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人丢到兰州去
整个军区宣传队，真正能创作编排文艺节目和登台演出的演职人员还不到15人。以如此队伍和来自北京、成都、兰州、新疆等地的九个专业文艺团体同台竞技，又哪里来的底气呢？
1972年11月，经周总理亲自批准，全军专业文艺宣传队在沈阳、兰州、南京、广州四地，分片举行文艺调演。西藏军区宣传队被划定在兰州片区参加。
接到调演的通知时，对是否参加这次全军文艺调演，宣传队领导很是有些犹豫。他们深知，现在这支刚组建不久的宣传队，无论是文艺创作还是演出经验，都远远不能与过去那个被确定为出国访问演出团体的西藏军区文工团相比了。
作为部队专业文艺团体，本应该始终把业务摆在突出位置，始终按文艺规律办事，以业务建设取得突出成就。可在那样的年代，唱样板戏成了文艺演出的主流，确定文艺团队的领导人选也主要看谁学毛选学得好。当时西藏军区宣传队的领导班子成员，就能很充分地体现这一点：队长吴万均之前是西藏松宗步校的教员，政委苏华是军区独立团的宣传干事，副政委郭瑞英在西藏军区总医院传染科当医生，苏华和郭瑞英都是当时学毛选的标兵。可以说，整个班子里，真正懂业务的只有副队长陈继章。
舞蹈《新战士上岗》
的确，当时的陈继章，已经是西藏军区文艺战线少有的“老人”了，他那曲折的文艺军旅，便真实地折射了西藏军区文艺团（队）曲折的发展历程。1949年，四川自贡和平解放，17岁的陈继章遇到了自贡市军管会文教处处长兼十八军文工团团长王静之。经王静之介绍，陈继章到十八军参军入伍，被分配到西南军政大学八分校文工队负责舞台灯光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顶替患疟疾病的舞蹈演员李继兵学跳苏联红军舞，成为文工队跳苏联红军舞的主角。1951年，文工队到达甘孜，陈继章有幸参加了西南军区音乐舞蹈训练班，进行了一年半时间的培训，从此走上了专业舞蹈之路。参加西南军区第二届文艺汇演，他编排的舞蹈《抢渡金沙江》《昌都民间舞》，分获二等奖和三等奖。此后，他便既是编导，又是演员，还是舞蹈教员。组织上多次派他和同事们到北京、上海等地观摩学习。这期间，陈继章先后编导了《珠峰红旗》《高原轻骑兵》《童年》《新战士上岗》《两个侦察兵》等一系列形式鲜活且生活气息浓郁的优秀舞蹈作品。最突出的要算《新战士上岗》和《两个侦察兵》，一上演就深受部队官兵的喜爱，连陈明义司令员也赞赏有加，还给陈继章高套了一级工资。1960年，陈继章担任了《舞蹈》杂志特约通讯员，成为文工团最早加入中国舞蹈家协会的两名会员之一，先后在《舞蹈》杂志上发表文章十余篇。但随着“文革”的开始，这个靠业务立身的文艺骨干也基本荒废了他所钟爱的舞蹈艺术。不仅没能编创出有质量的新作，就连《两个侦察兵》这么深受官兵喜爱的作品，也因“叛匪太狡诈，正面人物压不住台，明显不符合‘三突出’标准”而不能上演了。1976年，担任军区宣传队队长的陈继章，又因为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被调到日喀则军分区任文化科副科长了。
正如陈继章所说，组建军区宣传队时，在人才的保留上，全由“斗、批、改”学习班工作组的人提出方案，然后报西藏军区党委研究决定。如果能够多征求一些内行的意见，也不至于让那么多的业务骨干流失，如独唱演员孟玲和黄崇德、戏剧创作员刘宗佑、舞蹈编导李俊琛等。要是能把周仁年留下来，作曲也就不会那么难；能把张纪甫留下来，乐队就会好办得多；能把董荣留下来，编排舞蹈也就省心多了。然而，这一切终究都只能是个假设。当时，上面有的领导认为，就是要让搞文艺的中间多些“懂政治”的人，甚至有人说就是要给文艺队伍掺点“沙子”。
虽然军区宣传队组建不久便有了七十多名演职人员，然而这究竟是一支什么样的专业文艺队伍呢？真正从军区“两团一队”保留下来的演员仅有三十来人，除了部分从其他单位调来的“懂政治”的文艺外行外，其余的将近四十人，都是那些对文艺一窍不通的“斗、批、改”学习班工作组成员临时新招的学员，很多都不能登台演出，到拉萨后又纷纷调出宣传队从事其他工作去了。整个军区宣传队，真正能创作编排文艺节目和登台演出的演职人员还不到15人。以如此队伍和来自北京、成都、兰州、新疆等地的九个专业文艺团体同台竞技，又哪里来的底气呢？
这是一个星期天，西藏军区政治部吴健主任刚起床，宣传队吴万均队长、苏华政委、陈继章副队长、郭瑞英副政委便心急火燎地来到他的住处，向他专题汇报参加全军文艺调演一事。向首长简要说明事由后，大家便顾不得“犯忌”，急切地谈起了他们的困难：“这次调演主要以歌舞节目为主，可我们宣传队的创作力量实在是太薄弱了，如今只剩下作曲罗念一、舞蹈编导栾之火和副队长陈继章是专业创作人员。若我们参加全军文艺调演搞砸了，把人丢到兰州去了咋办哟？”
吴健主任听大家说完，沉吟了好一会，然后对他们说：“这样的机遇很难得，人不够还可以从外边借嘛？”就这样，军区宣传队从西藏自治区歌舞团借调了藏族民歌独唱演员热桑，还将曾在文工团工作过的乐手郭殿英借调了回来。但这仍然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宣传队专业力量薄弱的根本问题。
经过宣传队领导的深入发动，同志们集智集力，突击创作赶排了一批新的歌舞节目，如舞剧《进军路上鱼水情》《尼洋河畔》，舞蹈《织双毛袜送亲人》《边疆巡逻兵》《练为战》，歌曲《送柴》《高原汽车兵》《翻身农奴上大学》《心中的歌向着北京唱》等。其中，由黄湘临编的舞蹈《织双毛袜送亲人》，源于她在搞社教时的生活经历。她亲眼看到，一群藏族妇女坐在太阳下捻毛线，将一双双毛袜织好后送给部队官兵。为编排这个舞蹈，她再次对藏族妇女捻毛线动作进行了仔细观察，在舞蹈中给予了细腻表现。调演中，专家评委称这些捻毛线的动作“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给予了很高评价。该舞蹈还被撰文刊登在兰州片区文艺调演的《简报》上。
由于创作力量薄弱，演员经验不足，加之准备时间仓促，参加调演的总体情况很不理想，还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舞剧《进军路上鱼水情》，包含了向西藏进军、老阿妈送糌粑、欢送部队向拉萨挺进三个场面，是宣传队精心打造的一个参赛节目，大约需要表演40分钟。可上演不到几分钟，扮演藏族老阿妈的演员李玉玲因用力过大，不小心将头套弄了下来，顿时变成了一个活脱脱的年轻大姑娘。李玉玲本身是一名比较成熟的演员，可谁也没有想到是她首先出了问题。原来，她已有了身孕，腰一天天变粗，正式演出时将腰带扎得特别紧，影响了动作控制。但李玉玲还是鼓着勇气重新戴上头套，认真地把戏演完，一下场便大哭了一场，别提多懊恼了。(https://www.daowen.com)
舞剧《尼洋河畔》接着上演。饰演管家的演员金克弘髌骨曾受过伤，当节目演到工人们联合起来轰他以泄愤恨的时候，他往后退着向上跳时，髌骨再次出了问题。幸好他灵机一动顺势滚下了场，没有让观众看出什么破绽。可后边还有他的戏，总不能草草收场，陈继章赶紧让创作组的阿旺顿珠顶替，一边化妆，一边由导演黄湘临教他动作。刚化完妆，阿旺顿珠连动作都没学会就得上场了。急得金克弘在下边连连提示，一会叫“向左”，一会又让“向右”，一会叫“转个圈”，一会又让“举鞭子”，台下观众根本不知道是咋回事，还以为舞蹈本身编排了“管家”AB角。陈继章回忆说：“幸好阿旺顿珠没有回头看后台，在台上的情绪也不错，有些演员也将就他的动作做调整，总算把这个戏勉强应付了下来。”
舞蹈《尼洋河》1972年
由于这次调演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可避免地受着极“左”路线的影响。舞蹈《知识青年到农村》演出后，很受观众欢迎。但由于舞蹈中老阿爸赶着大车送青年学生到农村去，说了一句“这条路不好走嘞”的台词，就被某单位在调演《简报》上撰文批判，说：“毛主席说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个节目却说这条路不好走，唱反调。”面对这样的无限上纲，宣传队的领导只得赶紧将这个节目从节目单上拿掉，从此将它打入了“冷宫”。
参加兰州片区调演结束后，西藏军区宣传队受命去兰州西固工业区演出。西固是一个很大的化工基地，工矿企业很多。宣传队尚未到达，当地便早已传开：“洗衣歌文工团”要来演出啦！可当时仅在这里给西藏军区宣传队安排了一场演出，整个剧场只能容纳一千多人，怎能满足众多工人的需求。外面上千名工人围着剧场拼命向里面冲，西固区用上了很多警力仍无法维持秩序，最后只好动用两百多名民兵，才保证了场内正常的演出。白天走在街上，不时就会有人指着她们说：“这是‘洗衣歌’文工团的！”大家听到这些话，都倍感骄傲。
1973年4月，西藏军区党委对宣传队领导班子作出了调整，任命陈继章为队长，郭殿英为政委，李朗辉、王瑞云、罗良兴为副队长，郭瑞英、周刚、索娜为副政委。摆在新班子面前的最突出的问题，仍然是专业文艺人才缺乏。经请示西藏军区党委同意，宣传队先后派出了以陈继章、李朗辉、罗良兴、王瑞云为组长的招生小组，前往新疆、上海、沈阳、成都等地招收新的专业演员。
临行前，军区陈明义司令员专门来到宣传队，对陈继章说：“我和新疆军区政委曹思明、副司令员兼建设兵团司令员张竭成是军事院校的同学，新疆建设兵团所属师团的宣传队都将撤销，你们可以从中挑选一批演员。”陈司令员还不放心，给曹思明和张竭成写了亲笔信，并盖上他的私章，指定由陈继章和西藏军区政治部文化处副处长张庭林前往。他们来到新疆军区建设兵团后，张竭成司令员给予了大力支持，不仅派了专车，还安排了专人陪同。两个月里，他们不辞辛劳几乎跑遍了新疆所有部队，从中招收了18名文艺骨干，其中还有一名维吾尔族演员——麦里古里，在部队演出时很受欢迎。
就在这一年，副队长李朗辉到上海音乐学院、上海戏剧学院招收了10名新学员，如后来创作《拉萨夜色美》的作曲家东海、演奏《黄河》协奏曲的郭多嘉和军区文工团有史以来第一个从事专业舞美设计的王冠。副队长王瑞云到辽宁沈阳招收了一批新演员。副队长罗良兴在成都复招了一批成都军区战旗歌舞团转业到地方的演员。这些文艺人才充实进来以后，宣传队一下扩充到了180余人的阵容。他们还派专人到上海、成都等地，采购了价值两万余元的钢琴和一批音箱舞台设备。
演员阵容的壮大，演出设备的更新，给宣传队增添了新的能量和活力，为创作排演大型话剧和歌舞剧提供了可能。
1975年，宣传队先后排演了大型话剧《枫树湾》、协奏曲《黄河》。在钢琴的伴奏下，在全新的舞美设计中，在军区的大礼堂内，两部大型文艺作品演了一场又一场，在部队官兵中引起了近乎轰动的效应。特别是话剧《枫树湾》，反映了土地改革时期，老区人民同顽固派进行殊死斗争的历史，在西藏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话剧布景复杂，人物众多，排演难度极大。但全体剧组人员在话剧队孙光明队长的带领下，克服了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及时将这个多幕话剧搬上了舞台。
话剧《枫树湾》剧照（1975年）
虽然当时“文革”已近尾声，但排演如此气魄的大型话剧和协奏曲，仍然招来了一些受极“左”思想影响的人的非议，有的领导就认为这是典型的“大、洋、全”。所谓“大”，就是规模大，场面大，声势大；所谓“洋”，就是用钢琴这样的洋玩意来伴奏；所谓“全”，就是指宣传队什么节目都敢搞，甚至连牦牛都准备编成舞蹈，这不是把“牛鬼蛇神”搬上舞台吗？这些不懂行的、假积极的批评指责，给文艺工作的健康发展带来了极坏的影响。正如当时的副队长李朗辉所说：“这种情况，不仅挫伤了演创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而且也让后来的文工团领导顾虑重重，不敢放开思路排演一些有创意和质量的文艺节目，导致很长时间都出不了有影响的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