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再唱《洗衣歌》
“文革”刚结束，中断13年的全军文艺汇演再度举办，首都北京再度呈现高原文艺兵的风采。曾在第三届全军文艺汇演中荣获多个奖项的《洗衣歌》再度上演。
这是罗念一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幕。1976年初的一天，在堆龙德庆县体验生活的罗念一，突然听到屋外一片号啕大哭。他赶紧跑出来，只见村里的群众个个呼天抢地，悲痛欲绝。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罗念一正在纳闷，村里的喇叭声再度响起，西藏人民广播电台再次播出：敬爱的周总理去世了……罗念一顿时如五雷轰顶，随即便失声痛哭起来。是敬爱的周总理，解放了《洗衣歌》，也解放了罗念一啊！罗念一飞奔回屋，悲情如泻，奋笔写下了歌曲《翻身农奴永远怀念周总理》：
蓝天里灿烂的太阳放光辉/一只雄鹰沿着祖国的江河大地飞/那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关心人民的幸福不知劳累/为了人民的解放英勇无畏/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7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个罕见的多事之秋。新中国的三位缔造者，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举国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之中。在毛主席逝世一周年之际，为缅怀这三位开国元勋的丰功伟绩，1977年总政举办了第四届全军文艺汇演。于1976年10月复编的西藏军区文工团，及时组织力量参加了此次汇演。藏族女独唱演员群宗，深情演唱了罗念一创作的这首《翻身农奴永远怀念周总理》，把无数的首都观众带进了对周总理的无限缅怀之中。歌曲真挚动人，既感染了观众，也征服了评委，在汇演中如期获得创作和表演两项大奖。
在西藏军区文工团参加这次汇演的节目中，歌曲《咱们的书记下队来》和小型舞剧《进军路上》，也受到了观众和评委们的普遍好评。
“三月春暖桃花开，咱们的书记下队来，迎着春风齐上阵，大闹春耕好气派。六月麦苗迎风摆，书记领咱把会开，富民政策灌良田，庄稼长势喜人爱……”《咱们的书记下队来》这首歌是文工团创作员任善炯感悟现实生活的直接成果。1975年，他到林芝米瑞区体验生活，就住在区委书记家里。这位书记是从部队复员下来的一名战士，他为了当地群众，整日里忙碌奔波，从来不知疲倦。在一次次共同劳动中，任善炯被他的事迹深深感染，便拿起笔创作了这首歌词。这次能够获奖，还得益于罗念一对西藏民歌的独特理解和深厚造诣。正如西藏著名评论家李佳俊所说：“罗念一的音乐作品，是在大量吸收西藏各地民歌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具有浓郁的‘酥油糌粑’味儿。许多歌曲一经发表，就会迅速得到藏族人民的喜爱。人们确认它是藏族歌曲，但又无法具体说出它来自哪一个地区或哪一首民歌。歌曲既融合了藏族民歌的曲调，又表达了新的思想感情。”《咱们的书记下队来》以优美旋律，从3月、6月、9月到雪花飘飘的12月，深情讴歌了一个四季为民操劳的好书记形象，成为当时专家评委看好的又一个亮点节目，在汇演中荣获了创作奖。
舞蹈《进军路上》（1972年）
小型舞剧《进军路上》，是根据50年代初52师文工队创作的小歌剧《一袋糌粑》再度创作的。舞剧反映的是，十八军进藏过程中，官兵严格执行毛主席“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他们捉麻雀，抓地老鼠，挖野菜，把省下的口粮送给苦难藏胞，藏胞把仅有的一袋糌粑支援给部队的感人故事。舞剧也在汇演中获得了创作奖，饰演藏族老阿妈的文工团副团长索娜获得优秀演员奖。1977年9月13日，《解放军报》对舞剧中扮演老阿妈的索娜有过这样一段描述：
……索娜的一家，与剧中人老阿妈的身世是多么相似呀！当老阿妈身带铁镣在舞台上蹒跚行进时，索娜就想起了自己的阿妈在农奴主统治的黑暗年月里，从昌都到拉萨千里讨饭的悲惨生活；当毛主席派来的解放军砸碎老阿妈身上的锁链时，她就想起了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高原，百万农奴翻身做主人的幸福今天；当老阿妈把雪白的哈达敬献到毛主席像前时，她就想起了毛主席十年前在天安门城楼同她亲切握手、照相，并高兴地观看她们演出的幸福情景，像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毛主席啊大救星，您的恩情深似海，藏族儿女世世代代把您赞颂！
客观地讲，在西藏军区文工团参赛的16个文艺作品中，很难找到能够产生深远影响的作品。时任文工团歌话队队长的原燕生曾毫不隐讳地说：“‘文革’虽然刚过，但留下的后遗症却不可小视。加之当时新的中央领导人提出‘两个凡是’，仍然极大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大家不求艺术上有功，但求政治上无过。仔细分析我团选送的16个文艺节目，很多节目政治色彩太浓，艺术成分实在有限。也许这就是没能推出高质量精品的一个主要原因吧！”
尽管如此，这次汇演还是让文工团的一批创演人员得到了很好的锻炼，佟建华、东海、群宗、顿珠次仁等同志迅速地成长了起来。
如果说才旦卓玛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代藏族歌唱家，群宗、顿珠次仁则算是继才旦卓玛之后的第二代了。
翻开群宗、顿珠次仁的简历，居然是那样的相似。他俩都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日喀则，顿珠次仁比群宗稍大些，一个来自拉孜县，一个来自才旦卓玛最早所在的居委会。到了读书的年龄，他们都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不能正常上学，只好跟着大家“闹革命”；都是唱着才旦卓玛的《毛主席的光辉》《想念毛主席》《北京的金山上》等歌曲，进入县里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上山下乡参加演出的。(https://www.daowen.com)
1971年1月，日喀则军分区文艺宣传队选拔人才，他们同时被选中，并很快成为宣传队的台柱子。略有不同的是，1972年春，群宗因参加拉萨调演表现突出，被调到西藏军区宣传队。两年后，她又被组织上选送到才旦卓玛的母校——上海音乐学院学习。就在这一年，顿珠次仁也被调到西藏军区宣传队，第二年也被选送到群宗所在的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学习，都师从于才旦卓玛的恩师——我国著名民族声乐教育家王品素教授。为此，顿珠次仁还经常跟群宗开玩笑说：“别看你年龄比我小，可还是比我早一年进校的师姐呢！”
“上海音乐之春”是上海最高规格的音乐活动，才旦卓玛名震全国就是从这里起步的。群宗和顿珠次仁每年都要参加“上海音乐之春”的演出，或许是由于人们对才旦卓玛的高度认同，群宗很快便有了“小才旦卓玛”的称号。1976年9月，群宗随中国青年艺术团到瑞士、希腊、比利时、卢森堡等四国进行为期两个多月的访问演出。在瑞士演出时，正逢毛主席去世，这位农奴的后代，含泪演唱了才旦卓玛的成名曲《毛主席的光辉》，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由于三人都师从王品素教授，顿珠次仁和群宗便有机会亲身感受师姐才旦卓玛练唱的功力，她的声音是那么的明亮光泽。顿珠次仁曾特意向王品素教授问起过才旦卓玛独特嗓音的奥秘，王教授指着自己的胸腹之间，形象地说：“歌声的翅膀就在这里，你想飞得越高越远，越要使翅膀抖起来，这就是才旦卓玛的歌声飞起来的动力。”在王教授的悉心调教下，群宗和顿珠次仁顺利结束了五年的声乐学习，先后成为西藏军区文工团的独唱演员骨干。1982年1月，西藏自治区举办专业文艺调演比赛，他俩都拿到了演唱类的重要奖项。1984年，全国举办首届电视青年歌手大奖赛，顿珠次仁作为西藏唯一选手参赛，开创了藏族选手参加全国青歌赛的先河。虽然未能在比赛中获奖，但他面对彭丽媛、关牧村、殷秀梅等众多强手，仍以一曲《长江，我们民族的母亲河》，顺利地闯进了决赛。
1985年夏天，西藏军区文工团在大裁军中被撤销。第二年年底，群宗和顿珠次仁转业到西藏自治区歌舞团担任独唱演员。1986年5月，在全国首届青年民歌通俗歌曲大奖赛中，群宗与彭丽媛、毛阿敏、成方圆等大牌明星同台竞技，以一曲藏族民歌《拉许北格桑啦》，一举夺得“银孔雀杯”。群宗回忆说：“我本来就很紧张，看到有的选手被淘汰了，在下面哭得很厉害，我心里就更紧张了。我冲进决赛后，在北京学习的很多藏族学生来到比赛现场为我打气助威，我在台上唱，他们在下面使劲喊。当我突然听到主持人说我得了奖，眼泪一下就流了出来，人家举奖杯，我却愣在那里。”这一年，顿珠次仁参加了第二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以一首《我爱拉萨日光城》进入了决赛。
在新的时代里，他们长期活跃于西藏舞台，频频走向世界，把从西藏军区文工团获得的宝贵积淀，弘扬成更加高远的歌唱艺术，永远地定格在了各族人民的心里。
按照历届全军文艺汇演的要求，参赛作品应是新创作的歌曲、舞蹈和曲艺节目。或许是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突出的政治社会效应，抑或是长期备受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特别关爱，曾在第三届全军文艺汇演中荣获多个奖项，并一度在国内外掀起学习表演热潮的舞蹈《洗衣歌》，竟被获准参加第四届全军文艺汇演，成了全军文艺汇演少有的例外。
《洗衣歌》在拉萨大昭寺前演出，为进京参加全军文艺汇演作准备
这次的《洗衣歌》，由舞蹈队教练黄湘临负责编排，纪小红跳“小卓嘎”。在小卓嘎假装扭伤了脚想要“骗”开班长这一重要细节中，按过去的编排，“小卓嘎”只要跺一下脚，然后转上一圈就可以了。然而这次黄湘临却要求纪小红跺脚后再多转一圈。几年前，纪小红就已经改行演话剧了，舞蹈基本功难免有些生疏。就是这样一个动作，她竟练了半个多月。参加汇演时，这个动作引起了舞蹈人士的一致好评，特别是一些曾经学跳《洗衣歌》的同行们说：“你们跳的《洗衣歌》真棒，我们跳的《洗衣歌》不如你们正宗。”在这次汇演中，纪小红同群宗一道，同时上了总政文化部的《简报》，也算是在汇演中涌现的新秀了。
令纪小红最难忘的是，她见到了马玉涛、耿莲凤、韩芝萍等多位全国著名歌唱家，并和她们在同一个房间里化妆，亲耳聆听了马玉涛演唱的《马儿啊，你慢些走》以及韩芝萍演唱的《十唱周总理》。每当提起这次汇演，她都不无感慨地说：“过去只是在广播和收音机里听过她们的歌，这回可是见到真人了。她们在舞台上的那个从容劲儿，哪是我们能比的啊？我同孙瑞堂、李玉玲演唱《华主席送来“红五卷”》时，双腿抖得那个厉害啊……”
就在这一年，罗马尼亚“多依那”艺术团170名演职员第四次来到我国访问。在来中国之前，该艺术团已经学跳过《洗衣歌》，可文化部领导看了以后，感到他们跳得很不标准，不少舞蹈动作走了样，便给西藏军区文工团一个任务，教他们重新学跳这个舞蹈。纪小红清楚地记得，“多依那”艺术团的演员们学得非常认真。当他们学到演员不停地踩脚这个动作时，便不解地问：“这是在踩什么？”纪小红通过文化部派来的翻译解释说：“用脚踩衣服。”他们更是迷惑不解了，追问道：“为什么洗衣服时要用脚来踩呢？”纪小红一下给问住了，她反问道：“你们洗衣服用什么呢？”翻译告诉她说：“他们用的是洗衣机。”
小时候，纪小红曾在国营干洗店里见过像一间房屋那么大的干洗机，这时候她的头脑里仍然没有洗衣机这个概念，当即便问道：“你们的洗衣机有多大？”他们一时无法回答，便说：“很大。”多年以后，纪小红在朋友家里见到了洗衣机，那个像房屋一样大的洗衣机才从她头脑中消失。纪小红曾多次深有感触地说：“人们生活环境的不同，对特定舞蹈语汇的理解不一样，也许这正是罗马尼亚艺术家跳《洗衣歌》时走了样的原因吧！”
《洗衣歌》再度热演后，引起了一名美国记者的关注。他在一篇题为《中国文艺重新繁荣》的报道中写道：“我在东北看过一个叫《洗衣歌》的舞蹈，情节是一群农村姑娘如何用计为一位年轻战士洗衣服，表现她们对人民解放军的热爱。1973年，也就是在激进派权势最盛的时候排演的脚本上，姑娘们干脆就是当着战士的面把衣服偷走了，因为那位战士伸着拳头，摆出一副致革命敬礼的架势，忙于把眼睛盯着观众，顾不得有人偷衣服。在1977年的演出本上，一位姑娘故意同战士逗笑，把他的注意力引开（这种情节在江青被打倒以前是绝对看不到的），别的姑娘就把衣服偷走了。题材一样，但是现在的表现方法比较可信了。”这段关于《洗衣歌》细节的描述，很能说明“文革”中，文艺因政治味太重而变形变味的问题，这是一个外国人用旁观者的眼光对这些问题的审视，值得人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