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文革”遭遇
“文革”中的杨星火，不仅新作频出，还在西藏边防线上收养了一个藏族孤儿；而罗念一却成了“漏网右派”。
在十年浩劫的“文革”中，著名女诗人杨星火是幸运的，不仅新作频出，还在西藏边防线上收养了一个藏族孤儿，就是后来取名唐雪兵的阿旺次仁。杨星火生育过三个子女，不幸的是，小女儿唐雪虹在三岁时被车祸夺去了生命。
1971年7月，杨星火深入西藏吉隆边防采访。一天，边防站召开军民座谈会，吉隆区党委书记巴桑提出要杨星火帮她办一件事。原来，吉甫村有个孤儿名叫阿旺次仁，未出世阿爸就死了，后来他阿妈也死了。阿妈临死前有个遗愿，就是她死后让儿子阿旺次仁跟着共产党、解放军去内地学习，回西藏当干部！巴桑书记对杨星火说：“听说你在西藏工作了20年，对西藏人民感情很深，就把阿旺交给你吧！”冷不丁地听巴桑书记这么一说，杨星火很是吃了一惊，内心十分矛盾。收养孩子，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杨星火在西藏工作整整20年，算得上是西藏人民哺育成人的，让她为他们抚养一个孤儿，完全是应该的。然而，她又确实有自己的实际困难。由于长期从事写作，每年都要下部队，完全是个“飞鸽牌”的家庭成员，家中的两个孩子全由丈夫老唐管。老唐工作很忙，左肾因结核病切除了，只剩下一个肾，还有炎症。里里外外都由他一个人忙，已经就很累很不容易了！再带一个孩子回去，行吗？杨星火把这些实际情况告诉了巴桑书记，并答应先发个电报回去征求一下老唐的意见。巴桑书记十分理解，叹了口气说，是呀，多一个孩子的确是一项不小的负担啊！
电报发出去一个礼拜了，却迟迟没接到老唐的回电。杨星火心里直犯嘀咕：这位老兄怎么回事？怎么不表个态呢？啊，是了，不表态也是个态度，兴许是他不了解情况，让我作决定吧？就在这天中午，杨星火开门去吃饭时，发现门前石阶上坐着一个藏族孩子，赤着脚，浑身只围了一块破麻布片。她吃惊地问：“这是谁呀？”藏族战士顿珠说：“这就是要你抚养的那个孤儿阿旺呀！”杨星火掏出几颗奶糖给孩子说：“你先回去吧，等成都来电报后我再来接你！”孩子吃着糖，摇摇晃晃地走了。吃过中午饭，是杨星火雷打不动的午睡时间，但她却怎么也合不上眼。一闭上眼睛，就看见阿旺摇摇晃晃的身影。摇着晃着，小小的身影似乎又变成了她那死去的小女儿！天啊！过去因为在西藏，没能亲自抚养自己的小女儿，让她死在了车轮下……如今，面对这个没人抚养的藏族孤儿，自己能眼睁睁看着他这样孤苦伶仃地过日子吗？在这茫茫的森林地区，夜里常有野猪和野狼闯进人家，万一……想到这里，杨星火再也静不下心了！她想打开门透透气，谁知一开门，啊！那个孩子又坐在门前的石阶上了！他抬起头，直瞪瞪地望着杨星火。那一对亮晶晶的渴望母爱的眼睛，就像小羊羔望着羊妈妈一样。顿时，杨星火猛地张开双臂，一把抱起孩子，轻声地呼喊道：“我收下你了！收下你了！我的孩子！”
小阿旺笑了，又哭了！杨星火也已泪流满面。
藏族战士顿珠边跑边欢呼着：“收下了！收下小阿旺了！”边防站副站长高声喊着：“炊事班长，快烧锅热水洗洗娃娃呀！看他一身那么脏，晚上怎么上床睡觉啊！”
吃过晚饭，杨星火关上门窗，用连队洗菜的木盆，给阿旺洗澡。正在洗的时候，忽然听见有人在外面说话，抬头一看，玻璃窗外挤满了藏族乡亲。一位老阿妈大声地说：“孩子的阿妈是个瞎子，生出来就没洗过澡啊！如今孩子有解放军阿妈了，幸福了！真是感谢共产党，感谢解放军啊！”
几天之后，杨星火带着阿旺回到拉萨。同志们纷纷传开了，说杨星火这次采访带回来一个藏族儿子！在给阿旺次仁办户口的时候，杨星火将他的名字登记成了唐雪兵，取长大后回雪山哨卡当兵之意。在“曾用名”一栏填上了“阿旺”二字。从此，这个可怜而又幸运的藏族孤儿，开始了在杨妈妈温暖家庭中的幸福生活，从3岁到16岁，从一个不识字的孩子到一个学习成绩优异的高中毕业生。然后，他回拉萨考上西藏大学，并恢复了阿旺次仁的藏族名字。大学毕业后，阿旺次仁先后在教育部门和商检战线工作，让杨星火这位汉族母亲感到无比的欣慰，而他的亲生阿妈更是能含笑九泉了！
1995年9月1日，在中央电视台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的电视晚会上，杨星火和阿旺次仁参与拍摄了《一个藏族孤儿和他的汉族母亲》专题节目。电视播出以后，杨星火收到不少观众的来信，表达了他们对老西藏们忘我牺牲和无私奉献的深深感动。有的老西藏在来信中深情赋诗与她共勉：母爱崇高如珠穆朗玛，藏汉人民的友情长如雅鲁藏布，维护祖国统一的信念坚如泰山……(https://www.daowen.com)
同样是从西藏军区文工团（队）中成长起来的罗念一，其人生旅途特别是“文革”之旅，就全然没有杨星火这么幸运了。
1955年，全军部队第一次精简整编。罗念一入伍六年，已是副排职干部，写出了《叫我们怎么不歌唱》《请你喝杯酥油茶》《支前》等十余首歌曲和两部歌剧。正当他满怀信心，准备创作出更多的优秀作品时，组织上却决定让他复员。原因是罗念一的父亲曾经给贵州军阀侯子担担任过家庭教师，侯子担解放初期阴谋叛乱被镇压后，罗念一的父亲念及当年情谊，掩埋了侯子担，土改时便被作为立场不稳定的异己分子遭到镇压。虽然罗念一百般地不情愿复员，但也只能服从组织决定。与战友们挥泪告别后，罗念一沿着自己亲手修筑过的川藏公路，黯然来到西藏军区设在四川邛崃的转建支队，等待着结束他难以割舍的高原军旅。
“我不管，你们把他给我叫回来，他还是个娃嘛？父亲的事与他有什么相干？”时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的陈明义从南京回到拉萨，得知了罗念一因父亲问题被“精简”的消息，当即给有关部门的同志发了火。
老将军的一句话，改变了罗念一的一生。重新归队后，罗念一又投入了更加狂热的音乐创作之中，先后写出了《美丽的西藏，可爱的家乡》《夏尔巴的歌声》等五十余首歌，并为《洗衣歌》《珞巴的春天》等二十余个舞蹈和电影《农奴》的音乐作曲，一举成为部队大有前途的青年作曲家。尤其是《洗衣歌》的脱颖而出，使他走上了音乐创作的巅峰，也让他领略了人生的悲欢无常。
在席卷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单凭家庭历史问题这一条，罗念一就已是“在劫难逃”了，很快便被下放到曲水县农村改造。那里风沙大，条件差，藏胞们对这位金珠玛米也心存芥蒂，因为上面已打过招呼，要对他实行监督劳动。罗念一白天上山放羊，同藏族群众下地种青稞，夜晚则走家串户。他不吃白米白面，完全按照藏族生活方式，喝酥油茶、吃糌粑，还说一口地道的藏话，同年轻小伙一道干重活，一起跳藏族踢踏舞，唱藏族民歌，很快就被这些淳朴的藏胞当成了自己人，特别是听说村里老老少少都会唱的《洗衣歌》就是他作曲的，大家对他更是肃然起敬。只是藏胞们有些纳闷，这么好的人，为啥还要“监督”呢？
半年后，罗念一回到拉萨，全面接受审查。走进军区宣传队的大门，迎接罗念一的不再是鲜花掌声。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压得他抬不起头来，那些被煽动起来的小将们，也一改往日的谦恭，一副对待阶级敌人的架势，当晚便给他开了斗争会。罗念一诚惶诚恐地独坐一隅，小将们踊跃发言，纷纷指责《洗衣歌》哪里是在表现军民的鱼水情谊，分明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调情作品，《农奴》和《拉萨之春》也分明是在为农奴主唱赞歌，等等。最后的结论便是：罗念一的作品完全是资产阶级情调的反动作品，他本人则是“漏网右派”，应立即送回原籍改造。罗念一很快被押往四川崇庆县接受审查，实质则是等待地方接受复员。受审期间，实行武装看守。罗念一白天参加强制劳动，夜晚接受无休止的批斗和检查，身心遭受极大摧残。所幸的是，罗念一的复员决定和档案寄送到老家四川合江的时候，家乡人民并没有抛弃这位远行的游子。合江县委的领导拍着胸膛说：“罗念一这个人我们了解，他刚解放时参了军，到西藏写出了很多好歌，至于他父亲的问题发生时，他早已离开了家。”为此，合江县拒绝接收他复员，径直将他的档案退回了部队。
罗念一命途多舛，而他的代表作《洗衣歌》的命运就更是一波三折了。“文革”开始不久，这个舞蹈作品就被列入了批判禁演之列，就连其编导李俊琛和曾经表演过它的“七姐妹”，也被要求一个不留，全部复员返乡。后经西藏军区党委及时纠正，才保留了“二姐”黄玉茹和“六姐”黄湘临等个别骨干。
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洗衣歌》的命运才逐步得以改变。1969年的一天，周总理看完总政歌舞团的彩排后，问解放军总政治部文艺处处长魏风：“原来有一个藏族舞蹈叫什么名字？”魏风说：“叫《洗衣歌》。”周总理说：“对！《洗衣歌》。”周总理接着说：“《洗衣歌》可以跳嘛，你们要跳！”1971年，西藏自治区和军区领导向中央汇报两派斗争的情况后，周总理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有《洗衣歌》吗？你们要像《洗衣歌》那样搞好军民团结、汉藏团结！”在欢迎西哈努克亲王访问朝鲜归来的晚会上，周总理特地问起“为什么没有《洗衣歌》”。当有人告诉他《洗衣歌》被列为调情作品时，周总理明确指示：“《洗衣歌》格调高雅，是一部健康向上的歌舞剧，以后要多出类似作品。”1973年8月，在党的十大期间，周总理握着才旦卓玛的手说：“……西藏是歌舞之乡，我看《洗衣歌》就不错嘛！”1974年国庆晚会，周总理指名要上演《洗衣歌》，才终于使这部经典作品得以在如此重大场合重见天日。
这个消息一传到拉萨，罗念一的命运便发生了根本变化。西藏军区也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重新审查，为他作出了结论，推倒了强加给他的一切错误定性和不实之词，特地派人将他接回部队。然而，那整整十年黄金般的创作年华，却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