北京进行出访尼泊尔前的精心准备，舞蹈队木一队长接受了一项新的任务，由他带着舞蹈队针钢、何楚平在北京招收一批年轻的舞蹈演员苗子。为此，军区张国华司令员还专门向北京市领导万里写了一封亲笔信，得到了北京市教育部门的大力支持。经过近一个月的反复挑选，最后确定的25名学生被西藏军区批准入伍，最大的只有13岁，最小的才11岁。其中，10名较小的学生被送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接受为期五年的代训，其余的由木一等六名舞蹈队员带着在西南民族学院进行专业技能培训。
1967年7月，“文革”风暴愈演愈烈，成都的武斗也全面升级，木一他们所带学员的安全面临着严重威胁。经请示西藏军区政治部同意，木一决定将15名学员提前带回西藏归建。按照军区要求，他们排练了一台小型的歌舞节目，从成都出发，沿川藏公路进行慰问演出后再进藏。到达昌都后，又分成两个小分队，一队由木一、何楚平带队，绕道进入察隅部队慰问演出，一队由梁仲文、季玉衔带队，经扎木、排龙到米林等部队慰问演出。
《火种》剧照（1968年）
察隅地处偏远的藏东南横断山脉一角，是东西走向的喜马拉雅山脉和南北走向的横断山脉的交汇地。这里峡谷纵横，林壑幽深，地质脆弱，山洪、雪崩、泥石流频发，是一个充满危险、封闭难至的区域。经过几天的艰苦颠簸，木一带着12人的小分队来到了某边防团。以前从来没有演员到这里来演出过，小分队的到来，让官兵们一个个高兴得像过年一样。他们拿出在西藏其他地方很难见到的水果、蔬菜招待大家，让这些来自北京的小演员们惊喜感动不已。
天刚黑，各个连队早已列队在团部大操场，拉着歌等候着演出开始了。当报幕的小演员走到台口，还未张嘴，台下便响起了哗哗的热烈掌声。紧接着，小歌舞、对口词、小快板，一个个精彩的节目紧凑有序地上演，让官兵们饱餐了一次久违的精神盛宴。
随后，小分队又深入到边远一线连队慰问演出。有个前哨连队，每年仅有两个月能够通行，连队的报纸等学习生活用品，全靠人背马驮，一趟至少也得两天时间。所在边防团董书文团长得知小分队要去这个连队演出时当即表示反对，他说：“老木，到这个连队得翻一个很高很陡的大雪山，那里气候变化无常。有一次翻山就牺牲了我们的一名战士。你带着这批小演员，出了事咋办？”但木一却坚决地说：“我们代表西藏军区党委来演出，一遇上艰苦的地方就不去怎么行！”
董团长实在拗不过，只好对木一说：“你们实在要去，就必须听我们的安排，让一名医生、四名战士护送你们。”
离开团部没多久，山势陡然增高，一道数里长的乱石陡坡犹如天梯一般立在大家面前。同志们只得下马步行，有些地段实在无路，就让战士们在前面用战备镐凿出脚窝，再扶着小演员们艰难前行。天黑时，他们一行才到达半山腰，只得就地搭起帐篷，铺上树枝凑合着就寝。小演员们哪见过这场景，都非常害怕。小分队让老同志睡在外边，团里派出的战士轮流站岗，这才让大家得以安心。好在第二天天气凑趣，小分队顺利翻过被誉为“魔鬼岭”的大雪山，天黑前便抵达了前哨连队。
呈现在这些小演员们面前的是一支怎样的连队啊！战士们一个个胡子拉碴，棉袄露着破絮。由于严重缺水，好多战士服役三年都没有洗过一次像样的澡。大家不约而同地感到：“我们来得太对了，太应该了！”在这里，连队干部让演员们通过望远镜，观看了印军出早操的情况，连印度军官训斥士兵也看了个一清二楚。站在前沿哨所，大家强烈地意识到，祖国父老乡亲之所以能安宁无忧，不正是这样一群群耐得住寂寞、吃得下万苦的边防官兵们，在牢牢地守护着祖国的边防线吗？
文工团的六位姑娘（左起：梁怀敏、凌莎、初燕玲、邵小芬、李玲、吴玲）
第三天，演出小分队就要离开了。战士们送了一程又一程，演员们走一阵又停一阵。紧握的手久久不忍松开，满眼的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淌。木一几次对他们说：“你们回去吧！”可战士们就是不肯，又送了很长一段路，来到一个山口，木一只好强令他们返回。但是小分队走了很远以后，回头仍能看见战士们在山口处整整齐齐地目送着他们。
文工团返回察隅后，又为所在部队演出了十多天。离开察隅返回昌都，再沿川藏线到达有名的通麦险隘。这里是泥石流频发的重灾区，中科院在这个地段建起了一个科考营地。
这天，1967年8月29日下午，演出小分队的汽车离开科考营地，刚来到一个拐弯处，便突然听到身后传来轰隆隆的震天巨响，顿时群山震荡，半壁山坡坍塌下来，泥石流以排山倒海之势，卷着巨石和大树形成的滚滚洪流，向下奔突而去，接连不断的沉闷的轰鸣回响在高山深壑，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发生了。转眼间，科考营地不见了……小分队乘坐的卡车，也被强烈的地震震得东摇西歪，时而跳离地面，时而又重重砸下，在这突发异常的紧张时刻，木一镇定地对驾驶员说：“不要慌，把稳方向，往前冲！”驾驶员紧紧抱住方向盘，职业的本能促使他驱车飞快地向前奔跑。来到一个确信安全的道班后，驾驶员将车停下来，一下便瘫坐在了那里，连声说道：“好危险！好危险！”车上的其他人同样是脸色煞白，惊魂未定，毕竟是与死神擦肩而过，命悬一线啊！
就在当天晚上，投宿在通麦兵站的小分队演员们听到了不幸的消息：在他们离开险区不久，途经该路段执行战备运输任务的总后某团在清理路障时，10名官兵被泥石流掩埋而壮烈牺牲。后来，这10名官兵被中央军委授予了“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川藏运输线上十英雄”光荣称号。在险峻的通麦大桥桥头，从此便矗立起了那座镌刻着“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川藏运输线上十英雄永垂不朽”的高大纪念碑，在沧桑的岁月中见证着驻藏官兵英勇的牺牲与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