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斗争抗霸凌，则霸凌亡！

以斗争抗霸凌，则霸凌亡！

网络上很多挺“太阳花学运”的人以为，我是那种老国民党教育的老八股，是保守服从权威的“乖学生”。事实上，在我的成长过程里，一直带有反叛草根的性格，包括和影响我甚深的父亲为政治观点不同论战，从小就大胆挑战父权。

我的家庭背景，不是一般台湾人认为典型支持国民党的“军公教”，而是有话直说的“草地人”（台湾闽南语特有用词，指乡下人），每每过年过节，亲戚们在台南老家团聚，总要指着电视论政，你一言我一语，全是闽南语发音，比政论节目、庙口开讲更加“俗搁有力”（闽南语，指通俗而单刀直入）。

在我读高中之前，学校也都在台北市最具乡土气息的艋舺地区，我在龙蛇杂处的环境里，早早就磨练出浑身斗性，因此等到我高中上了建国中学（台北市最好的男子高中）后，再看那些从台北市东区（社经地位、文教水准较高的学区）的初中毕业的同学，就对他们的那种“温良恭俭让”大为不解。

这篇日记里提到我对训导处的不满，亦是那时少年的我对学校官僚文化的反抗。我并不反对学校有管教学生的权威，但非常看不惯标准不一的差别对待。我因为从小考试都得第一名，在校也像是有种“特权”，所以批评师长，师长也要礼让三分，不好把我当“坏学生”处理。这篇批评训导处的日记，后来被训导主任抽查时看到，不但没有开罪于我，还特别嘉勉我写日记竟能如此认真，也算得上颇有气度。

我坚持既然要谈民主，那就必须巩固法治，法治就是标准一致，不能分不同人、不同“形象”，批判标准就有差别。偏偏台湾社会虚伪得很，政治人物一堆靠所谓“黑道大哥”选举固桩，却好意思用“黑道”批评政敌，正应了张安乐先生“白天说黑道，晚上叫大哥”的名言。许多自号人权运动者，在道理上说不过我，就喜欢扯我和“黑道”在一起，此种论调，正说明他们的“人权”是假，仍是看出身的那套封建观念，和鲁迅笔下那些嫌寡妇“祥林嫂”脏的人相差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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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一年四月三十日，初中二年级，联络簿日记

我初中时的志愿，本想做个为弱势义务出头的律师。也是受李敖影响，我非常坚信用法律维护权益。初中一年级时，班上老师让几个同学轮流“记名字”，记下课堂中间哪些人不守秩序，有次轮到我，便记下了几个同学擅离座位、制造吵闹，等到下课后扫除时间，他们几个人竟包围我出言恐吓：“要是不把我们的名字去掉，你就会出事情。”当时我的反应，现在说起来也挺有趣，竟是立即回他们“统统都犯了恐吓罪”。

后来我向老师告状，老师却想“搓圆仔”（和稀泥）吃案，我便在课堂上站起来，直指她说：“许〇〇，你不处理没关系，还有员警会处理，明天就让龙山初中大家一起上报。”语毕，便冲出教室要到教师办公室打电话报警，因为那年代还不流行手机。老师吓了一跳，赶忙要男同学去拦住我，我又一把将他们甩开，警告“谁阻挡报警，到时妨害自由一起告”。最后，我成功到了教师办公室，吓坏了其他一票老师，好说歹说劝我别打电话，这事才算了结。

当时的我，与其说是勇敢，不如说其实是胆怯。为了怕自己真的“出事”，便告诉自己一定要闹大，放到台面上，反而才能最安全。从小学到初中，班上也常有某一同学特别被孤立霸凌的情形，其他同学多是联合一起欺负他，就算是所谓“乖学生”，也只是袖手旁观，只有我总扮演那唯一的“异类”，特别和被围剿的同学交好。

毛泽东有句名言：“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对我而言，对付恶势力的霸凌，便是“以斗争抗霸凌，则霸凌亡！”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使我产生这样的斗性，影响了我后来在政治上的主张及行动。