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团一队”的“文革”命运
随着形势的恶化，派性越加严重，矛盾更加尖锐。在“军宣队”的组织下，不少同志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打成了“反革命”“叛徒”“漏网右派”等。
“什么‘文化大革命’，我看是大革文化的命。就是这场‘文化大革命’，把我们‘两团一队’给搞垮了。”
“在‘文革’前的16年里，我们文工团出了多少在全国有影响的文艺作品，但‘文革’开始后的10多年里，我们的文艺怎么都恢复不起来，几乎很少见到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文艺作品了。”
……
每当谈起“文革”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作为亲历者和见证人的那些军区文艺老战士，无不痛心疾首、愤愤不已。
歌剧《张思德》剧照
1968年12月，西藏军区“两团一队”奉上级命令，全体来到成都市崇庆县的白头工地，办起了“斗、批、改”学习班，历时一年零五个月。出乎大家预料的是，这个学习班并不是西藏军区派人来办的，而是由内地某个军派出一名营教导员和一些班排骨干具体负责。人们称之为“军宣队”。
1968年12月，中央军委决定西藏军区由大军区改编为省军区，隶属于成都军区管辖，西藏军区“两团一队”编制被撤销。但“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并没因此在“两团一队”停止下来，反而越烧越旺。大家被越来越多的大字报和各种大大小小的批判会冲击得一塌糊涂，如火如荼的“文革”运动占据了同志们的全部头脑和时间。
随着形势的恶化，派性越加严重，矛盾更加尖锐。在“军宣队”的组织下，不少同志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打成了“反革命”“叛徒”“漏网右派”等。乐队队长张纪甫是个心直口快的人，有时爱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这就很容易被人抓住“尾巴”。还在“文革”之前，张纪甫负责传达一份与江青有关的文件时，顺便插了一句话：“江青是谁，你们知不知道？”其实他想表达的意思是，“江青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爱人，你们知不知道？”可“文革”运动一来，这句话就被拣出来说事儿了，说他是话中有话，是在攻击江青过去那段不怎么光彩的历史。另外一次是在1964年10月10日，张纪甫也是在传达文件时，问大家：“你们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他原本是想说“今天是辛亥革命纪念日”，却被人以他曾是国民党部队一名军乐队队员为由，说他是“国民党的兵，念念不忘国民党的国庆”。在那个时代里，这便是两件“铁证如山的滔天大罪”了，因而他很快就被“军宣队”定成了“现行反革命”。
歌舞团演员李朗辉给小孩取的名字，竟差一点儿给他惹来大祸。他小孩于1958年出生，取名“李祖雄”，以寓“大跃进祖国出英雄”之意。可李朗辉出身地主家庭，在“斗、批、改”中，有人便指出这个名字带有祖祖辈辈出英雄的意思，硬说他同剥削阶级家庭划不清界限，给他扣上了“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
舞蹈演员黄湘临，旧社会是一名孤儿，在好心人帮助下上的学。10岁那年，她在重庆杂技团的同学从苏联演出回国，给了她一张在成都剧场汇报演出的门票。在“斗、批、改”期间，有人私下揭发，说这群从苏联演出回国的小孩身穿呢子服，头戴鸭舌帽，黄湘临去看演出是同特务接头。“军宣队”得知此事后，便在会上大肆批判，说：“有人自称是孤儿，其实她的问题复杂得很，必须老实交代。”黄湘临当时根本不知说的是谁，所以完全没在意。“军宣队”的人索性指着她说：“这个人就是你。”一个10岁的小孩硬被说成有“特务”嫌疑，还居然形成材料装进了她的档案，恐怕再也没有比这更荒唐的事了。后来，“军宣队”派人到重庆杂技团，调查了那个所谓戴鸭舌帽的特务，对方一听就气不打一处来：“你们简直是神经病，谁说我们是特务？”
著名诗人郭小川的堂弟郭宏图被定为叛徒，同样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据说是在解放前的某一天，郭宏图所在的村子来了一伙国民党兵，对村里的人说：“你们村来了共产党，谁参加了他们的会议，请在上面签名。”郭宏图在他人的诱导下，出于好奇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当时他还是一名13岁的学生。就是这样一个未经核实的传闻，便将这位1948年便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同志定成了“叛徒”，开除其党籍和公职后遣回原籍，他妻子的临时工身份也被取消了，生活过得相当艰难。
作曲周仁年被“军宣队”定为“伪官吏历史反革命”，也仅仅是一个主观臆断的结论。自贡解放前，他在国民党伪政府当过户籍股长，主要负责户口簿管理。自贡市属和平解放，按政策他算起义人员。但有人向“军宣队”举报说，周仁年曾在四川大学读书，担任第二十六届合唱团团长，所在合唱团是个地道的反革命组织，所以他是解放军用大炮轰过来的反动分子，不能视为起义人员。“军宣队”便以此将他定为了“历史反革命”。
看见身边的同志一个一个被以这样那样的原因扣上了帽子挨批斗，有的甚至被定上罪名下了狱，歌舞团合唱队的骨干演员吴希胜彻底失眠了。由于复杂的家庭背景，吴希胜一来到这个世界，便与国民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外公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舅舅是国民党一个不小的官，他本人也是大地主家庭出身。他完全可以靠舅舅的关系走上国民党的仕途，可他却选择了革命，当了一名以批判国民党反动派为己任的文艺先锋，与出身家庭彻底决裂。(https://www.daowen.com)
1959年，吴希胜从总政文工团调到西藏军区文工团。在总政文工团时，他就是业务骨干，曾随团到苏联、捷克、波兰等国家访问演出。在西藏军区歌舞团，他更算得上一位业务基础十分过硬，且见多识广的主力歌唱演员。正是有着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和特殊的家庭背景，他对政治问题一向比较敏感，言行十分谨慎。在大家的眼里，吴希胜是一个非常能吃苦，待人十分友好的同志。话剧演员原燕生清楚地记得，原来的文工团院子里有一个藏式楼房，楼房后面有块背阴的平地。当时部队的生活很单调，大家便合计着在那里搞起了一个简易的溜冰场。吴希胜每天半夜里都主动起来，穿上皮大衣，从井里打了水浇到冰面上，让大家第二天能够更好地溜冰。这个溜冰场在整个拉萨都小有名气，连军区陈明义副司令员都来滑过。
当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降临之后，吴希胜这位大家公认的好人，便无论如何都难逃一劫了。有人向“军宣队”举报，说吴希胜有不少跟外国女明星的合影照片，是典型的里通外国。加上他家庭出身又不好，执行极“左”路线的“军宣队”便认为抓到了一条“大鱼”，把他列成了批斗的主要对象。每次批斗，都强令他低头弯腰，老实“交代和认罪”。可他始终不肯低头，也不弯腰，从不承认强加在自己头上的“里通外国”的帽子。有人曾在吴希胜的住处搜到一支手枪，说他是想复辟。其实，这只是一支用作道具的连枪机都拉不开的报废手枪，歌舞团舞蹈创作员陈继章还同吴希胜一块儿玩过这把枪，竟然也成了吴希胜的又一罪证。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批斗一次次升级，吴希胜原以为“过一阵子就会好些”的想法渐渐地破灭了，脑子里只剩下从未有过的迷茫和绝望。一天晚上，“军宣队”声称第二天要搞一次揪斗大会，将他与外国女明星的合影照片办一次大的展览。当夜，吴希胜在极度的痛苦之中，以上厕所为由跳进白头工地的粪池里自杀了。据原燕生回忆说：“吴希胜是个很讲尊严的人，他宁肯死，也要保留作为人的最后一点尊严。”
可就在吴希胜死后，也还有人不肯放过他，还贴了一张“吴希胜遗臭万年”的大字报。直到“文革”结束，吴希胜的这顶“特务”帽子才被摘除。
吴希胜的死，对“两团一队”那些所谓有“问题”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一时间引发了可怕的连锁反应。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乐队队长张纪甫，也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当一辆拉炮的牵引车开过来时，他不顾一切地向车轮下面猛扑过去。幸好驾驶员眼疾手快，猛踩刹车才没有将他压死。可就在这时，“军宣队”的人却大声斥责他：“你不是想死吗？咋又不死了呢？”张纪甫定了定神后，回答说：“我想到了老婆和孩子，现在不想死了。”结果便引来了好一阵令人心惊胆战的口号声：“打倒张纪甫，张纪甫自绝于人民。”
云越、李连君是话剧团里公认的骨干。他俩有一个共同的经历，就是都曾在国民党的演员剧社干过。他们到文工团后，创作了很多反映革命题材的好剧本。云越是话剧队队长，还以饰演蒋介石享誉当时的话剧界。可在这场运动中，有人说他们是被解放军的大炮轰过来的，是假投诚，是混到解放军里的特务。李连君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他狠命地抽着抹上清凉油的香烟，连住的帐篷都熏黄了，以此来刺激紧张的神经。与他同住一室的原燕生见他这个样子，十分担心地劝慰他说：“你不要这样，若精神垮了，人家还真以为你有问题。”
看见吴希胜自杀后，李连君思想压力越来越大，他借上厕所之机把手摸向舞台旁的电闸，一下被打出了很远，所幸没有被电击死。李玉玲曾是话剧团派到革委会的一个成员，她亲眼看到满脸灰尘的李连君，身后跟着一群人，高呼着“打倒李连君，李连君自绝于人民”。她怎么也不明白，李连君进军西藏20年，创作了那么多反映革命题材的优秀话剧作品，是大家非常尊敬的好老师，可怎么一到“文革”就成了“假投诚的特务”了呢？周刚作为文工团进藏时最小的演员，长期跟云越睡一个被窝，靠云越一步步拉扯着到了西藏，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世界上哪有这样关心同志，不懈追求艺术的特务呢？
1970年5月，在成都崇庆县办的“斗、批、改”学习班宣告结束，原军区“两团一队”解体。徐永亮、刘旭林、齐春祥、孟玲、吕先耘、田淑英、雍西等部分业务骨干调入成都军区战旗歌舞团，陈继章、李朗辉、罗念一、王瑞云、周刚、干希玲、王勉之、索娜等业务骨干，留在西藏军区组建宣传队，而张永安、梁继承、寇有年等大部分人员，或调往西藏军区机关部队，或转业下地方工作。一支完备的部队文艺队伍就这么分流了。
为期一年多时间的“斗、批、改”学习班，留下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吴希胜的死、张纪甫的“现行反革命”、郭宏图的“叛徒”、周仁年的“历史反革命”……一个不到300人的学习班，怎么会有这么多有如此严重“问题”的人呢？对此，西藏军区党委给予了高度重视，及时委托拉萨空支组织了“斗、批、改”学习班复查工作组，由南海副司令员负责主抓复查工作。
复查不提陈年旧账，不搞辩论，组织大家反复学习政策，很快就澄清了云越、李连君等人的所谓“问题”，先后给张纪甫、周仁年平反，对在整党中搞错了的李朗辉、刘止军等的问题进行了纠正。遗憾的是，吴希胜、郭宏图等的问题在当时却未能得到及时解决。对此，陈继章有着十分中肯的评价：“尽管这次复查仍有不如意的地方，可我们还是得感谢南海副司令员，是他在关键时刻以明确的态度和有力的工作保护了一批文艺骨干。”
1971年4月，西藏军区奉命组建宣传队。由吴万钧、陈继章分别任队长和副队长，苏华、郭瑞英分别任政委和副政委，保留了原军区“两团一队”年轻学员和少量老文艺骨干，组成了一支70多人的文艺队伍。
新组建的宣传队，首先面临的是吃住问题。由于原来的“两团一队”是撤销单位，人员又长期在内地办“斗、批、改”学习班，驻地早已分给了其他部队，或被其他单位占用。宣传队人员乘机返藏，回到原来的驻地一看，都惊呆了。营房破烂不堪，原来非常漂亮的两大排练场，一个被用作仓库无法腾出，另一个虽已腾出但破烂不堪。原来的饭厅被其他部队当成了马棚，腾出后短时间内难以恢复。最可惜的是原文工团资料室，原来拥有大量存书，特别是出访朝鲜、尼泊尔等珍贵的文艺资料保存完整。但宣传队接手时的资料室，只剩下了满屋子的乱纸垃圾。资料中的图片全被撕走，各种书籍散乱得根本理不出头绪。有幸的是原歌舞团的服装、道具仓库完好无损。打开一看，尽管积满灰尘，但东西还算完整，加之西藏气候干燥，损失不大，如《洗衣歌》的服装穿上即可演出，为几天后的汇报演出提供了宝贵的物质基础。
吃饭问题同样严峻。由于“文化大革命”的长期折腾，从“两团一队”脱胎而来的宣传队不仅没有任何经济盈余，还欠了军区后勤部四万余元的伙食账。原文工团在西郊有很大一个农场，是老同志们一镐一锹开垦出来的，但都被周围的生产部队占去了。在西藏如不搞生产，只能靠上面供应的脱水菜及罐头生活，根本无法保证演职人员的身体健康。后来通过积极协调，宣传队要回了原文工团农场的部分土地。
部队官兵已许久没有看到文艺演出了，对刚组建的宣传队寄予了厚望。演出任务异常紧张，但两年多不练习基本功的演员，还有一段紧张的恢复期。如何做到自身建设和演出任务两不误？全体演职人员继承发扬老文工团员的优良传统，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练基本功，排演节目，靠自己的力量修复了宿舍、排练厅、厨房和饭堂，修起了围墙、猪圈，还在后院修建了一座400多平方米的土木结构、全玻璃的温室，使宣传队很快变了样。在军区首长的直接关心下，宣传队获准从成都军区和西藏军区复员的文艺骨干中复招了部分人才，及时缓解了文艺骨干严重不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